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们想回大陆，由来已久，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但是他们不敢讲。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令，老兵们以为什么都解除了，于是集结起来说要回乡探亲。他们的第一对象当然是找上“退辅会”表达诉求，但是他们见不到主委张国英，又因沟通不良和“退辅会”人员发生冲突。老兵的第二步是想方设法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当时把党部大门都打掉了。第三步就是去行政院陈情，发生了所谓“119事件”。
1987年11月9日，荣民到了“行政院”就决定不走了，他们在大门口埋锅造饭，情况比较麻烦。经国先生要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宋楚瑜去沟通。11月10日晚上，宋进入现场，告诉荣民他也是荣民之子，穿的内裤也是美援面粉袋布料做的。宋还转达了经国先生的话：“只要我蒋经国有口饭吃，老兵就有饭吃；即使只剩最后一口饭，也会让老兵们先吃！”听到经国先生这句话，老兵们开始撤退。
当时“退辅会”主任张国英才上任半年不到，所以当经国先生在一次国民党中常会后说要我去见他，我没想到与“退辅会”有关。
临危受命接“退辅会”主委
蒋经国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讲：“我要你去‘退辅会'当主任委员”。我心里明白主委是一件很难做的工作，但看他语气很坚定，我只好回答“我全力以赴”。经国先生接着说，“我相信你会搞得好，因为你很有爱心。”后来我才知道他跟别人也讲过，因为很多人告诉我“经国先生说你很有爱心”。
我到“退辅会”后，采取的态度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我上午报到后，下午立刻约见了包围“行政院”的老兵自救会会长刘任航，以及包围中央党部的曹光鼐等两派荣民代表，他们各派了10个人来，我分两次接见。我问他们为什么闹事，他们讲了许多事，例如“到荣总，不被当人看”、“就养金比贫户救济金还要少”，还有“我找不到人呀，有问题不晓得跟谁讲啊”等等。我说，“你们讲的这些问题，我都可以替你们解决”，我告诉他们“下一次你找不到人，就来找我，我的办公室大门永远为你们打开，我就住在办公室里，白天找不到我，就夜晚找，夜晚再找不到我，你就留下名字、地址、电话，我会去找你。”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在每个星期六上午，率领“退辅会”各处长、副处长，接见来自各地的荣民，当场听其心声，为其解决问题，能做到的就立即交办处理；无法做到的，当面向荣民解释清楚做不到的原因。我刚上任时，每周有二、三百名荣民登记求见，后来每周只剩几十人登记。
经国先生对荣民鞠躬尽瘁
我到“退辅会”工作后，经国先生经常晚上大约九点多会打电话给我，找我去七海官邸。当时他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我拿把椅子坐在他床旁边，听他说辅导会从无到有的过程，他也传授我当主委应该如何照顾荣民，“我们既然将老兵带出来，就必须照顾他们”。他有时讲一讲就停下来，我以为他睡着了，不敢喊他，没想到，过一会儿，他又继续讲，一讲就讲一个多小时，讲的都是要我尽心尽力照顾荣民的话。我静静地看他躺在被子里，鼻息之间呼吸起伏，我当时就想到“鞠躬尽瘁”这句话。
当时荣民急着返乡探亲，但很多人筹不出旅费。民进党说“政府带老兵来，老兵应该找政府要钱”，但我想政府若开了此例，那还得了？于是我跟荣民说，政府不方便出这笔钱，但我可以用募款方式来筹钱。
募款及发放旅费给荣民
我首先成立了募款委员会，找了王效兰、余建新、余范英等人担任委员。其次我请了陈长文律师及郎万法会计师，作募款及发放的见证人。我们也在各大报刊登了募款启事。
当时我想自己也应该去募款。我第一个找上《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先生，他知道我的来意，就立刻同意捐2,000万元，我心里想那么多人，2,000万元怎么够？我就继续坐在那里，后来他说“我替我太太捐2,000万元”，看我还不走，他又说“我再替子女捐2,000万元”，他一口气就捐了6,000万元。后来他又表示愿意开一个募款晚会，拿一些古董出来义卖。那一个晚会大约募了3,000万。在短短一个半月，就募到5亿7千万。
我们决定所有登记的荣民均可获得补助，但以老弱残障病为第一优先，第二优先是单身。后经委员会通过，每一名荣民发2万元，总共资助了两万多名荣民。
募款还剩下2,000万元，辅导会利用那笔钱，在香港成立了“欣安服务中心”，使荣民可以顺利地往返两岸。
30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我感到协助老兵返乡是做了一件对的事情，至于因此打破了长达38年之久的两岸隔绝局势，更是两岸同胞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