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张博
高雅婷
一程跨越制度与组织网络的学术之旅
作者 | 杨张博、高雅婷
作者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
浙江大学公管学院社会学系
原文 |
拙文《制度环境、企业所有权与连锁网络断裂》有幸在《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6期刊出。感谢《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及匿名评审专家的帮助，感谢诸多师友在写作过程中的指导。这里回顾一下成稿过程，供读者参考，希望读者能在学术之树外感受一点生活的青色。研究过程虽然艰辛，但其间也充满着善意和暖意。
一、缘起
博士求学期间我参加了边燕杰老师组织的两期暑期班，第一次接触到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并阅读了边老师关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系列论文，之后就一直对组织网络很感兴趣。工作后，2019年我幸运地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资助，分析组织嵌入的多重网络，包括正式的契约关系和非正式的管理者关系，其中的一类网络就是连锁董事网络。作为经济精英的代表，企业董事从Mizruchi的经典研究开始就是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经典研究对象。实践中，董事连锁关系也是企业间信息、资源共享的纽带，精英群体经常通过董事会的形式集体行动，有时候会损害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对此公司法专门规定了“刺破公司法人面纱”的条款。
基金项目获批后，我招募了几位科研助理一起开始建立数据库，希望能先基于熟悉的生物医药产业数据着手建立单一数据库，继而进行扩展。论文合作者高雅婷同学就是这时开始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年，我在指导本科毕业生张寒做毕业设计时发现，2015年生物医药产业的平均连锁董事数量相较2014年有着较大的下降（从12.515下降到9.884）。这引发了我们的好奇，我们想知道什么原因导致了董事网络的明显变化。搜索查阅当年的新闻报道后，我们发现2015年底教育部出台了对于高校独董兼任的规定。多家媒体报道，这一公司治理改革当年就导致了数百名独立董事离职。这很可能是网络变化的原因。不过，当时的研究主题聚焦在精英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上，于是我们只能暂时搁置对这一现象的深入分析和检验，仅仅在论文中做了个简单的脚注。
2021年9月，雅婷选我作为本科毕业导师，并决定做连锁董事网络相关的研究。当时雅婷已经确定保送浙江大学继续深造，时间比较充分。在实证研究所办公室聊毕业设计选题时，我半开玩笑地问雅婷，是想要一个轻松点的题目，还是想要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题目。雅婷毫不犹豫地说想选有挑战的题目。于是我便决定基于建立好的生物医药多重网络数据库，让雅婷使用DID方法初步分析2015年教育部的上述政策会不会导致连锁网络断裂。这一研究在当时主要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在研究主题上，现有的网络演化研究从Powell等人2004年发表在 AJS的文章开始，主要关注的是组织之间关系的形成，对于网络断裂的分析较少，更缺乏系统的分析框架；二是在方法上，雅婷作为本科生，在统计学方面仅仅学到基准回归，对DID的学习需要补很多课。
二、旅途
西安交大对本科生毕业设计的流程控制把关很严格，开题、中期、送审、答辩各个环节都会有答辩或专家老师审阅论文，这一个个的Deadline也是生产力，使得我和雅婷保持着频繁的沟通交流。确定好题目后，我将数据和相关论文发给雅婷，两人分别阅读和学习。每两周的周二，我和雅婷、陈小鹏（另一名我指导的大四毕业生，后赴北大法学院读研）会约在学校知一咖啡馆，讨论论文进展。周二我们都没课，而且是咖啡馆会员日，我可以以较优惠的价格请他们喝咖啡。
通过讨论，我们在理论框架上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理论视角。Aggarwal等人2020在Social Networks的论文给了我们启示，他们从整体网视角分析了印度相关法案对企业商业集团网络的影响。我们决定从新制度主义入手，分析制度变化如何影响网络演化。而且，Zhang和King 2021年发表在Organization Science的主要基于医患关系网络分析关系断裂的文章证实了我们之前所想，即关系断裂和关系形成并不是完全对称的过程，导致关系形成的条件不具备后，并不一定导致关系断裂，这坚定了我们将主题聚焦在制度对于网络断裂影响上的决心。二是分析变量。基于马磊老师和李林倬老师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连锁董事相关文章，我们意识到企业产权性质在国内连锁董事网络关系形成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此，我们认为制度对网络的冲击可能在国企和非国企中也并不一致。为验证这一点，我们以国企、非国企分别作为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DID分析。这两个问题解决后，文章的主脉络已经确定，后续我们准备看数据是否支持我们在理论上的想法。
2022年春开学后，我们已经跑完了基本模型，与我们的预期完全一致，教育部2015年的上述政策颁布后，国企的网络优势丧失更多。相应的平行趋势和安慰剂检验也都得以通过。在学院评审和答辩过程中，蔡萌、郭小弦、贺力、侯利明等老师提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并鼓励我们可以试试修改后投稿。雅婷毕业和我告别时，我问她要不要试试投稿，她说可以试试。我觉得论文选题很有意思，初步数据也支持了我们的想法，我们想把目标定为社研这本顶级期刊。尽管当时的稿件仍有较多需要修改的地方，但当时我们都兴致勃勃地想要挑战一下。
三、闯关
雅婷本科毕业后，我们对于论文的修改是线上进行的，采用接力轮流修改的方式，一位作者修改一遍，然后线上讨论，紧接着发给对方再修改，往复轮次已经多到记不清了，修改稿可以说是基本重写了一遍。修改过程中，雅婷分别在2022年、2023年社会学年会上报告了我们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了范晓光、尹忠海、余爽等师友的宝贵建议和肯定，这些建议对论文的修改和完善有着很大的帮助。
为期近两年的修改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进一步明晰了论文的主线，即制度变化对网络断裂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教育部的前述政策实际上是我国公司治理制度不断调整完善的一环。在我们修改论文的过程中，独立董事兼任制度也有变化，2023年9月，证监会发布了新的上市公司独董管理办法，对独董兼任提出了明确要求，这说明教育部政策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系列制度变化中的一个环节，我们的发现其实也在解释这一过程对于企业组织的影响。二是优化了数据和方法。在数据上，我们为了验证实证结果不仅仅局限在生物医药这一单一产业，重新收集了A股全产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构建了一套新的面板数据，重新跑了所有命令，发现之前的结果依然成立。在方法上，我们在参考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为充分体现企业产权性质的变化，没有继续采用传统的二分法区分国企和非国企，而是改用国企占比这一连续变量，并使用了连续DID。三是强化了机制和因果分析。我们对制度如何作用于连锁关系断裂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机制和因果分析，需要验证制度和网络断裂关系的净效应，比如要分析企业产权性质和高校独董数量相关，进而影响回归的这类混杂效应；又如制度冲击是否具有空间差异性，导致不同地区企业受到的影响不一致，等等。在补充了十数种稳健性和机制分析后，数据结果依然符合我们的理论解释，这极大地鼓舞了我们，毕竟实证研究讲究“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data”，这说明我们观察到的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单一案例，数据与理论解释非常契合，论文在制度变迁和网络断裂这两个方面的贡献是较为明晰的，研究结果立住了。
2024年春节假期，我和雅婷集中精力进行了最后一轮的接力修改。每日改到晚上十点左右，从实证所温暖的办公室下楼，沿着梧桐道回家，冷冽的空气都会让我精神一振，寂静冬夜的校园仿佛入睡，一路上我也会再想想明天还有哪些部分需要再调整修改，思考一下理论和方法有没有什么瑕疵。一拐到大路上，看到夜晚十点多的交大竟也人影绰绰，多是准备基金本子和论文的各院老师汇入人流往家去，有一种吾道不孤的感觉。2024年2月，我们将稿件投到《社会学研究》，同年8月收到了编辑部向静林老师的邮件，告诉我们外审意见回来了，并嘱咐我们好好修改文章。
与审稿人的书面交流一直是我觉得学术很美好的一面，所谓以笔会友，同行以书面形式对同样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因为匿名，相对于面对面的形式，能够讨论得更深入，也更火花四溅一些，对文章质量的提升更为显著，可谓文章一大考。两位匿名审稿人不约而同地指出网络数据具有相关性，可能导致统计推断有偏。审稿人建议我们可以试试模拟、增加进一步因果机制分析或者加强讨论等办法，除此之外还有林林总总30条意见，都非常老到。当时我在厦门开会，电梯里碰见大连理工的马荣康老师，马老师调侃我为何在厦门这么美丽的城市愁眉不展，所以我在乘坐电梯的间歇也和马老师讨论了这一问题，很受启发。老实说，之前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一方法论问题，即现有组织网络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难以同时考虑网络依赖性和因果机制的问题，但始终苦于学界一直没有非常成体系的现成解决方法。偷的懒总要还，审稿人精准地击中了文章的薄弱点，是很大的挑战，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若我们能够比较好地解决该问题，无疑能使文章在方法论上又多一些贡献。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开始系统地着手回顾文献，尝试建立一个整合多种方法的分析框架，这一过程中，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帮助了我们很多，安卫华老师的一系列研究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我们参考较新的前沿方法，对于如何分析网络相关的因果问题，我们整合了一套涉及数据可视化、回归模型、FGLS、时序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ABM模拟和META的分析步骤。幸运的是，9月份即将一起工作的两位博士生也非常擅长这些方法，熊旺熟悉python和matlab等编程工具，也对ABM包有所涉猎，常登宇则系统学习了网络分析中较为前沿的时序指数随机图模型。我把数据、分析框架以及总结的具体步骤发给他们，请他们分别用TERGM和ABM试着跑一下数据，我和雅婷则根据审稿人意见全力修改文章的理论部分和回归模型。让人欣喜的是，这一轮的实证结果更加支持了我们的理论解释，在控制网络相关问题后，政策发生前后国企和非国企的网络断裂情况依然显著不同。经过10余天的反复修改，我们终于回复了审稿人的所有问题，除了大修的论文和修改回应，我们还提交了三个方法论附录，用来详细解释我们的分析步骤和相应结果。通过这一轮大修，我们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理论解释的可靠性，毕竟，数据经过我们这么多方法轮番的“折腾”，结论依然稳健；而且我们也进一步明确了制度变化对于网络断裂的具体影响机制。与此同时，我们在方法论上也勇敢地迈进了一步，增加了文章的边际贡献。提交完修改稿的那天下午，窗外时有蝉鸣，夏日的交大梧桐一片绿色，仿佛一幅油画。
向老师很快发来了编辑部的意见，意见虽不长，但却很锋利，编辑部老师们明确指出，在方法上没问题之后，文章的理论意义仍需要进一步提升，特别是要明确文章究竟要说的是网络断裂对企业的影响还是制度对网络断裂的影响，鼓励我们提炼出更具一般性的理论模型。我们认真研读了几遍定稿会意见，并在修改过程中征询了边燕杰老师和李晓光老师的看法，对理论部分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进一步聚焦理论着眼点为制度变化对网络断裂的影响，进一步大量阅读相关文献，调整之前稍显冗余的综述框架，将文献综述确定为网络演化和制度对网络断裂的影响两部分。在讨论部分，我们则没有局限于实证背景和结论，而是根据编辑部老师的建议，尝试从一般理论层面进行推进，总结制度环境影响网络断裂的逻辑和机制。
9月，文章进入了校对环节，向老师几次逐字逐句和我们讨论文中相关内容的校改，从中得以窥见社研编辑部认真、专业、细致的学术精神。校对阶段恰逢开学，事情较多，向老师数次鼓励我们再坚持一下，曙光就在眼前。现在回想，不禁莞尔。
四、未竟
论文发表之后，接到一些老师和同学邮件询问相关问题，我们也尽自己所能一一回复。冬日的西安有些冷，金黄的梧桐树叶已经飘落，这一旅程已经告一段落。从2019年一个小小的异常数据到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成稿，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太多师友的启发和帮助。写作过程中，也顺手在知识的海洋中拾取到其他几个贝壳，我们正在努力工作，希望打开它们之后至少能发现一颗不错的珍珠。比如，这篇论文对雅婷硕士论文的完成提供了重要支持；我与博士生常登宇在继续推进对于网络因果估计的工作，希望论文中的方法步骤能够更加成熟和完善；我和博士生熊旺则在合作分析网络断裂的不同影响，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制度造成的网络被动断裂、组织选择的网络主动断裂可能具有不一样的效果：网络断裂后，组织也会采取不一样的策略来进行弥补或修复，甚至某些特定的网络会具有更强的韧性。从这个角度说，希望这篇论文是我们后续系列研究的开始，也希望能够给大家些微启发。
不过，踏上取经路总比抵达灵山更重要，与诸君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