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张翼德，文字整理/伊河生活】
我1969年参军到部队当卫生员，后来被保送到军医学校学习，毕业后一直在基地医院工作，后来把母亲接到部队生活，母亲临终前却执意回到老家，可过完母亲
的头七离开老家时，爱菊婶的话让我落泪了。
我们老家在豫东一个偏僻农村，在我5岁那年，父亲参加公社水库建设清理土石方时，不慎被坍塌的沙石掩埋，赤脚医生赶到现场时，父亲因窒息已经没了呼吸……
父亲去世后，村里的邻居尤其是我家西边的父亲堂弟一家，对我们关爱有加，善良的爱菊婶经常陪我母亲说话聊天，有时候我们家断顿没了粮食，爱菊婶就从他们家不多的粮食里挖来一瓢玉米面或红薯面粉，帮助我们度过饥荒，我们小时候穿的衣服和鞋子，许多都是堂叔和邻居接济我们的。
转眼间我初中毕业，堂叔说读书不仅没用，还浪费钱，还说我是家里的老大，回家干活顶住门户才最重要，于是，14岁的我就回到了家里，我那时连生产队一半的劳力也算不上，所幸父亲因公牺牲，大队给我记的工分按一个大人算……
然而，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我，却不知好歹地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种地生活产生厌倦，父辈们在逃难时挑了这块盐碱地生活，我却想着逃离单调枯燥的田野生活，向往外面的未知世界。
1969年年底，部队征兵开始后，我是我们村里最早报名两个人中的一个，但是，知道我家底细的大队民兵连长却不给我报名，他说我是家里的老大，刚长大就想去外面，家里丢下母亲和弟妹谁来养活……
民兵连长关心我们家，他劝我回家先和母亲说一声，如果母亲同意再来报名也不迟。
然而，我回家却不敢和母亲说，母亲一个人带大我们3个孩子已经非常不易，我此时想离开，这事搁谁身上，谁也不会同意。
但是，当我迟疑着回到家后，却发现母亲微笑着对我说，她同意我去当兵。我十分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我想当兵的事？母亲说，你报名时，你爱菊婶家的老二也去报名了，老二回来把大队民兵连长不让你报名、包括后面说的一堆话都学说了……
正在这时，爱菊婶来我家串门，正好听到我们娘俩说话。爱菊婶说，你们年轻人应该趁着年轻出去闯荡一下，家里有这么多的邻居相互照应，你们一家不会有啥事的，放心！
母亲心里尽管不舍，她仍劝我先去把名报上，不要错过了机会。
理解和宽容，给了我展翅飞翔的机会。
后来，我和其他人一起参加了体检，但是，爱菊婶的老二却因平板脚没通过体检，全村就我一人验上了兵。等到新兵集合时，母亲带着弟弟和妹妹把我送到公社……我们排着不太整齐的队伍离开公社时，母亲强颜欢笑，我走出好远，回头看发现母亲还在抹眼泪……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到炮兵连当了一名卫生员，但那时我啥也不会，当卫生员的第三天，就和师里的新卫生员们，一起到了军区卫生学校进行培训，6个月后返回了连队，从此，我开始了一名卫生员的工作。
平时，我的任务就是卫生防病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如果连队搞卫生评比、爱国卫生运动，我则是当仁不让的检查组成员，包括食堂饭菜卫生这些事情，司务长和炊事班长也常听我的意见。
然而，我在卫生学校学的急救知识，在连队很少能用得上，连队战友们大多是感冒、发烧和拉肚子这一类的小毛病，但凡遇到战友生病，我就陪着去卫生队看病，如果遇到重病号，就到卫生队陪床。
但是，我这个连队卫生员的工作和其他人都不一样，我和连队干部住在一起，平时也不站岗，就连打扫卫生这些事情一般也轮不到我头上。
然而，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一下子在全团出了名。
那是1972年10月的一天，部队进行军事演习，车队在按计划开进，黄参谋带着包
括我在内的7名战士坐在最后一辆炮车上。
突然，在下一个陡弯时，我们乘坐的这台牵引车发生了侧翻，翻车的一瞬间，车上的人都得被抛到了车外。
幸运的是，我被扔到旁边的田野里，土质松软，我一骨碌就爬了起来。
我发现车翻了，连忙寻找其他人，看到身边几名战士身上除了一些泥土外都没问题，但当我跑到黄参谋身边时，却发现他的右腿竟然被卡到了车下。
我们慌忙想把车翻过来，但由于汽车拖着门大炮，想靠几个人翻过来很难。
但是，受过急救训练的我知道，人的腿被压后，必须查明原因立即抢救，于是，我连忙指挥一名新战士跑上坡去呼叫战友，另外几个人摘掉火炮的牵引钩。经过一番折腾，我们终于摘掉火炮牵引钩，又小心地把黄参谋从缝隙里拖了出来。
我发现黄参谋的右腿军裤早已被鲜血浸透，一时无法判断黄参谋是否骨折，只得按照野战创伤急救要求，用止血带止血，同时找来几根木棍，用绷带把伤腿固定住，防止移动……
这时，前来寻找我们的战友发现了异常，于是，迅速把黄参谋抬上卡车，我也随车跟着黄参谋到了附近的医院，医生对黄参谋的伤情进行了仔细检查后，发现一处右腿骨折，其他没发现问题。
过后，医院的医生对赶来的部队首长说，你们这个卫生员在翻车后处置得当，为伤者后来的救治争取了时间，否则，黄参谋的右腿很可能就要截肢了……
事后，部队对汽车驾驶员给予纪律处分，原因是他在驾驶火炮牵引车时，过分自信，没有按照相关操作规范操作，在下坡时放坡，导致下坡时车速过快，车在转弯处翻了车。
没想到，团里还对我进行了通报表扬，表扬我在翻车事故发生后，头脑冷静，果断而正确地处置伤情，避免出现更大的问题。
1973年，我被团里保送上军区军医学校，4年后分到某基地医院工作，之后，我先后到西安、北京和上海几所军医大学深造。
我当兵之后，弟弟和妹妹先后也长大了，他们陪伴着母亲，同时在生产队劳动挣
工分，我每两三个月给家里寄一次钱，当战士时新兵7元钱津贴（高原地区补助1元），之后几年里每年涨一点，我都想办法把钱存起来，有了我的帮衬，家里的日子好了许多，母亲才能在过年时买布，给弟弟和妹妹穿上了新衣服。
口子慢慢好起来的母亲，经常接济村里人。
当年，我们家日子过不下去时，包括爱菊婶等许多邻居都帮我们家，母亲经常教育我们，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两好加在一起，才能更好！因此，家里腌点香椿芽，或者其他咸菜，母亲都会让弟弟、妹妹给邻居们端过去点尝尝。
我当了军医后，母亲知道我成了国家的人，吃穿什么的都不用自己花钱，母亲十分高兴。她最担心的是我的婚姻，当我表示不想在村里或附近找媳妇时，母亲十分理解，说这种事情你自己做主就行。
1978年，我和基地通信连的副连长结婚时，母亲带着弟弟和妹妹来部队参加了我们的婚礼，婚礼之后，我和新婚的妻子陪着母亲回到了老家，我们这对双军人夫妻在村里一出现，顿时在全村引起轰动，母亲在那一刻格外的幸福。
我们在部队安了家，又有了一个儿子，而这时，母亲却渐渐年龄大了，我就把母亲接到部队家属院居住，母亲到后，人生地不熟，甚至就连大院里人讲的话她也听不懂，母亲十分苦闷。我理解母亲，于是，只要有时间，我就陪着母亲，后来妻子和儿子也常陪母亲聊天。
然而，为了让母亲住得安心，我故意把做饭、洗衣服、整理屋里卫生这些活交给母亲，慢慢地，母亲适应了部队的生活。
之后，母亲差不多隔一年就到我这里住一段时间。有时，我也趁着休假送母亲回老家。
母亲一回到家乡，就像鱼儿见到了清澈的河水，她一回去，邻居的婶婶们都会来家里看望母亲，母亲也时常到她们家里坐坐，说会话。
我每次回家，家里都会围来许多找我看病的邻居，我尽已所能帮助乡亲脱离疾病痛苦，但由于我主要从事是野战创伤外科诊治，帮乡亲的有限。
乡音和乡情，滋润着渐渐老去的母亲。
2004年，母亲在我家住的时候，我发觉她的精神头明显不如以前，还总爱忘事。
她一个人坐在凳子，坐好久不动一下，有时甚至迟疑地看着我，好像不认识似的，药也经常忘记吃。我们基地也有些退休老干部，病情和母亲一样，我知道这是老年痴呆的症状。
但是，到了2005年的一天下午，老母亲出了基地大院后竟然不知去向。当时，我和妻子都在上班，保姆在照顾她，可保姆转身去屋子里取东西时，母亲却不见了……
我接到电话赶回家，后来四处查找，半夜才在一个公厕门口找到卷缩在凳子上的母亲……
这一年的7月，母亲突然给我说，她想回家，现在马上走，我感到问题严重，匆忙把老母亲送回了家。
令人意外的是，母亲回到家乡的第4天晚上就突然去世了。
令我感动的是，母亲去世后，全村的人都来帮忙……那些日子里，我这个家里的老大基本上没做什么，老人下葬的所有仪式都是邻居帮着办的。
母亲下葬那天，我跪在母亲的遗像前久久不起。我是家里老大，年轻时当兵，这一出去就是几十年，论起膝前行孝，我所做的远不及弟妹，如今老人走了，我们再也没了母亲……
尽管我承担了母亲与父亲合葬的所有费用（弟弟和妹妹单位效益太好，母亲在家时他们照顾得比我多），但我仍觉得心里亏欠母亲的太多……
那些日子，邻居叔叔、婶婶不止一次对我说，你们母亲一个人把你们拉扯大，真不容易，不过，你们几个孩子也很孝顺，你在部队上，经常把你母亲接过去生活……你母亲常常夸你孝顺、懂事……
过完母亲的头七，我就要返回部队了，步履蹒跚的爱菊婶拉着我的手说，老大，你母亲不在了，你家在外地，还没退休，以后能回来就回来看看，看看你的母亲和弟妹……这里是你永远的家！
母亲已经走了，婶婶的话，令我眼窝子发热，鼻子发酸，一串热泪滚落到了地上。
车启动了，弟弟和妹妹在车外，我坐在车上，眼泪许久没有停止。走出去一公里多，我让车停下。我走到车外，站在一处高坡上，望着远方的家乡，心想，这里是我的根，这里有我的父母，能回来看时我一定会回来的。
2007年，突然听闻爱菊婶病逝的消息，我心里一阵难受，爱菊婶是母亲生前交往最多的邻居，如今她也走了。我匆匆赶回家乡，向远去的慈祥老人叩头！
2012年，我终于离开了工作了四十三年的军医工作岗位，成了一个退休老头。
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和妻子回到家乡，四处走一走，听一听乡音，闻一闻熟悉的泥土的味道，心里很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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