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冬天，我们叔伯3兄弟入伍，可是到1975年时，我因父亲问题被迫退伍，没想到他俩却提干当上排长，父亲重新工作后我被调入公安系统，他们俩干部转业也曾吃香喝辣，如今竟然都不在了。
记得一位名人曾说过，一个人的幸福，不仅与家庭因素有关，更与所处的环境有关，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自己。当我步入老年的时候，才觉得这话说得蛮有道理。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所生活的村庄里的人大都姓郑，爷爷说，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从山西大槐树下来到中原，于是就在这片人烟稀少、依山傍水的地方停下了脚步，就着当地人遗弃的茅草屋繁衍生息，没想到数百年之后，就有了我们这个村庄。
最能凝聚起我们这个村力量的，是每年一次的祭祖，族长一声令下，各家把便自己的孩子召集回来祭祖，这时我们才真切地意识到，年轻或年长的，见过甚至没有见过的人，此刻都因血脉相连走到了一起，尽管祭祖之后我们各自东西，但家庭意识早已种进了我们的生命里。
生活在这样的村庄里，我们上学读书，渐渐长大了。
到了1972年11月的时候，已经高中毕业的我长大成人，那时的我怀抱着青春梦想报名参军，我们村和我一起报名参军的有8个人，最后我和另外两个同族兄弟穿上了新军装。
12月19日，我和同族的郑建光、郑建文三人，在家人的护送下登上西行的军列，24日达到西宁郊外的一个部队。
我和郑建光、郑建文年龄一样大，都是光屁股玩到大的同学和好朋友，说来奇怪，我们3人都姓郑，又是一个大家族的，但远近却并不一样。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和郑建光是叔伯兄弟，听爷爷说，我们俩有同一个爷爷，而我的父亲和郑建光的父亲是亲兄弟，我父亲排行老二，他爸排行老四。
但是，郑建文却和我们有点不同，虽然我们也是兄弟，但他却稍远了一点，小时候我一直弄不清楚为啥不同，长大后才明白，我和郑建光是二服的兄弟，但郑建文却是出了三服的兄弟，也就是说，我们的爷爷是亲兄弟。
尽管如此，仍然不影响我们平时的来往，尤其是我们仨穿上军装到了同一个部队，自然分外亲，尽管新兵下连后我们仨不在一个连队，但一到周末，我们都相约在一起玩，因为我们都记得，离开家乡时亲人们的交代，你们仨到部队要互相照顾，互相学习帮助，毕竟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
印象比较深的是，爷爷还特别交代，说我们的祖上是郑成功，是爱国保家的名将，当年我们这一枝的后人迁徙到此……爷爷要求我们到部队上以后，争当好战士，不能给祖先丢脸。
因此，我们仨虽然不明说，但都暗暗地使着劲，样样工作走在前面。
因此，我在1974年年初就当上了副班长，比他们俩当副班长还早5个月，当我写信给在学校当语文老师的父亲汇报这个事时，父亲还在回信中夸奖了我一番……
1974年年底，老兵退伍工作结束后，我顺利晋升为班长，郑建光、郑建文他们两个还是副班长。
然而，就在我沾沾自喜的时候，却遭遇到重大挫折，原本很有希望提干的我，1975年底脱军装退伍了。
原来，不知何故，1975年3月父亲被人说成是阶级立场有问题，停止了工作。父亲被停职后，公社发函通报了部队。
一切来得这样突然，我当时就懵了。
然而，更大的挫折在前面等着我，当即我被撤销班长职务，调到军马场去喂军马……年底，部队就安排我退伍了。
我的突然变化，一度令郑建光、郑建文不知所措，但后来我嘱咐他们不要再和我联系了，夹着尾巴做人做事，当我调到军马场后，他们俩真的一次也没来看过我，就在我退伍坐上军车去火车站时，也没看到他们的身影……
令人遗憾的是，我退伍回到家里以后，再也看不到村里一大家族人往日的笑脸，人们都躲着我们一家，就是生产队安排到地里干活，大伙也离我们家远远的。
此时的我已经22岁了，在我们村许多同年龄人十八、九岁就当父母了，22岁部队退伍回来的我，却没有媒人愿意给介绍对象……我的姐姐也嫁不出去。
我们不理解父亲怎么了，好好的学校老师，怎么就成了批斗对象，父亲也说不知道。
但是，父亲却很淡然，白天和乡亲们一起下地劳动，晚上仍然阅读那些著名的文章，陶冶情操。
他一直勉励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对生活的信心，更不能自暴自弃，他引用韩愈《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中的诗句：“荆山已去华山来，日出潼关四扇开。刺史莫辞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勉励我们几个孩子，日出融化了冰雪，也驱散了黑暗，让我们始终坚信光明即将到来，以最热烈最明亮的姿态迎接明天的太阳，坚定信心、勇往直前……
逆境中的父亲这样乐观地对待生活，也影响到了我，我想起了当战士时，指导员曾给我们上思想教育课时告诫我们，不要虚度光阴，我们与优秀者的差距，大多在课余时间，凡事会利用时间的人，一般都会有收获。
我退伍回来，虽然在村里种地，但我也像父亲那样，晚上看书到深夜。那些年里，我读过《红星照耀中国》、《菜根谭》《红旗谱》……虽然只是打发时间，但确实也丰富了精神世界。
令人惊喜的是，我们终于迎来了生活的曙光。
1980年，经调查，没有发现我父亲的立场问题，上级恢复了名誉和工作，父亲重新走上了讲坛，然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县里通知我到大队派出所去工作，当我接到通知的时候，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己退伍回来5年了，竟然在我27岁时还给安排了工作。
自从我到派出所工作后，我就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虽然说那时公社派出所需要处理的事情不多，但我十分珍惜工作的机会，兢兢业业工作，后来在1983年，经组织推荐和文化课考核，我顺利转成了干部，之后，曾在三个派出所工作过，后来调入县局，最后到城关镇派出所当所长。
没想到的是，就在我到派出所上班以后，当年和我一起入伍的郑建光、郑建文陆续转业回到了县里。
1986年，副营长郑建光在大裁军中转业回到县里，因当年转业干部太多，他没有进机关和事业单位，挑了当时效益最好的县化肥厂上班。
当年，化肥可是紧俏的农资，乡里经常找他开后门买化肥，郑建光很是风光，他回到村里时，身边总是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但是，花无百日红，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化肥厂出现了严重亏损，最后破产了，失去了工作的郑建光四处打工，甚至还被骗过，身心疲惫的他为了家庭累出了病，56岁那年竟然病逝了。
相比较于郑建光，郑建文是我们3个人发展的最好的一个，他当年提干后，经过了裁军，经过了院校的深造，后来从师机关副科长到下面团里当副团长。
那个时候，我还是派出所的一般干警，风里来，雨里去，身为副团长的郑建光回来休假，专门请我们几个出去吃饭，他那派头着实令人羡慕。
常言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当兵20年的郑建光也脱下了他那身中校军服。
1992年郑建光副团长转业后，被安排到县建委上班，当时县里正在进行城建开发，身为副局长的郑建文经常不在家吃饭，喝不完的酒，抽不完的烟，过得很潇洒，没想到他52岁那年喝倒在酒桌上……
由于我们家那段特殊的经历，我一直低头做事，不抽烟，也不喝酒，后来被局里任命为派出所的所长，我也成了县公安局里唯一一个不喝酒的所长，即便局领导来检查工作，陪领导吃饭，我也从不喝酒。
当年，我在局办公室工作时，当时的局领导看到我不喝酒，故意试探我，结果，一杯洒下肚，我当即上吐下泄，而且吐出来的东西带着殷虹的血，不得已把我送到医院，可把领导们吓坏了，从那以后，全局的人都知道我不能喝酒。
2014年退休后，我过上了安逸的生活，偶尔也回到乡下的老房子住上一阵子。
但是，身边再也没有了当年的同族兄弟郑建光、郑建文，他们虽然在部队提干，比我发展得好，后来还以干部身份转业地方工作，阳光过，也风光过，但因各种原因，很早就走了，留下了一个残缺不全的家。
现在看来，虽然我官不大，也不是很富有，但却健康地生活着，身体也没大问题，而我的父亲，尽管中年经历过坎坷，但晚年儿孙满堂，过得很幸福。
人生就是这样，既能顺风顺水，也要能经得起岁月的蹉跎，无论怎样，守住内心的那份坦然才最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