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1949年8月9日，鲍启华同志出生于上海。
虽说她是真正的“吾生于百年繁华上海城，浦江水滋养吾心身”（沪剧《敦煌女儿》唱词，鲍启华同志顶喜欢的一句），典型的一位在外打拼的上海小囡；但是严格地说，她还是应该算作安徽人。当然，她也认可自己是个安徽人：直到今天，若是叫她写一张有关个人信息的表格，她还是会在看起来已经可有可无的“籍贯”一栏里，郑重地填上“安徽”两个大字，然后转过头来问她的孙子：“来，那个亳州的‘亳’字怎么写啊？”
她最爱看的电视频道甚至都是安徽卫视。每天中午11点45分，《男生女生向前冲》，期期不落，雷打不动。
1950年8月9日，赵震强同志出生于上海。
他一开始记的不是这个日子，他记的是农历生日，六月二十六。后来他和鲍启华同志结了婚，新娘子一查日子：诶，阿拉两噶头（沪语，我们两个人）明明是同一天生日嘛！于是，有了这个历史性的发现之后，他才开始过8月9日的新生日。
他的老家在浙江，嘉兴市，嘉善县，离上海不远，可以说是“铁隔壁”（沪语，紧挨着）。所以，在他的童年里，每到学校里放假，他总是要到嘉兴去住一段的。
因此他也就异常地恋旧。在我还是个半大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他就突发奇想，坐了长途车，呼哧呼哧，带我跑到嘉善去了。那会我有严重的晕车，下了车，好不容易呼吸到一口新鲜的空气，他就拉上我，在路上，在桥上，风风火火地走。他给我看嘉善的河，给我指河边的石阶，告诉我他从前是如何如何地在河边捣洗衣裳；他带我去田间的地头，喂我吃新摘的莲子，笑眯眯地跟我讲，他采着莲蓬游着泳，就能把一整个暑假的时辰挥霍光。
他甚至还领我去了一条偏僻的小径。一路上又是飞虫又是树叶，他走在前，我走在后，转个弯，才看到一个破祠堂。问了人，把赵家祖上的牌位都请出来了，然后就压住我的头，叫我扑通跪下来，拜。他甚至还想跟管事的说，能不能现场帮我们爷俩一人做一个牌位，就和祖宗们摆在一起，以免以后再也来不了了。后来觉得，实在是有些太不吉利，这才终于作罢。
后来他的确再没有去，因为生病。
我也再没有去，为了活着。
1961年8月9日，三年困难时期到了最后一年。
提到这三年，赵震强同志总会义愤填膺地下定论，说这都是“大跃进”乱搞，整的一大批人吃不上饭。可是他的证词似乎没什么史料价值：他那时候住在上海，又是小孩子，他分明是吃得上饭的；“大跃进”的事情就更久远了，对于一个连拜糖平（糖尿病药）都常常忘了吃的老人来说，对于“大跃进”的记忆，他早就已经模模糊糊、含混不清了。他的这种认识大抵是在几十年以后，在酒局里，在地摊上，零零星星地收获来，拼在一起，才造成的。乍一看，好像是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仔细瞅瞅，才发现不知道经了多少手。
专业的历史学学生要敢于判断史料的价值。
相比之下，鲍启华同志就要显得客观得多。但是，和我一直以来所接受的教育不同，她对于“大跃进”的疯狂和大饥荒的悲惨，描绘得是相当保守的。她说，她没有炼钢；我说这很正常，毕竟那时候她才十岁；她又说，她也没有见过高炉；这就有点不对头了。我说，那几年里，中南海都给炉子立起来啦，毛主席他老人家还穿个睡衣，专门去看了一眼呐；她还是咬定，没有见过炉子；但是对于支援铁盆子、支援铁铲，还算是有点印象。
我不知道是事实如此，还是她也淡忘了；我只知道她现在也容易忘记吃拜糖平。
说真的，她得糖尿病，真的是一桩有些匪夷所思的事。老听说糖尿病是什么“富贵病”，可是她的胃口却从来都不大：吃饭的量我估摸不准，但是出去吃面的时候，点二两面，她都常常吃不完。这还真不是因为她老了，她小时候吃得就少。她跟我讲，三年困难时期那会，她在上海上学，每天就吃粗粮。中午包饭的时候，就是一人一个馒头、一个高粱团子。她一个馒头就能吃饱，高粱团子剩下了，就给吃不饱的男同学们吃去。
别人吃不饱的时候，她还吃得撑。真是福气好。
1966年8月9日，全国逐渐开始“大串联”。
但是他们两个没串成。他们跑路了。
算上赵震强同志自己，他的母亲一共生了六个孩子，两年一个，三男三女，赵震强是老大。作孽的是，他是一点表率作用都没有起到：上课打画片，下课打相打（沪语，打架）。放了学，作业是不会做的，但是联合几个狐朋狗友往隔壁理发店的老板头上泼水这种勾当倒是干得很起劲。用他自己的话讲，他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师来我家”。刚开始他爹娘还能抄一抄鸡毛掸子，给他教训一下；可是等到年纪长起来，二老是连打也不稀罕打了。一方面是因为打了也没用，另一方面是因为，打不过他了。
所以赵震强同志小学毕了业，就再也没念书，这时候每天就在街上，瞎晃。
这天，榆林路上来了支宣传队。领头的拿了个大喇叭，扯着嗓子，对着人就喊。喊的是新疆怎么怎么好，又有山，又有水，有瓜有果有肉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鼓动年轻男女跑到新疆去搞建设。对于知识青年来说，这兴许叫什么“上山下乡”，好像苦得很；但是对于赵震强同志这种没有知识的青年来说，这是真正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没过几日，赵震强同志就登上了从上海开往新疆哈密的绿皮火车，走了。
鲍启华同志这会在念中专，结果一转眼，也拎着大包小包，上了车。虽然说这个决定好像做得有些仓促和草率，但是细细想来，也不是没有分析的余地。据我的观察，她的心思比起赵震强同志来讲，应该说还要单纯得多：从她近日的习性来看，她多半就是奔着那一口哈密瓜去的。仅此而已。
这下她得糖尿病的这档子事也算是找着个原因了。
1969年8月9日，苏联正向铁列克提陈兵。
不过鲍启华同志不知道，赵震强同志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吃饭，干活，还有后悔。
“到那才知道，被骗了。”当事人回忆1966年时，如是说道。
“到那才知道，啊呀，被骗了。”另一位当事人回忆1966年时，如是说道。
他们确实被骗了。他们去的地方，叫雅满苏铁矿，是1956年第二机械工业部519队21分队在哈密的戈壁滩做航测的时候发现的。既然是戈壁，那就意味着几乎一切美好的东西，从此就都与他们绝缘了。
鲍启华同志应该尤其伤心。原来在哈密，也不是人人都有哈密瓜吃的。
他们一起被分到了计件车间。赵震强同志干铣床，鲍启华同志干刨床。后来矿上铣床设备实在太少，没办法，只好把赵震强同志调走，叫他也去干刨床，挂在鲍启华同志的名下，做徒弟，俩人就这样认识了——当然，这是后话了；虽然后得不多。
到了矿上，因为来的都是些没有工作经验的小青年，所以刚刚安顿下来，1966年12月，领导就把他们全部带到乌鲁木齐，去新疆八一钢铁公司学习。刚到那里，就认师父；认完师父，“保皇派”和“造反派”的小青年就跟着师父，互相之间开始装模作样地斗。赵震强同志这时候不满十七，还没文化，对于政治一窍不通；可是又偏偏年轻气盛，争强好斗，结果最容易闹笑话。他一开始是“保皇派”，因为师父是“保皇派”；后来师父悄悄地改了阵营，成了“造反派”了，他就也要当“造反派”。光当还不够，他要写一张最大的大字报，贴在矿上的公告栏里，拿红颜料，上书几个大字：“我，赵震强，从今天起，正式脱离保皇派，加入造反派！”，以示自己的“彻底革命”。然而大字报写完没几天，突然要搞“大联合”了，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可是那张鲜红鲜红的大字报还没揭下来，也没有人去揭，于是就显得异常惹眼。
1968年2月，学习结束，支边青年回到哈密，开始做工。可是没做多久，就听说苏修要打过来；于是紧急换口号，喊“备战备荒为人民”，上班暂停，开始挖防空洞。赵震强同志和鲍启华同志那会已经转去了机修车间，机修车间的背后，他们称呼叫“后山”的地方，就有一个洞。修的时候，不论男女，全体都有，轮班上，一锹一锹，铲的全都是石头，连黄沙都没有一点。赵震强同志还兼营装炮、装炸药的业务；鲍启华同志则同时从事在菜窖的劳动，把外面运来的、戈壁滩上最稀缺的新鲜蔬菜，全都收藏到防空洞的大菜窖里。
可是苏修毕竟没有打过来。后山的防空洞有了个雏形，不久也就不修了，废弃了。
不知道菜窖里的那点新鲜蔬菜最后烂掉了没有。
1976年8月9日，毛泽东的生命进入最后一个月。
这一年发生了六件大事：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帮”、周恩来去世、朱德去世、毛泽东去世，以及赵申同志出生，应该说是个多事之秋。可是因为新疆地区地处偏僻，直到今天都无法享受全面的快递运输，所以对于前四件事情，赵震强同志和鲍启华同志在第一时间根本无从知晓；即便后来知道了，毕竟已经没了作为新闻所必需的时效性，因此在震惊和痛心之余，没能留下一些其他的记忆，也算是情有可原。
但是对于后面两件，恐怕当事人是按捺不住自己的表达欲的。
1974年，赵震强同志和鲍启华同志喜结连理。如果赵震强同志还在的话，今年多少得给他们办一个金婚纪念的仪式。可是他毕竟不在了；再加上赵震强同志这户人家又是个异常保守的家庭，对于恋爱、婚姻这种事情几乎有些羞于启齿；所以对于具体的细节，我完完全全是一无所知。总之，到了1976年的年初，鲍启华同志水到渠成地开始显怀了——我们的小赵申正在慢慢地长大，在妈妈的肚子里，拿领导人们的讣告当胎教。
可是孕期到了第七个月，1976年9月9日，雅满苏矿的收音机里传出了一些不好的消息：中国人民的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同志逝世了。转天，全矿的所有员工都集合在大广场上，听广播，情到深处，三、二、一，大家一起哭。9月18号，北京开毛主席的追悼会，全国广播，大家再聚在一起，成建制地哭，即使是七个月的大肚皮（沪语，孕妇）也不能偷懒。而且，从噩耗传出来的第一天起，广场上就挂了一幅毛主席的巨大遗像，每一位工人每一天都得去瞻仰，继续面对着遗像做“早请示晚汇报”，颇有些“祭神如神在”的古典主义美学。
不过生孩子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日子差不多了，孩子就是得出来的。哈密的医疗条件差一些，鲍启华同志打了个报告，11月底，也管不得这里浓郁的吊丧氛围了，就抱着个肚子，上了火车，回到上海来生产。本来，卖票的同志照顾她，花力气给她找了一张卧铺的票，让她能安安心心地回上海；结果上了车才发现，乘警在卧铺车厢的最后边，还摆着毛主席的灵台，正好给她的床位占住了。鲍启华同志一下没了法子，找到赵震强同志的一个兄弟的老婆的弟弟，在这趟车上做乘警的，好生通融，这才有了张床睡。所幸一路颠簸，到了上海，还算是平平安安；12月18日，赵申同志出生于上海。
然而，生产过后，一个全新的问题马上就出现了：赵申同志的户口应该报在哪里？他的父母都在新疆工作，按理说该报去新疆；可是人们都明白，一个上海户口是多么的珍贵；更何况，根据赵震强同志和鲍启华同志的计划，赵申同志会被交给他的外公和外婆抚养，在上海长大，如果报了一个新疆户口，以后难免会有不便。翻来覆去，最后，赵申的户口还是跟着爹娘落在了哈密；同时，在上海办了一张临时户口，以供平常使用。直到赵申同志本人参加工作以后，才靠着人才引进的政策，终于在法理上有了上海的身份。但是改归改，身份证已经变不了了；于是，赵申同志就是这样，成功地拿到了“652201”打头的稀有身份证号，标识着他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荣誉市民的光荣身份。
生过孩子之后，鲍启华同志和赵震强同志的生活也就慢慢地稳定了下来。坐过月子，鲍启华同志又坐车回到了哈密，继续做她的刨床工；一边做，一边还考了会计证，等着有朝一日，能从车间脱身开来，换一个坐办公室的工作；1978年，她终于得偿所愿，被调走去当了统计，在统计的岗位上一直做到了退休。赵震强同志因为成了工程技术骨干，车间一时不能没有他，所以调岗晚了一些；但到了1980年，他也离开了车间，去了讲台，当上了矿上技校的老师。
就凭他小学都险些没能毕业的文化水平。
1995年8月9日，雅满苏矿的技工学校正在放暑假。
赵震强同志此时春风得意。学期末，学校领导突然叫他到乌鲁木齐去一趟；等他回来的时候，手里就多了一本大红证书，翻开一看，写的是表彰他为自治区的优秀班主任。
“一整个自治区只有三个呢！”
按说他也确实是个好老师。按常理，一个地方技校的生源质量，本身就好不到哪里去。进来上学的学生，有一个算一个，抽烟、喝酒、打架、闹事，多多少少，总得沾一点；而且“天不怕，地不怕，老师到家也不怕”，算是少年赵震强的加强版，想想就叫人崩溃，难搞得很。可是，他们一看见赵老师，甭管是谁，甭管刚刚有多闹腾，立马就变得服服帖帖。真是怪事。
大概是因为赵老师自己从前也是个“流氓”吧。恶人还是需要恶人来磨的。
不过有一说一，有些场合，流氓也是有他的个人魅力的。后来我把自己代入到赵震强同志的学生们身上，仔细琢磨：一个上课教我学东西，下课带我走正道，看见我在外面受了欺负，一招手就能发动乌泱乌泱的同学带我去讨个说法的老师，身上还带点痞子气质，简直太吸引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了。
而且赵震强同志的专业技术也绝对过硬。1990年，赵震强同志回了一次上海，到上海市第三高级技工学校学习了一年。转年再回哈密的时候，本来挺节约的一个人，突然就天天大肉大肉（因为新疆没有鱼，做不到大鱼大肉）吃起来，停都不带停了。别人一问，才晓得，哦，这是涨职称了，升工资了，可不得吃好点嘛！
“八级钳工！最高级的！一整个自治区只有几个呢！”
得，八级工加优秀班主任，自治区的俩稀罕货，这下都给赵震强同志拿上了。他的邻居再也没有过一天听不到他自吹自擂的日子。
鲍启华同志这年四十六。照今天的角度来看，正是还在事业高峰期的年纪；但是她干统计干了小二十年，整日和数字打交道，导致视力下降得厉害，就提早办了退休，待在家里，看电视、吃哈密瓜去了。这样平平稳稳的生活又过了五年，2000年5月，因为赵申同志大专毕了业，成功地找到了一份电脑工程师的工作，慢慢地好像是稳定了下来，赵震强同志也就挥挥手，不干了，办了个内退，在新疆奋斗了一辈子的老两口终于风风火火地回到了上海。
刚回来第一个月，赵震强同志和鲍启华同志就差点没破产：因为在哈密的时候，地方大，人又少，从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往往都要开车，于是他们俩就形成了出门必坐车这一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和家庭经济的不良习惯；回来以后，没有单位派的车了，怎么办呢？他们就打车。于是，统计出身的鲍启华同志在月末进行财务清算的时候惊喜地发现，在2000年的物价条件下，他们在短短的30天里单单在交通上居然就花费了宝贵的3000元人民币。于是，赵震强同志首先表态，痛改前非，决定以后少去舞厅；鲍启华同志也不甘落后，立刻保证，以后往棋牌室跑的次数也要进行严格的限制。
可是留给他们嘻嘻哈哈的时间不多了。2002年，赵申同志和一位来自江西的徐海群同志成了婚；和他的父母一样，也是在两年之后，他们水到渠成地有了一个男婴。然而赵申同志却犯了错：他因为出卖公司的商业机密，丢了工作；可是他又不愿意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于是就去刷信用卡。一张刷爆了，再刷一张，直到讨债公司的人上了门，这才爆了雷。虹口区妇幼保健所儿保科的副主任医师、鲍启华同志的妹妹鲍启萌同志慷慨地替他偿还了几乎所有的借款，他也在父母和小阿姨的全体注视下剪掉了自己的信用卡，以示金盆洗手，永不再犯。可是他终究是再犯了；这次他换来的是六年的刑期。2014年，他出狱了。可是老婆没了，房子没了，本来还勉强算得上是一片光明的大好前途也没了；儿子上了三年级，放学回家见到他的时候，都没认出来这就是他的爸爸；终于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2020年8月9日，赵震强同志七十大寿。
这是他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赵震强同志的身体原本是很硬朗的。二十多年前，他还在单位里的时候，他的同事们都喜欢叫他“老虎”：一是因为他是50年生人，本来就属老虎；二是因为他龙精虎猛，膀大腰圆，身体素质好得不能再好。鲍启华同志说，她自己是一定会走在赵震强同志前面的；赵申同志也说，赵震强同志只消一个巴掌，创下把他扇飞七八米的佳绩可以讲是轻轻松松。
可是赵申同志出事之后，他的父亲急火攻心，一夜之间，好像就垮了。徐海群同志叽叽喳喳地又吵着来闹离婚，闹完了，留下一个小孩，不要了，最后也是爷爷奶奶来带。一揽子的事挑在一位退了休的老人头上，他终于支持不住，13年，先是脑梗；15年又复发一次；之后几年，再是间质性肺炎，中间又时不时夹着一些小毛小病和庸医的误诊与滥用抗生素，身体每况愈下，日削月割，最终轰然倒塌。2020年的11月底，已经自觉喘不上气的赵震强同志终于没有经住全家人的劝告，在大半夜上挂了个急诊，第二天凌晨就办上了住院手续；12月21号，冬至这天，他在紧急从学校赶来医院的孙儿和鲍启华同志、赵申同志的注视下，在上海市虹口区的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里，没能呼出他的最后一口二氧化碳。
赵震强同志过世后，赵申同志实际上担负起了操持家务的大部分责任。赵震强同志在最后一个月的病房生活里总是念叨，说这个家没了他可怎么办；不过从赵申同志的经营来看，他操办得还算是有板有眼、有理有条。说句公道话：他干得是真的不错。
可是赵震强同志上哪里知道呢？他只知道他干了半辈子的技工，却留下个不成器的儿子；又干了半辈子的教育，却教出个不正派的罪犯。我这一生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在天之灵这种东西，我不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