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要过年了！比较好的单位该发年终奖了，大家都很关心到手的银子有多少？当然，钱包的大小取决于老板手里的银子有多少。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大明帝国老板手里的银子有多少。
我们总是说，崇祯一朝，败在财政危机。赋税不足国家财政运转不开，军饷匮乏，所以既灭不了匪也平不了辽。
这话既对也不对，崇祯一朝的财政确实很艰难，年收入常常不到500万两白银！仅辽饷就高达400万两，更不用说练饷，剿饷，帝国财政长期处于赤字状态，军队经常哗变！另一方面，崇祯一朝，富得流油！在1590年—1644年的54年间，通过美洲—西班牙—菲律宾—中国这条路线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达到4620吨，仅在1631年（崇祯四年）一年间，这条线便向中国输送了高达1400万两白银；崇祯一朝十七年，日本每年有75吨白银流入中国！这足以证明，明朝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
这是咋回事呢？
不要捉急，听我慢慢道来！
天启到崇祯 国库收入锐减
明末缺军饷，这个问题贯穿崇祯朝始终。李自成夺取北京后，在国库及内帑（皇家内库）里没有搞到银子，就把大棒对准了崇祯朝的大臣们，他搞了个“比饷镇抚司”，把崇祯的大臣和富民都抓过来狠狠拷打，逼他们出钱助饷，最后，竟拷打出7000万两银子。这些人的银子又是哪里变出来的呢？
让我们来看看崇祯朝的财政到底是怎么回事？
先从天启元年的财政说起，就是崇祯他哥朱由校当皇上的时候，年税收986.1万两白银（含军费）+漕粮400万石。明代买一石大米需1两银子，漕粮换算成白银等于400万两白银，也就是说，天启元年的国家税收是1386.1万两白银，等于现在多少钱呢？
要倒腾两下，先把银子换算成购买大米的价格。万历年间一两银子可以购买一石（188.8公斤）大米，2020-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米平均零售价浮动在5.00-7.00元/公斤上下，取其中间值6元/公斤，一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1133元。可算出天启元年的财政收入是157.05亿元人民币。
天启元年是公元1621年，与之相近的是1653年英国议会的财政收入为600多万英镑。按现在价值及汇率，1653年英国的财政收入相当于11.75亿元人民币；1620年，法国的财政收入是3100万里弗尔，1里弗尔换成人民币大约是1200元，即相当于372亿元人民。说明大明远比英国富有，远逊色于法国。
根据刚刚出炉的数据，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219702亿元，我们目前的人口是140967 万人，是天启元年5165万人口的27.29倍，以之乘以天启元年税收，可达4285.89亿元。对于农业国家是个了不起的数字！
（“天启元年，户口983万户，口5165万，田地743万顷，田赋米2149万石，麦430万石.......浙江，南直隶解运北京太仓325万两白银，铜钱3100万文，漕粮400万石，北直隶和山东3府解送兵部120万两白银，另各省解送新兵军饷白银538万两。”）
然而，到了崇祯朝，年财政收入竟然锐减到500万两白银，比天启朝下降了64%以上！
除了崇祯苦命，在位17年期间有14年是遭遇大灾及瘟疫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导致了帝国收入锐减呢？
这首先，就得谈一谈东林党的“功劳”了。
东林党爱国保国就是不纳税
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商业税），是东林党的三项具体主张。平心而论，东林党人的确遭受了阉党残酷迫害，但不意味着东林党人所做全部绝对正确。
相反，东林党人是以严厉，恪守规矩教条著称，继承的是明代狷介耿直的名士传统，从方孝孺开始，到大礼议事件被廷杖杖责了一百多人（杖毙十几人），干涉万历立储、福王庄田，到万历一朝，文官集团足以与皇权抗衡。东林党又以清流在历史上闻名，明朝规定“公论付之言官”，即有争议的事情，则交给言官去定夺。显然，这是很难拿捏的，也不公平。无论李成梁、熊廷弼、李如松、李如柏、袁崇焕、还是卢象升、孙传庭都备受言官（清流）之苦，绝大部分人送命与言官脱不了关系。
前两者不展开说，反对收取矿税（商业税）则有很大争议。
万历四十年不上朝，帝国依然正常运转，“万历三大征”都打赢了，这可不是因为文官集团英明，而是因为三大征不缺军费。军费不缺，第一归功于张居正改革，其次很大程度上是依仗矿税而来。
张居正的改革，简而言之，重新清丈土地增加了税收，还向全国推行了一条鞭法，就是把所有的农业税都统一成一样，即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并且由实物税改为货币税，也就是折合成白银，按亩折算缴纳。这样一来，大户负担多一点，小户就减少一点。因此，一条鞭法的推行，对缓和阶级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万历皇帝
至于万历开立矿税，按柏杨的说法，万历是小农（母亲是小农家庭）的儿子所以贪婪，这未必准确，毕竟万历是长于宫廷的皇子。
李三分析，他即位头十年，办个灯会修个宫殿都要报张居正批准，最后根本不批准，就是吸取了这个教训，户部的银子，皇上若直接动用，确实需要经过内阁层层批准。但是动用皇家内帑（小金库），是不需要内阁批准的。这有点意思，是不是有点像英国王室，动用钱财需要国会批准，有空再研究？总之，明朝自嘉靖以后，文官集团以及言官集团，与皇帝一派形成了两股势力，相互牵制相互制约，总之，谁也不能把对方彻底干趴下！
矿税是明朝万历年间开矿、榷税二者的合称，不是明朝原有的矿税。万历二十四年，万历皇帝为了增加宫中的收入以应付日益庞大的内庭开支，开始派遣太监采矿。一开始只是在直隶，很快就遍及河南、山东、山西、浙江、陕西等处。苦心经营，万历积攒下高达三千万两白银的内帑。没有这部分内帑，不仅山海关守不住，就算一个小小的奢安之乱都能要了明朝的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矿税还是延续了明朝二十余年国祚的。
由于管理外库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矿税，只收农业税（用现代财务话术表达，即户部没这套系统，没法做账），万历便把矿税收到内帑（皇帝内库）。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帑的矿税、工商税。
天启一朝，国家运转如何？确实，满地魏忠贤生祠，阿谀奉承当道。但是从边防战绩看，明朝军事并不弱。
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除了农民之外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昂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辽东战事吃紧，国库空虚。怎么办！？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手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的后台依托（江浙富商）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魏忠贤执政几年，坚定地延续了万历朝矿税政策，坚持向中产阶级、富裕工商户和矿主征税，使帝国不至于被农业财政拖垮。
崇祯上台东林党复振
崇祯上台重用东林党，撤销了矿税矿监，并且加征辽饷、剿饷、练饷这三饷，这一听就不对，取消了常设的税收制度，反而用了临时的征收饷银政策，说明崇祯皇帝对于财政完全是外行。
东林党反对向士绅纳税，反对向商人手工业者和矿主纳税，表面上看很清高，对钱避之不及，要求皇上取消苛捐杂税，如同清迈诸公一样正义凛然。实际上一方面巧妙地使东林党及背后江浙财阀得以免税，一方面使得使帝国财政匮乏。国家财政吃紧，辽饷练饷入不敷出，军费压根凑不齐，官军剿灭流民军之后，根本没有军饷发放，于是干脆也加入到了流民军行列，这是流民越剿越多的原因之一。
东林党人更有致命的毛病，自诩忠臣圣徒，为国为民赤胆忠心。绝不能和敌人谈判，否则就是“秦桧”；还要减免赋税，不能让皇帝当横征暴敛的暴君。这两下，一左一右给了刚上台的崇祯两记致命的勾拳。
不能谈判不准开市做生意，皇太极只能隔一段时间到关内打草谷；不能谈判，导致流民军不断壮大；减免赋税，造成国家财政不足，付不起军饷，军队不断叛逃成为新的流民军，造成“崇祯死弯”。长期的天灾瘟疫之后国家又无力救济，饥民流民更加如野火春风，燎原之势。
最典型的例子，是两员大将的亲身经历。
袁崇焕
第一是袁崇焕刚刚上任蓟辽总督后，首要主题就是落实军饷。初次获得皇上平台召见时，袁崇焕提了几个要求，核心就是不能拖欠官兵工资，我做神马你得绝对支持。
但辽饷不拖欠绝无可能（这一项就占到国家财政现金收入的90%）。后来宣布袁督师死刑判决书中说的“市米以资盗粮”，说的是袁部当时和蒙古诸部做生意，而蒙古部落又与后金有来往。明军的军饷是严重不足，到了最后，崇祯都要找皇亲国戚化缘借钱。辽东军队缺少军饷和武器马匹，与蒙古部落做生意有何不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359旅还发展大生产开荒南泥湾与周边邻居做生意呢。
还有一条罪状是擅杀大将，就是杀毛文龙了。其实也是与军饷有关。袁崇焕封了皮岛的财政自主权，自然是要消除毛的势力，这是事实。毛死后，袁崇焕和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等确定东江兵制，与登、莱、天津四镇兵合计共十五万三千有余，马匹八万一千有余，每年耗费饷银四百八十余万两，比过去减少了一百二十万两支出。就因为杀了毛文龙，惹了天大的篓子。毛文龙是浙江人，他的同乡，内阁大学士温体仁誓死要为他报仇。机会很快就来了，皇太极绕过关宁防线，偷袭毁破长城入关，兵锋直逼北京城下，袁崇焕知道闯了大祸，带领关宁铁骑星夜勤王，在北京城下总算站住了脚跟，但是头脑太不冷静，要求进城休息，犯了大忌！很快被捉拿下狱，被东林党人陷害，其中一条就是“引寇入城，顿兵城下”！
卢象升（剧照）
崇祯九年正月，高迎祥攻破凤阳之后，卢象升在凤阳大会诸将，然后上书说：“贼寇横行以后朝廷再调兵，贼寇人多时再增派兵力，这只能说是跟不上趟儿。部队开上战场然后再讨论供应军饷，部队会合以后再来申请粮饷，这只能说是玩命。况且请到的粮饷不够用，士兵们就会跟随贼寇去抢劫，这样近八年来所召来的部队都和贼寇成了同伙，所食用的军饷都无异于盗贼的饷粮了。”又说：“台谏大臣们不管事情的难易，不顾将士的死活，专门在那里说长道短，求全责备。别人即使有再大的本事又怎么能施展出来？我和总督大臣两个人只讲剿法不讲堵法，只讲怎么打不讲怎么守。”这些话，时隔400年，每一句都说中了晚明剿匪不力的要害，台谏大臣（言官）基本都是东林党把持。
独一无二的白银帝国
日本白银
1542年，三艘满载着白银3000公斤的日本商船在运往明朝中途被官军俘获，这些白银原本是为了进行中日贸易而运送的。在那个时期，从事中日贸易的商船大约有10—20多艘。这些商船的贸易活动属于非法的走私贸易，因为当时明朝政府对海外贸易进行了严格限制。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日之间的海上走私贸易反而越来越兴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商人开始以获取白银为目的的中日海上走私贸易，这种贸易逐渐发展起来。根据历史学者的估算，在1540年—1644年的100年间，平均每年有75吨白银从日本流入中国，总计有7500吨左右。（这也是倭寇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以后再详说倭寇篇）
75吨换算成明代的两，日本年均则有240万两（16两制）白银流入中国！
日本白银是通过走私来到中国，而另外一个途径，却是堂而皇之，由美洲万里迢迢来到中国。
在荷兰与英国称霸世界之前，众所周知，西班牙才是老牌殖民霸主。与哥伦布发现美洲可以媲美的大事件是，西班牙在美洲发现了超级钱袋子！随着哥伦布船队发现新大陆开拓了美洲航线，西班牙人在1545年和1548年，相继在波托西（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发现特大型银矿。此后，大量低成本的美洲白银通过国际贸易、金融操作、走私、海盗掠夺以及战争赔款等多种渠道，源源不断地注入西班牙和欧洲其他主要国家。但是，流入欧洲的美洲白银最终大部分都被装运到了中国，用于购买中国产品。
这又是为啥呢？
话，得从中国海禁说起。
隆庆开海与番银流入
我们知道，明朝自朱元璋时期开始海禁。隆庆皇帝上台以后，解除海禁。这就等于，隆庆皇帝扇了一次翅膀，大量的银币从美洲经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来到了菲律宾马尼拉，最后来到了中国。
马尼拉大帆船贸易
1571年，适逢隆庆五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在亚洲有了根据地。此后，西班牙著名的“无敌舰队”装载白银，自墨西哥、巴拿马和秘鲁等地出发，越过大西洋经葡萄牙里斯本港和西班牙本土南部港口，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果阿港，沿途有买有卖，有装有卸。在果阿港又增载来自地中海和中近东市场流入印度的大量白银，运到马尼拉，再转至中国，然后用这些白银购买中欧和西欧各地市场所需的大宗中国货物，这就是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
这条路线成为明朝中晚期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主要渠道。
所以，不要觉得全球贸易直到有了WTO协定才形成，实际上，在大航海时代早已开始了；我们的闭关锁国政策也只不过在清康雍乾三朝，从唐朝开始到清朝，广东、福建、浙江的市舶司一直都有。唐宋元的海外贸易很强大，明朝前半期掉链子，隆庆之后恢复海外贸易，但是市舶司的作用没有充分利用；清朝外贸就更不成体统了。
说个有意思的小例子，1637年（崇祯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首次到达中国，英国人很开心，以为从此可以狠赚天朝的钱了。结果他们连一件英国货都卖不出去，只是抛出了8万枚西班牙银元满载中国货而归。明朝对洋货没兴趣但为何对洋元（银币）这么有兴趣呢？这或许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明朝经济对白银的需求以及中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
西班牙银币（卡洛斯四世银币）
没办法，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太强了，天下无敌。当时整个世界都受益于中国输出的物美价廉的商品——茶叶、瓷器、丝绸、棉布、药材等等。而站在中国放眼世界其他地方能够售予中国的货物却非常有限这就逼迫他们只能用白银货币来跟中国做生意。史载当时的外国商船来中国贸易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
既然西班牙和日本诸国白花花的银子长期大量流入中国，可是后来崇祯做皇帝的时候，竟因无钱赈灾、无钱打仗而亡了国！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就回到本文开篇的话题。
番银大量流入 造就了资本的力量
大航海时代，由于经济发展太快，人们对银子这种货币的需求很大，使得银子的价值很高，但不同国家的购买力是不一样的。明朝一朝的金银比价和欧洲的金银比价大致幅度是这样的：
明朝金银对比为 1：5.5--1：8；欧洲金银对比为 1：11.5--1：13。
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中国的一两金子可换5.5两-8两银子，欧洲的一两金子可换12-13两银子，中国银子的购买力显然接近欧洲一倍。那么，如果把欧洲的银子（实际是美洲的白银）拿到中国来用，就值钱了一倍；如果欧洲的银子拿到中国来换黄金的话，赚得会更多。既然如此，聪明的欧洲人还有日本人、菲律宾人，当然会疯狂地将白银运往中国，来赚取差价。而这种先进的赚钱方式，当时的明朝所有人都不知道，等他们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
美洲白银成本极低
我们知道美洲白银，是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了银矿，采矿权零成本，使用当地奴隶挖矿，除了几个玉米和烙饼之外，人工费也接近零成本吧？这种银子通过无敌舰队运到中国，虽有远洋运输的成本，但是成箱的银元它不同于普通货物（虽然广义属于货物），它到了大明以后是实实在在的现大洋啊！这就属于一本万利的生意了！番银是来套利的，是来换走金子的，真正赚钱的是外国人。但是，番银确实留在了中国，它不是伪钞，的确给大明带来了财富，又不会吃亏，有什么问题吗？
西班牙无敌舰队
一项数据研究显示，在1590年—1644年的54年间，通过美洲—菲律宾—中国这条路线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达到4620吨。也即是说，明朝年均流入274万两美洲番银（明斤16两制）。如前所述，日本白银每年流入大明240万两！
从1590年（万历十八年）到1644年（崇祯十七年），流入大明的（美洲+日本）番银总数，可以统计出来了！！年均流入514万两番银，正好是崇祯一朝的财政收入！番银流入量，等于每年凭空给大明发行了同等数量的货币（银元），这就很不好玩。
在下写作文章对于政治及军事比较擅长，对于金融相对短板，但是经过两个月的补习，也有所领悟。
西班牙和日本人把银子带进中国来买东西，看起来是等价交换，中国没吃亏。但是，这批天量白银，却不是中国政府发行的官方货币，也没有进入中国外汇买卖体系（如果当时有的话），这种交易，对于中国官方没有太大的益处。
究其原因，市舶司（海关）没有发挥作用。
回到明初海禁，既然皇帝颁布了禁海令，也就是取消了国家外贸，没有市舶司（海关）负责外贸业务，当然也就收不上税，明朝中期以来大量倭寇走私做的就是外贸生意，也产生了一批江浙巨富，倭寇头领汪直实际就是沿海巨富；其次，隆庆开放海禁以后，也就只有广东、浙江、福建三个市舶司，而且复了废，废了再复，多次反复！起到的作用极其有限。即便到了2025年的今天，俺们也不可能规定广州、泉州、宁波这三个港口为指定唯一出口港，全国的货物都必须集中调运到此交易。无论物流还是外贸交易的便利，都绝无可能，何况600年前的大明帝国！
我们看看隆庆后，明朝政府是怎么对外商征税的？隆庆开放海禁，明朝进出口贸易掀起了一个高峰期。在新的形势下，因洋人报货不准确，市舶（外贸交易）的报税从地方政府改为市舶司。周玄暐《泾林续记》曰：“广属香山为海舶出入噤喉，每一舶至，常持万金，并海外珍异诸物，多有至数万者。先报本县申达藩司，令舶提举同县官盘验。”“舶提举”即市舶司提举，为市舶司主要官员。《泾林续记》约成书于万历二十八年。由此可知这一时期之市舶税（海关税），已由市舶司所掌握了。
海关税为什么会从地方政府手中转移到市舶司的手中呢？其原因是“万历二十七年上榷天下关税……山海之输，半蒐罗以进内府，而舶税归内监委官征收矣”（《泾林续记》）。万历皇帝还是会搞钱！钱眼盯住了外贸生意，他派出由太监充任税监，进驻地方各省，直接征收各项税款，所以此时的市舶税，也就由地方政府转移到市舶太监的手上来了。
但市舶税（海关税）的征收，很快又由牙行（买办洋行）所代劳了。因为明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懂得英语西班牙语又通汉语的，了解海外贸易报关手续及精通与明朝官老爷打交道的，简直是凤毛麟角！所以夷商来华贸易，势必通过买办（牙行）代理，牙行掌握了外贸的经营权，他们以外商代表的身份，巧取豪夺，上下舞弊，货物“报官纳税者，不过十之二三而已”。因此，当时便有三十六行（牙行）的组织，代客办理一切手续（包括代办关税）。《广东十三行考》转引《明会典》曰：“榷税之使，自万历二十六年千户赵永勋奏请，始命李凤于广州或征市舶，或征店税，或专领税务，或兼领开采。”因此，“提举悉十而取一，盖安坐而得，无簿书刑杖之劳”。市舶司的功能实际上到了万历后期，一天天地消亡了。
由此可见，大量流入中国的番银，没有多少进入国库。
数以亿计的白银究竟流向了何方？
答曰：白银并未神秘消失，而是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在这场历史的洪流中，商业运作、贪污、私人占有和秘密藏匿成为白银去向的关键词。
首先，一部分白银流入商人的腰包。
船上装了大量的雪花银没处花，显然，对于洋鬼子商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中国的茶叶（为红茶的主要原料）、绫罗绸缎、瓷器（大量中国瓷器沉船可佐证）、铁器（譬如顺德铁锅），粮食，外国需求量极大，有钱自然能买到，找谁买？当然有大把的中国商人可以做这事。
通过走私贸易，在明朝中后期，这些大商人们的力量不断加强，而且已经渗入到军政各界，已经形成了军政商利益捆绑体。
聪明的中外商人很快就发现，当白银走私隐藏到商品走私中时，一切都会变得更加安全和可靠。大明的市场上亟需宝石、犀牛角、人参、貂皮、木材、鹰犬、糖料以及各类奇珍异兽等奢侈品和消费品；而另一方面后金、日本、蒙古等地又亟需得到大明的粮食、绸缎布匹、火药、铁器、劳力等战略物资以及各种先进技术。
俺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李成梁在世的时候，与东北女真诸部生意做得如火如荼，为了便于控制，扶持建州女真一家独大，所以关宁铁骑才能装备精良，世镇辽东，如前文所述，精锐骑兵部队是一人三马，以精料饲养马匹，还有马夫步兵辅助，骑兵人人覆铠甲，如前文所引：明末一副铠甲的采购成本是纹银3两8钱（孙承宗《条次东西边镇疏》）。3000关宁铁骑，一年骑兵铠甲装备成本就需要12000两白银（铁骑的战损耗损极高），马匹的铠甲更加昂贵，包括斩首敌军的奖励，这些银子，国库根本无法承担，从哪里来钱？当然是用大明现成的粮食布匹绸缎铁器，换女真诸部的东珠、貂皮、人身、鹿茸、木材，得了这些奇珍异宝之后，再去换走私白银。所以你看满文老档里皇太极与袁崇焕的八封书信里，有七封都是要求开通互市的。
（“既和之后，两国言归於好，往来通使；每岁我国以东珠十粒、貂皮千张、人参千斤馈送於尔，尔国以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报我；两国仍如约修好，则当誓诸天地，永矢勿渝。”）——满文老档
皇太极（剧照）
因此当建奴造反时，明朝老大怒不可遏，绝不会与奴才的奴才谈判！
皮岛毛文龙大帅虽然屡次袭击后金后方根据地屡立战功，但是也与后金人、朝鲜人、日本人大做生意。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核定兵员是28000余人，认定毛文龙虚报数字冒领军饷，但是明军军户制度规定是带家眷的，毛文龙实有的28000东江兵（以一家四口人计），至少10万人是要实实在在养活的，他虚报20万兵也不为过。明朝政府拨的军饷经过层层克扣，到了毛文龙手中，只有官方号称拨饷的43%（官方号称百万两，实际拨付43万两），剩下的亏空怎么解决？当然，就地取材就地进行边境贸易，是最容易来钱的办法！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渐渐明白为什么明朝真正有战斗力的部队，是由统帅私人豢养家丁的，这部分家丁待遇丰厚，训练有素，打仗极其悍勇，像麻贵的苍头军，李成梁父子的关宁铁骑皆如此。钱，明朝政府是给不出的，家丁本身就不在兵部名册，只有统帅大做特做生意才能保障有高额的报酬。
由于地方军政长官本身就是走私活动的参与者和支持者，走私工作当然会进行得如火如荼，由于走私贸易的存在，白银顺理成章地成为国际结算货币，以贸易的共生物倾销到大明国内（大明帝国的贸易顺差，其实也就是一场白银倾销）。大量白银进入到大明国界以后，仍然将会由垄断寡头们牢牢控制，他们的财富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其次是明朝贪官污吏掌握了大量的白银资源，将其据为己有。例如，刘瑾一人贪污的白银数量就高达600余万两，而在正德初年，太仓影库一年的收入仅398万余两，远不及刘瑾个人的财产总额。
至崇祯时期，皇帝不得不直接向文武百官勒索白银，但效果并不理想。当李自成攻陷北京城时，仅从各级官僚手中就搜出了7000万两白银，这充分展现了当时贪污现象的严重性。
以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不含“军老虎”)为例，已逾百人，贪腐过亿的高官不胜枚举，新闻报道里常见查处贪官，点钞机都点坏了几台云云，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历年来这些省部级高官贪污受贿的钱都超过数百亿了。这些钱就是完全不流通货币，全部堆积在家中的密室里。
囤积银子是财富的象征
再一部分白银去向就是囤积财富。对于皇室贵族和官员而言，白银并非流通工具，而是一种象征地位与荣耀的收藏品。他们纷纷开辟地下室，将白银秘密收藏，拥有海量白银被视为权力和身份的标志，这种财富只供观赏，而不用于实际交易，仿佛是仅供少数人享受的奢侈品。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普通民众而言，白银直接关系到日常生活的每一刻。为了获取几两银子，人们不得不当牛马，日以继夜地劳作，但这些散碎银子白银只能裹腹，无法为大众带来财富。
明帝国白银货币化的得与失
根据《剑桥中国史》的记载，在1571年至1821年的250年间，美洲产出的白银中，约有一半被明朝收入。
随着如此大量的白银涌入中国，明朝的货币体系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同时也埋下了日后财政危机的种子。
银子在明代中叶之前可是一个稀罕物
虽然，我们看小说及看电视剧，侠客们、商人们用二两银子，五十两银子，付账埋单司空见惯！但实际历史，与事实出入甚大。中国并非产银之地，国内白银存量非常稀缺。在明朝，国内白银产量仅约三十万两（主产地云南），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白银只能充当辅币的角色，根本不可能拿来付账！直到明朝中后期，番银大量涌入中国，白银货币作为“猪脚”才登上历史舞台。
自秦朝起，铜钱一直稳坐主流通货币的宝座。到了宋代，尝试印制了"交子"，以纸币形式革新金融体系，而明朝则沿用了这一策略，发明了独特的"宝钞"。然而，明朝在宝钞的管理上出现了严重失误，导致宝钞发行混乱，价值急剧下跌，无法胜任主流通货币的角色。航海大发现之后，中国南方很快融入了全球贸易体系之中，白银大量流入，冲击了宝钞、铜钱的地位。明廷推行的宝钞沦为废纸，各种劣质铜钱充斥于市，大量流入的白银得以货币化。迫使明朝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最终选择全面货币化白银。
明朝的白银货币化历程历时数十年，直至最终实现。明英宗正统元年，户部颁布文件，将江南地区租税转换为白银支付，大幅提升了白银的影响力。随后一年，户部又将粮食折换成白银，用于抵扣官员的俸禄。至明朝正统年间，政府废止了前朝的"禁银法"，正式征收"金花银"，这一举措等同于官方承认白银的货币地位。
白银货币化，标志着原先掌握在官方手中的铸币权移转到民间，而当时的官方对此却没有任何意识。不受控制的白银货币，冲击着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问题。
在明朝白银货币化的进程中，万历首辅张居正扮演了关键角色。
公元1581年，也就是万历九年，一条鞭法推广于全国。这一革新举措的核心在于将所有赋税与劳役转化为白银形式征收，由此提升了白银在国家财政中的核心地位，使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政策出台后，市场对白银的需求激增，进而奠定了明朝银本位制的基石。
万历十五年，户部正式推出了银钱并行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规则以规范白银的运用。通过政府的不懈努力，银本位制得以顺利实施并保持稳定运行。这条鞭法不仅革新了赋税与劳役制度，还极大地推动了明朝商品经济的繁荣，促使白银货币体系的循环运作。
一条鞭法备受后世称赞，然而，实施起来却是有利有弊。
在经济发达的南方地区，白银普及使用，大量人力从劳役中解脱出来，投身于手工业之中。在北方的广大地区，白银货币化尚未完成，官方却硬性要求民间以白银缴纳赋税，由此产生了巨大问题。为了换成白银，农民不得不将手中的粮食低价抛售，导致民间贫困。顾炎武在山东登莱等地，看到滨海之人因为地理偏僻，无白银可以缴纳赋税。后至关中，顾炎武看到民众丰收，却仍然要售卖妻子。
为什么呢？有粮谷却没有白银。白银货币在北方各地造成了无数矛盾，导致自耕农破产流入社会，而北方社会又无法如南方那样，提供更多的手工业岗位。如果再遇上天灾，就会导致生计无着的无地流民数量呈几何级数增加，汇集成冲击大明王朝的洪流。
农民出卖米粮，换取白银，在米粮店遭到各种手法的欺诈，至缴纳赋税时，又被官方以各类手段欺压。而明军以白银发军饷，军人再以白银折价购买粮食，整个过程遭到层层盘剥。
白银货币化之后，它将货币的发行权，从政府转移到了民间。到了明后期，政府已失去对货币的控制权，再也不能通过发行货币来掠夺社会财富。
这也是万历帝采取强制手段，派出大批矿监税使赴各地，明目张胆地进行白银掠夺的原因。
赋税白银化后，造成的新问题是，它更便利了官员的贪腐。往日赋税，采用本色缴纳时，官员虽有贪欲，却无从下手。改为征银缴纳赋税之后，在白银缴纳时，官员从秤兑、收柜、辨色、倾煎和装鞘等各个环节中，均可上下其手，加以贪腐。在此过程中，从王公贵族到地方官员再到富豪，手中获得了无数白银。这些白银有部分进入市场流通，用于消费各种奢侈品，还有相当部分则被窖藏。
白银停止流入之后的结果
外来的白银，不能如河水滔滔不绝，总有枯竭的一天。16世纪后期，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西班牙用兵极盛，军费开销增大，国家数度破产，不得不将美洲的财富搜刮至本国。
17世纪20年代，西欧经济危机爆发，以塞维利亚为核心的贸易体系受到重创；1618年，三十年战争爆发，欧洲的大量财富都被战争消耗。
同期的日本则在世纪之交终结了战国时代，德川幕府上台，对于金银外流极为警惕，同时为了防止天主教传播，幕府开始奉行锁国政策。
这样，美洲白银与日本白银的流入，都大大减少了！
白银的大量流入本该给明朝带来通胀的，可是没有；而白银一旦停止流入，立即给明朝带来了通缩。通缩是个大恶魔，它比通胀更厉害，通缩之下，生产减少，人们所得减少，政府收入也减少。政府收入减少多少呢？以崇祯时期为例，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500万两百银，这比明朝中期的1500万两少了三分之二，实在是大倒退。
最后，当欧洲商人日本商人看到，明朝的黄金与白银的比值跟他们国家的差不多了，再也没有套利空间了，白银流入也就停止了。
当白银停止流入，明朝财政的悲剧开始上演了。
苦命的崇祯皇帝
崇祯皇帝
蝗灾
苦命的崇祯皇帝即位以后，随着小冰河期的到来，北方女真人不断向南攻占土地，帝国境内的农民则是面临日益歉收的土地、不断上涨的银价、无力支付的粮食价格，流民军不断壮大；还有不断的天灾，蝗灾，旱灾，鼠疫，崇祯在位十七年，有十四年都是有大灾的，真是苦哈哈的，难怪陈圆圆送给他，他也无心享用。
不懂财政的崇祯皇帝上了东林党人的当，取消矿税及其他税种，贸易受阻，税收减少，官员们非常取巧地决定通过征收临时费（辽饷、练饷、剿饷）来补充亏损，本来就一贫如洗连口饭都没得吃的饥民当然不干了，揭竿而起，军饷大增，又不得不继续追加三大饷。
再就是后金，本来是山里的几个部落，后来因为官员和商人手里有大量白银，去山里买东西，导致各个部落养蛊一样，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大部落——建州女真。
为了平定建州女真部落，明朝只能增加赋税，于是，明末又回到了建国初期的的财政危机上。陷入 “收支不均——增税——民变——支出增加——收支不均——增税”的死循环。
在没有矿税没有番银的加持下，帝国财政窘迫到何种程度呢？
明朝税率很低，低到你难以想象的地步。首先是农业税率低，通俗点说，一亩地只交10公斤粮食，够低吧；如果按百分比算，你会惊掉下巴，只有区区4%左右，这比前代的唐、宋、元朝7%的税率还要低将近一倍。如此低的税率，加上天灾，政府当然收不到多少钱；明朝的商业税更低，明初规定的商业税率为3.3%，不久降至1.5%，这基本接近现在惠民补贴税收政策了。
要怪，只能怪开国皇帝朱元璋，赤贫无产阶级出身，痛恨官府苛捐杂税，所以制定了奇低的税收政策以及官员俸禄标准。
税率低的结果不用说了，崇祯一朝如果不是靠惯性维稳，帝国财政早已破产。
天启一朝，魏忠贤为了给辽东军队筹积粮饷，向东林党背后的江浙大商人增加商业税，居然反对声一片；不仅仅是东林党反对，其它官员都反对，可以想象，当时有多少官员在暗里经商。以万历中期的张四维为例，他本人是内阁大学士，而且在张居正去世之后成为首辅，他出生于山西盐商世家，父兄都是蒲州豪贾，世代控制长芦盐场，他的舅舅王崇古官至兵部尚书，王崇古的父兄也是盐商，控制了河东盐场。这些商业寡头们不断通过联姻等方式结党自固，形成资本势力，并且把触手延伸到政治军事各个领域。当全国一体推行“一条鞭法”以后，他们也用白银攫取更多的利益，操控更多的权力，当大明一旦处于危难关头，资本势力最终抛弃了老板——崇祯。
有史载，崇祯临上吊之前，感叹：“若忠贤在，事必不至此”，虽未必为信史，但却是事实，如果魏忠贤在位，帝国财政必能正常运转，不至于出现军费巨额赤字状况。
严嵩
明朝的白银经济现象，深刻而复杂，虽然大量白银从美洲、日本涌入中国，但这些财富并没有均匀地分配到国库以及老百姓手中，而是主要集中在官僚和商人阶层。这些持有大量白银的群体不仅利用白银从事正常贸易活动，还热衷于通过放贷获取高额利息，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明朝的民间典当行业异常繁荣，其背后的资金大多来源于白银持有者。无论奸臣严嵩，还是忠臣张居正，都涉足典当行业，将其作为敛财手段。
整个社会处于一种虚假的热辣滚烫繁荣与停滞不前的并存状态。正如现在，我们小区一座大型商业综合体四楼的餐饮店全部倒闭了，但是楼下广场，社区却引来卖麻辣烫套圈的卖玩具的，摆出了地摊，看起来很热闹，但是对于税收对于经济复苏没有任何作用。
如果番银能持续流向明朝，或许这个经济泡沫还能持续膨胀。然而，这恰恰是明廷面临的危机——白银来源的不可控性。
综上，明朝的衰亡，不仅源于其未能妥善处理白银危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政治体制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经济管理的失策。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了这个曾经辉煌的帝国走向覆灭。
白银，这个曾帮助明王朝续命的贵金属，又夺走了它的生命。
崇祯上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