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徽设计工作提上日程。国徽作为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其设计意义重大，不容有失。
早在 1949 年 6 月 15 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便将拟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和国歌提上了议程，会议决定由筹备会常委会下设的第六小组负责此项工作。
1949 年 7 月 15 日至 26 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刊登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词）谱启事（草案）》，向全国乃至海外广泛征集国徽设计方案，明确提出国徽设计要体现中国特征、政权特征，形式须庄严富丽 。
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踊跃创作投稿，期望能为新中国的国徽设计贡献自己的力量。林徽因凭借其在建筑领域的深厚造诣，参与到了这一意义非凡的工作中。然而，最终她设计的国徽方案却未能入选。
林徽因是民国时期的传奇女子，集才华、美貌以及丰富情感于一身经历，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她是诗人，更是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学家。
林徽因与梁思成曾留学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选修建筑学，在建筑领域展现出非凡的天赋和才华。学成归国后，她与梁思成一起，为中国的建筑事业做出了诸多贡献，如发现唐代木结构建筑佛光寺大殿，参与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等。
林徽因所在的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小组，在国徽设计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和爱国热情。
林徽因凭借着自己对建筑艺术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主导了整个设计思路，力求创造出一个既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又能体现新中国精神风貌的国徽方案。
林徽因团队的设计方案以玉璧为主体，这一元素的选取极具深意。玉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悠久，从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一直被视为祥瑞之物，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象征着国家的统一、完整与和平 。
在林徽因的设计理念里，玉璧代表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将其作为国徽的主体，能够体现新中国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尊重。
方案中，齿轮和麦穗环绕在玉璧周围。齿轮代表着工业，麦穗代表着农业，二者的结合，直观地体现了新中国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性质。
在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工业和农业是国家经济的两大支柱，将这两个元素融入国徽设计，反映了国家对工农产业的重视，以及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期望。
在色彩运用上，林徽因采用了金、红两色 。金色在中国文化中一直象征着富贵、辉煌，给人以庄重、高贵的感觉；红色则是革命的颜色，代表着热情、勇敢和牺牲精神，寓意着新中国是在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中诞生的。
这两种色彩的搭配，既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又能展现出新中国的蓬勃朝气和强大生命力，在视觉上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和震撼。
中心的大五星和小五星，与国旗上的五星相互呼应。大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星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大团结 。
这一设计体现了新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中的核心领导地位。
在国徽设计的激烈竞争中，林徽因的方案并非唯一的亮点，其他团队的方案同样各具特色，它们在设计理念、元素运用和表现形式上与林徽因的方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央美术学院的设计方案以天安门为主体元素，这一设计思路与林徽因团队以玉璧为主体的方案截然不同。天安门作为中国的重要地标，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它不仅是明清两代皇城的正门，见证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是近代中国革命的重要见证者，“五四运动” 在这里爆发，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也在此举行，它象征着中国人民从封建统治走向民主自由，从屈辱走向独立自强的伟大历程，能直观地体现新中国的政权特征和革命精神 。
在色彩运用和风格表现上，中央美院的方案色彩鲜艳突出，风格写实朴素。通过对天安门城楼的细致描绘，以及对周围环境的适当渲染，展现出一种庄重而又热烈的氛围。
这种风格更贴近大众的审美习惯，容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理解。而林徽因的方案则以金、红两色为主，色彩相对简洁，风格更为典雅庄重，注重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 。
从象征意义的表达来看，中央美院的方案中，天安门与齿轮、麦穗等元素相结合，同样表达了工农联盟的国家性质以及新中国的革命历程。但与林徽因方案中玉璧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内涵相比，在体现国家的历史文化传承方面略显不足。
除了中央美院的方案，还有一些其他潜在的竞争方案。这些方案在设计上也各有千秋，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没有进入到最后的角逐阶段。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国徽设计进行了探索和尝试，虽然没有成为最终的选择，但也为新中国国徽的设计提供了丰富的思路和参考 。
林徽因方案落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政权特征体现不足。国徽作为国家的象征，需要清晰地传达出政权的性质和理念，以增强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林徽因的方案虽然在文化寓意上十分丰富，以玉璧象征国家的和平与完整，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但在直接体现政权特征方面存在一定欠缺。
相比之下，中央美院以天安门为主体的方案，在这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天安门见证了中国近现代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五四运动和开国大典，它与新中国政权的建立紧密相连，能够直观地展现出新中国的革命历程和政权的诞生，让人们一眼就能联想到新政权的伟大意义 。
而林徽因方案中的玉璧，更多地是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出发，虽然也有其独特的价值，但在突出政权特征上显得不够直接和强烈，难以在第一时间让人们将其与新政权紧密联系起来 。
其次，设计风格与时代需求的偏差。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简洁、明了、易于识别是社会对各类设计的普遍需求。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需要一种能够迅速被大众理解和接受的视觉符号来代表国家形象 。
林徽因的设计风格较为典雅庄重，注重对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和雕琢，整体设计相对复杂，在信息传达上可能不够直接和高效。
例如，方案中玉璧的造型和纹饰较为精细，虽然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理解其象征意义可能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储备。而在那个时代，提高全民的文化素养尚需时日，过于复杂的设计不利于国徽在广大民众中的传播和认知 。
相反，中央美院的方案风格更加写实朴素，色彩鲜艳突出，天安门的形象简洁明了，辨识度极高，无论是文化程度高的还是低的民众，都能轻易地识别和理解其代表的意义，更符合当时时代对于国徽设计的要求 。
最后，在国徽评选过程中，不同意见的博弈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评选委员会由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和代表组成，他们对于国徽的设计有着各自的理解和偏好。
林徽因的方案可能在某些方面与部分评委的观点不一致，导致在评选过程中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 。此外，评选过程中的一些技术因素也可能对林徽因的方案产生影响。例如，方案在实际制作过程中的可行性，包括工艺难度、材料选择等方面。
林徽因虽然对自己的方案落选感到遗憾，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在得知落选的消息后，林徽因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后续的工作中。经过不懈的努力，林徽因团队的设计方案在不断完善中逐渐得到了认可，为最终的国徽设计做出了重要贡献 。
经过多轮评选和讨论，最终确定的国徽方案以天安门为主体，结合了齿轮、麦穗、五星等元素 。在确定最终方案后，设计团队并没有停止对国徽的完善工作。他们对国徽的比例、线条、色彩等细节进行了反复的打磨和调整，力求使国徽在艺术表现和象征意义上都达到完美的境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