人生总会有很多次站在选择的路口，也有很多需要权衡的地方，但关键的选择可能就是两三次。
导师选择
现在我时常会想，若当时错过自己的人生导师，真不知道现在会身在何处，以及是否依然有机会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
第一次听到席老师的名字，是在一次人文学院开设的哲学课上，那已经是32年前的事了。在那次课堂上，授课老师询问我们是否知道所在的管理学院里谁是学问做得最好的青年教师，当他在黑板上写下“席酉民”三个字的时候，我们都很茫然，毕竟本科生对学院的了解不会很多。虽然此事很快被大家淡忘，但却影响了我接下来的选择。当我确定读硕士时，本科学位论文自然就选择了席老师做指导。当时，学院管理系系主任卫民堂老师告诉我，席老师要求严格，需要做好心理准备。
第一次与老师见面，是在学院战略所。那时已近深秋，老师穿着一件灰色风衣。开始我心里很紧张，但与席老师聊过几句话之后就不由轻松下来。老师给我介绍了当时正在做的三峡决策支持系统的相关研究，送我一本装订的研究成果资料册(现在还记得封面是蓝色)，希望我能结合黄元舒师兄的毕业论文继续研究。
求 学
我本科论文阶段就有幸进入当时前沿的管理研究领域，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群体决策的影响。很难料想，这样的学术印记一直延续至今，当前我依然在从事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组织管理理论开发的启示性研究。
与当下师弟师妹们有浩瀚的参考文献不同，我们当时做研究可以参考的参考资料很少，因此导师每次出国都会给我们带回来很多购买的或复印的文献资料，这成为我们了解国际学术前沿的重要渠道。
勤奋认真的态度，是我从导师那里学到的做学术的立身之本。
老师曾经给我们讲过这样的一次经历：他当年在农村时，有次开着乡里的手扶拖拉机到西安市买肥料，浑身尘土，脚下穿着一双磨破了底的草鞋，路过西安外文书店时将拖拉机停下来就径直往书店里去，没承想却被店员挡住，并告诉他“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这件事情老师讲得很平淡，但我相信当时对他的触动一定很大。老师是中国内地第一位管理工程博士，很早就有各种国家级奖励加身，这离不开他对学术锲而不舍和勤奋认真。也是因为自己当时的家境不好，老师这种勤奋上进的精神对我产生了格外深刻的影响，时时提醒我珍惜每一次机会尽全力将事情做好。
1993年，我迈入研究生阶段，校园里Office系统还没有流行，文字编辑主要靠WPS和华光系统。当时去席老师家里，经常能看到茶几上摆放的打印出来并且被整齐裁减以后的文字小块。由于WPS和华光无法处理复杂表格，当时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这样的申报书内容就只能将一个个文字打印出来再粘贴上去；为了平整美观，粘贴时须用镊子和双面胶纸小心操作；有时为了工整，还会在粘贴以后再进行复印。我们很感谢师母，起初导师的许多论文和书稿都是师母一个字一个字录入的，即使在寒冬，师母也会在交大印刷厂的打字间里一刻不停地工作。当看到自己手写的本科论文成为铅字，发表在《决策与决策支持系统》期刊(《管理科学学报》期刊前身)上时，我非常开心。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极大地鼓舞了自己的科研兴趣和信心。现在，科研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环境越来越优越，但席老师身体力行传播我们的这种认真勤奋的做事态度却愈久弥珍。
学会思考, 是我从导师那里学到的最大本领。
老师有个习惯，一旦有时间就会将自己对社会现象的思考记下来，并讲述给我们。从登机牌的故事里，我们知道了精细服务的无上境界；从刻意安排的返程航班的故事里，我们知道了市场竞争规则的重要性；从小孩子卖冰糕的故事里，我们学会了激励和监督的原理……这些平凡的故事，往往都富含哲理和管理智慧，都是老师在品味生活之后的思想凝练。
多少年之后，我们明白以上习惯其实对解决管理研究知与行之间的矛盾大有裨益。当前，很多人抱怨管理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差距问题，而这点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后来，在与Andrew H. Van de Ven教授合作中，发现他将此称为“入世治学”(engaged scholarship)的学术范式，即强调研究者进入现实的管理情境里去认识和反思，而我们在现实中得到的理论就是我们相信并应用的理论。
国内外很多人很佩服老师的一点是，他兼具优秀管理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双重身份，而且他用理论研究指导他的实践。老师在西安交大做副校长时，管理的是学校最复杂的后勤，他采用授权机制将后勤工作处理得高效有序。今天回到母校看到整齐美观的餐厅和宾馆等设施，还会禁不住为老师对学校的贡献点赞。而我们走进西交利物浦大学这所中西合璧的校园时，无论在校园设计还是内部管理上，我们更是深深体会到“和谐管理理论”的影响。在研究里行动，在行动里研究，这是老师教给我们的为学之路。
为 学
在席老师2022年出版的《管理何为：一个“理想主义”践行者的人生告白》一书里有这样一句话：
你想活成什么样的人？……我一路走来，想来想去觉得没什么太多后悔的事，路就是这样走的。醒悟得稍微早点，你会走得更丰富多彩一点。
我们每个人或许迟早都会问自己这句话：“你想活成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是在自己还有改变机会的时候，就醒悟到这句话的重要性，这对我们而言是一种幸福。
“We only live once”，关于目标的认同会帮助我们减少人生中的很多后悔。我虽然没有像老师那样在30岁时就想明白这些问题，但也同样从这句话里获得很多启示。
如前所述，我们这一代研究者面临的是不断变化中的学术环境，难免要多走一些弯路，以上问题便显得尤为重要。
博士就读期间，我从事的是管理科学领域的决策分析研究，1997年10月博士答辩的学位论文题目是“国际贸易谈判中的收益模型”。毕业后在电子科技大学工作的那些年，正是国内工商管理学科逐渐发展的时期，同时研究的规范化和国际化开始成为主流的评价标准。2003年访问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期间，我的研究开始转到组织行为方向，也学会了新兴的结构方程模型等研究方法，并与合作者John Graham教授在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期刊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2012年作为富布赖特学者访问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期间，我又有机会转到组织理论方向，学会了以案例研究为代表的定性研究方法，并与Andrew H. Van de Ven教授有了大量的合作研究。很开心，经过这些年不断尝试与调整，我终于找到自己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和问题。
作为老师，我们需要教会学生如何学习，而做到这点，我们自己需要先掌握学习的技巧。就像老师在《管理何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人生告白》这本书里讲到的，我们当前所做的事情不见得是我们喜欢的，但只要不放弃探索和尝试，我们总会在不喜欢的事情里逐渐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有时会听到大家对当前浮躁的学术制度环境的抱怨，讲实话，我不太喜欢新制度主义理论关于“制度铁笼”的价值主张，其实每个人面临制度压力时都是有选择的能动性的，或多或少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只是当人们相信了制度作为外部力量难以改变时，来自内心的求变想法和信念就会减少。或许这方面我们可以学点“陕西愣娃”的笨劲。有次听席老师聊起他对这个词的理解，我觉得挺有趣。这里“愣”可能有点贬义，通常是指“做事不懂得变通、愣头愣脑”，但事实上这也是“愣”的好处，“认死理、不认命”。就像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所讲到的：
既要脚踏实地于现实生活，又要不时跳出现实到理想的高台上张望一眼。在精神世界里建立起一套丰满的体系，引领我们不迷失不懈怠。待我们一觉醒来，跌落在现实中的时候，可以毫无怨言地勇敢地承担起生活重担。
经常和学生讨论一个问题：有没有想过五年之后的“possible self”？若没有这样的考虑，我们都只能忙在世俗的当下，也很难做好在许多同样看似有吸引力的机会选择面前的取舍决策。
我的博士论文封面及其中的分析模型举例2015年，我与徐淑英老师等一起开始在学院开设管理研究哲学课程，其中涉及管理研究的“相关性”(relevance)问题，我们希望告诉学生重视理论研究对现实问题的贡献。当然，学术研究应该兼听则明，有次看到《哈佛商业评论》对James March的访谈，我诧异了。在March看来，学者最大的乐趣是与头脑中的谜题不断对话，而不是首先去想象研究如何解决现实问题，他说：“学术精神的特点之一是思想上的美，这甚至比相关性更重要；我们关心那些想法具有的某种形式上的优雅、慈悲或惊喜，即所有美的东西能给予人的。”在那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March为何有如此的认识，个人以为，作为大学老师，我们在研究上最应在乎的是内心的兴趣；作为研究者，我们能够享受学术自由，原因在于我们的内在需求总是比外部评价的要求更高。
对我自己而言，转入组织管理领域的时间较晚，后来确定的研究选题又有点挑战性——“组织势”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是企业管理领域的非主流研究问题，研究进展和论文发表方面也就更费力一些。有时自己也会想：这样的坚持是否有价值？或许因为走过一些弯路，反而对当前的选择愈加珍惜。我也更加清楚为何March喜欢以堂吉诃德期许学者研究，或许为学之道更像是一个自我挑战的游戏。March关于大学老师身份的认识，也很值得我们借鉴：“我认为自己是个老师。老师的幸福在于学生理解并占有了我们的思想，并视为己出。学生们是宝石，我的角色只是把它们磨光一点点。最后，我会被忘记，而他们还在那里。”席老师在《管理学家》(2011年2月刊)有篇文章《我给大师当“老师”，大师给我当“司机”》，也讲到对March作为学者的欣赏，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反对大家常怪罪于体制和管理问题，但从大师本身的努力，我们也会另有一些启示!”
“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想明白这些道理，我也愈加喜欢自己所从事的大学教师这个职业。教育的本质就是唤醒，唤醒学生沉睡的潜能和信心。回想当年，自己还是一名本科生的时候，就有幸参与老师《CEO领导科学与艺术》一书的编写，书中讲述的很多领导学理论都无法用自己当时的经验去理解，但却激发我善用逻辑和想象去思考问题的习惯。这样的习惯逐渐成为自己后期在研究与教学上的能力来源，也不断唤起对一些看似抽象的管理问题的研究兴趣与理解。当然，能像老师那样做到唤醒是不容易的，虽然我自己带学生时也在努力尝试。如同心理学所揭示的，信任首先是以信任者个人愿意担当一定风险作为代价，因此唤醒或授权总是一门看似简单但却不容易做到的艺术。
启 示
在本科的前三年，我学到的更多是知识；之后进入席门，我收获的是为学和为人之道，此时，师道风范对我的影响是伴随一生的。当年，老师曾经给我们打过一个比方：人生成长就好比面对一扇单向玻璃，向前看总是看不透、模糊的，向后看却是路径分明、清晰的，而老师就是不断指引我们穿透那扇玻璃的引路人。后来，我到了电子科技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工作，每次面对一些行政成长或学术成长之间的选择、一些本土研究或国际主流研究之间的取舍时，都会心生情境中的困惑，当年求学时的历练总能适时地帮我解惑，在一些重要的决策问题上我也总会再咨询老师。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我相信，在朴素的师生关系里，我们每个人都能体会到成长，也收获到幸福。
（本文摘自《教育何为：发现自我，成为自我》，作者：井润田，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主席，从事组织变革本土理论开发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