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唐代文学研究’，发表于《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2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此据文字稿录入，如需引用请参照原刊。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小编删除。
唐别集是唐代文献的基石，是研究唐代文学、唐代史学乃至唐代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哲学、音乐、绘画、建筑等等的学者所必须据有的最基本的文献。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赓续不断，经先秦，历汉魏，至唐代达于鼎盛时期，那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民族精神昂扬向上，国际交流广泛深入。所有这些，促使唐代文化空前繁荣。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唐文化不仅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而作为观念形态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在唐代也十分发达：诗歌进入黄金时期，散文堪称百世典范，“李杜”“韩柳”“元白”等大家名家辈出，彪炳千秋；唐代小说与词也臻于成熟，为后来的宋词和明清小说之繁荣在文体方面作了光辉的铺垫。南朝目录学家阮孝绪云：“顷世文词，总谓之集。”（《七录序》）就是说一个朝代全部文学作品的总汇，谓之诸部典籍之集部。职是之故，辉煌灿烂、光焰万丈的唐代文学，就保存在唐代众多作家的别集之中。换言之，唐别集乃唐代文化和文学遗产的基本载体，乃大唐盛世留给我们民族的十分宝贵的文化和文学遗产。目前我们正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因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发掘和承继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遗产，所以重视唐别集，对唐别集加以通贯稽考，以利于妥善保存、充分利用现有的唐别集，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一、唐集总量远超唐前别集总和，然散佚严重令人震惊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我国别集的名称与体制始创于东汉，《班彪集》《班固集》《曹大家集》等东汉中叶以前即已流行于世。然而经验告诉我们，理智的觉醒总是滞后的，正如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形成优良的文学传统，但是直到魏晋才实现文学的自觉一样，我国文集的编纂虽自发于东汉，但是直到唐代才真正出现文集编纂意识的普遍自觉，白居易三番五次地自编诗文为集，分藏五处，以求永传；襄阳名士王士源四方寻求，千方百计购采孟浩然诗歌，编成《孟浩然诗集》三卷行世；李白先托魏颢，弥留之际又托李阳冰为其编纂文集；柳宗元临终托稿好友刘禹锡；杜牧生前嘱其外甥裴延翰为其编纂文集等等，都是适例。不仅如此，唐代各级官吏甚至最高统治者，也积极参与作家别集的整理与纂辑，诸如宣歙观察使范传正到任后，即遵照李白生前遗愿将其改葬于青山之阳，接着又多方搜求李白佚作，将阳冰所编十卷《草堂集》增至二十卷；集贤殿御书院牒令湖州刺史于頔编纂《皎然集》，纳于延阁书府；中宗降敕编辑《骆宾王集》；代宗诏令王缙编进其兄王维《王右丞集》等等。更有甚者，《朝野佥载》作者张鷟，开元初因事下狱当死，仍念念不忘自己文集的编纂，上《陈情表》云“就死无恨”，惟念“近来撰集诗赋表记等若干卷，编集拟进，缮写未周……伏愿陛下遂臣万请之心，宽臣百日之命，集录缮写，奉进阙庭”。可见唐朝上自中央，下至地方，从最高统治者到普通文士，编纂作家别集，令其流芳百世已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这是唐代以前从来不曾有过的文化与文学现象。
再者，唐代实行诗赋取士，举子“纳卷”的科条，“行卷”“温卷”的风尚，也促成大量士人自编诗文为集，元结《文编》、皮日休《文薮》等等，均是举子纳卷的产物（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而胡震亨有关“晚唐人集，多是未第前诗”的说法（《唐音癸签》卷二六），更是科举制度及进士行卷风气催生唐集编纂的最好注脚。
正是别集编纂的社会意识和科举制度的有力驱动，使得有唐一代别集的数量剧增，总数远超唐前历代别集之总和。据《新唐书·艺文志四》记载，唐别集多达500余家；《唐音癸签》卷三十则综合多种书目文献加以统计，使唐集总数增至700家；而《唐研究》第一期所载陈尚君《〈新唐书·艺文志〉补》又增补唐集400余家，从而使唐集总量达到1100多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集类·总论》云：“别集……极于有唐。”非虚语也！这些唐集的编纂，为保存辉煌灿烂的唐代文学和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仅就脍炙人口的唐代诗歌而言，现今传世的50000首唐诗，三分之二是靠唐别集保存下来的，唐别集的重要于此可见一斑。
然而这1100余家唐集问世后，一千多年来随着时光流逝，现今存世者不过260家左右，而且其中一半还是明清两代重辑而成者。如“文章四友”之一的李峤，原有文集五十卷，北宋时尚流行于世，然两宋兵燹，五十卷本散逸无传，明以后世间所传惟《杂咏》120首及与其他诗歌合编而成的或一卷、或三卷、或五卷等不同的集本。再如“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原有文集三十卷，南宋时尚存，宋元鼎革后失传，明代传世者惟宋人别裁而成的书棚本二卷及明人的重辑本。此类例子极多，不一一列举。唐集散佚的严重情形令人震惊！这就提醒我们对于现存的唐集，必须及时加以科学整理和妥善保存。而要科学整理和妥善保存现有的唐集，通贯稽考唐集，揭示各家唐集宋元以来不同时代的衍生、变异情况，鉴别历代众多传本的品第优劣，厘清其版本源流系统，从而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学术史高度，完整建构全部唐别集的文本发生发展的自足系统，展现一千多年来唐集整理研究的历史面貌和卓越成就，便成为首先和必备的前提。
二、前此唐集研究虽成就斐然，但完成通考尚任重道远
汉代刘向校理群籍，已开始重视版本的稽考。在手工钞书的漫长岁月里，书籍生产不易，相同典籍的不同版本毕竟不多。两宋尤其南宋雕版印刷事业繁荣发达，书籍生产手段的革命性变革，使得同一典籍的不同版本纷纷涌现。特别是唐集，由于所承载的唐代文化和文学辉煌灿烂，光焰万丈，在一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反复不断地被传钞、翻刻、改编、注释、评点而发生演变，不仅由唐五代的写本演义出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的大量钞本，而且又由写本演变出两宋椠本（还有活字本），迨元明清及近现代，宋椠又演化出数量更加庞大的历代翻刻、仿刻、覆刻本。不仅如此，这些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历代钞本和椠本，由于生产者的素养和生产条件的种种差异，及问世后历经水火、兵燹、虫咬、鼠啮等灾害的洗礼，于是这些集本中又有文字歧误者，卷次不同者，篇章阙失者，文字讹夺者等等，真乃千差万别，不一而足，其中有善本，普通本，也有劣质本，甚至还出现了蓄意造假的伪书等等。对这些仪态万方、良莠不齐的各种唐集版本，若不加以通贯稽考，深明其品第优劣和源流系统，欲科学充分地加以保护与利用便只能成为空谈。
我国学者对典籍异本的著录，正好始于宋代雕版印刷事业繁荣之时。就唐集而言，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最早开始记载不同版本，惟其仅记书名，过于简略乃其不足。迨陈振孙《书录解题》，已注意记载唐集的多种信息，包括刻时与刻地的不同，卷帙的多寡，编次的差异，篇章的增减以及书品的优劣等等，凡是后世学者关注的唐集版本之诸多问题，陈氏差不多都注意到了。两宋雕版印刷的繁荣，促进了版本目录之学的巨大进步。但是宋代唐集历世尚少，版本的源流问题尚未引起学者们关注。明末清初以来，钱曾、何焯、黄丕烈、顾广圻、瞿镛、杨绍和、陆心源、丁丙等等，及稍后的缪荃孙、傅增湘、张元济、叶德辉、王国维等一大批学者和版本目录学家，开始注意唐集版本及其源流的研讨，不过那时中国尚缺少西方那样的公益性图书馆，皇家虽有大量藏书而一般学者又难得一见，所以那时的唐集版本研究就一家而言，零碎而不成系统；就有唐一代的全部集而言，稽考的数量尚未形成规模。
迨现代西方先进的科学和研究方法传来，使得唐集版本研究渐次呈现崭新气象，先后产生了一批版本研究的高质量大作，岑仲勉先生《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一文，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不过那时学界的唐集版本研究，大多停留在一家别集的考订上，规模化的研究著述尚未出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华书局出版了万曼先生《唐集叙录》，万先生对104家（附见4家）唐集的编次体例、唐以后的流传演变情形及版本源流系统加以考述，成为规模化唐集研究的开山之作。但万《录》存在一个明显缺憾，即较多依据排比唐以后历代公私书目，及满清与近现代“一些著名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的藏书叙录题跋及有关考证、校勘成果”（万曼《唐集叙录·出版说明》），进行归纳概括，撰为《叙录》的，而对各集现存的历代众多传本则较少手检目验。这种做法，在方法论上名曰“间接研究法”。版本目录之学，征实性很强，离开对版本的具体考察，容易流于空疏甚至导致舛误。著名文学史家、藏书家郑振铎先生尝云：“研讨唐诗刻本，是一大学问。非广搜异本，多集资料，不易有可靠的结论也。”（《西谛书话》下册《西谛书跋·高常侍集》）即十分强调“广搜异本”的征实性。由于较多采用间接研究法，使得万《录》所叙多家唐集的主要传本被遗漏者有之，版刻年代被误判者有之，版本源流辨析不明者亦多有之，等等。这是完全可以谅解的，万《录》著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信息手段滞后，交通不便，个人出行也受到诸多限制，在那样的情势下，万先生以一己之力，欲稽考散藏于全国各大图书馆中的百余家唐集之历代众多传本，谈何容易！万先生遗憾“未能到通都大邑尽发藏书”（《唐集叙录》），就是最好的说明。万《录》的缺憾乃时代使然。进入本世纪，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了赵荣蔚《唐五代别集叙录》，此乃规模化唐集研究的又一力作，该书所叙唐集数量颇有增加，然而同万《录》一样，赵《录》对各家唐集现存的历代传本同样较少检视与稽考。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40多年来，单篇发表的版本源流考一类文章（包括校注本所附此类文章），由于采用了存世传本考订与书目序跋等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大都考证精审，版本源流系统甄辨清晰，其中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和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更是以专著的规模，对一家唐集的历代众多传本做通贯稽考，功力独到，新见迭出，堪称唐别集研究的翘楚。但是上述成果毕竟有限，相当大一部分唐集的版本及源流系统尚未得到具体考订和系统梳理。
三、《唐集考》与《唐别集续考》，努力成就唐别集通考
拙著《唐别集考》与《唐别集续考》正是在上述学术背景下展开的。目前《唐别集考》已完成106家唐集的稽考工作，成果140余万字，2015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17年结项，书稿已交中华书局，今年即可面世。《唐别集续考》去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拟对其余93家唐别集继续加以稽考，以完成全部唐别集的通贯稽考工作（另60多家唐集版本单一无须考述），整个工作主要围绕以下五个方面进行：
（一）版本特征考
对现存各家唐集的历代众多传本，尤其主要传本，具体检视其行格版式、文字结体、卷题标目、卷前序目与卷后附录题跋，以及编辑者、校订者、刊刻者等等版本的外在特征。对后世加上去的题跋文字、鉴藏印记等等，亦酌加摘录和稽考。对已散逸的历代传本之版本特征，则综合各种文献予以追考。通过对各家唐集不同时代所衍生的众多版本之具体考察，揭示这些不同版本的独具特征，以便更好地识别这些版本，把握这些版本。
（二）版本优劣考
勘验各家唐集现存历代众多传本的文字正误、编次体例、篇章多寡、卷帙分合及佚文辑补等情形，以确定其内在质量；同时结合外在质量，对各家唐集历代众多版本的优劣加以实事求是的品鉴，以利于这些版本的妥善保护和合理利用。
（三）版本源流考
唐别集通考的重要宗旨之一，就是厘清各家唐集的版本源流系统，让读者在不必全部或大部检视某作者集本的情况下，尽快地了解该作者全部或大部集本的多种信息，减少读者的寻书之劳，翻检之劳及书籍难寻的弊端，减少读者对文本了解的时间耗费，并避免因了解文本时间短暂而产生对文本误读的现象，以及文本在个人阅读中发生变异的可能。然而到目前为止200家唐集中，相当大一部分的版本源流尚未梳理；版本源流已梳理者，不少还存在不足或舛误。有鉴于此，版本源流尚未梳理者，《唐别集考》已予梳理，《唐别集续考》将继续进行梳理；对已经梳理而存在不足及讹误者，《唐别集考》已补其不逮，匡其舛误，《唐别集续考》将继续这种匡补工作。限于篇幅，这里仅就后者举例加以说明。
孟浩然乃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集》的版本系统，万《录》曾初步加以清理，但因一些珍贵的孟集如宋蜀本等万氏未能寓目，故对孟集的版本源流语焉未详。后出的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前言》虽知孟集原编即有两个本子，即王士源本和孟浩然胞弟洗然所编家集本，然却误判家集本“散逸无传”，于是便将原应归入家集本系统的多种孟集、其中就包括宋蜀本这一重要传本统统误归入王编本系统，随造成孟集版本系统的极度紊乱。不仅如此，在徐注本的影响下，《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也将蜀刻本误归入王编本系统，就连近30多年来出版的多种孟集校注本，诸如李景白《孟浩然集校注》等均将蜀刻本误归入王编本系统。徐注本将蜀刻本归入王编本系统的理由有二：其一《新唐志》谓王士源本将孟诗分为七类，而蜀刻本亦分“游览、赠答、旅行、送别、宴乐、怀思、田园等七类”；其二陈振孙《书录解题》谓王编本孟集录诗218首，蜀刻本存诗212首，所差六首“可能已在流传过程中遗佚”，因而结论“蜀刻本属于王士源本系统”。针对徐注本的错误结论，《唐别集考》通过比勘蜀刻本及多种孟集后，发现蜀刻本有《田园作》《与白明府游江》《同曹三御史泛湖归越》等10首诗，王编本一系的本子均失收。徐注本既判蜀刻本属于王编本系统，且较王编本一系的本子“少诗六首”，那么蜀刻本的收诗范围，逻辑上就绝不会超出王编本的范围；然而事实却是蜀刻本反有10首溢出王编本之外，这一有力的证据表明，徐注本将蜀刻本归入王编本系统是一大失误。再者，《唐别集考》列举一系列证据，证明蜀刻本亦非分类本，且文字方面也与王编本一系的本子多有不同，这些也证明蜀刻本决不属于王编本系统。孟集原编有两个本子，蜀刻本既不属于王编本系统，则理应归入家集本系统。蜀刻本乃梳理孟集版本系统的关捩，蜀刻本归入家集本系统后，其衍生的一系列孟集，如明顾道洪本、吴琯诗纪本、胡震亨唐音统签本、汲古阁本，季振宜全唐诗稿本、全唐诗本、湖北官书局本，乃至近代鄂州官书局本及陶兰泉珂珞版影宋本等等，皆应归入家集本系统，家集本系统因进入《全唐诗》而影响颇大，并东传日本。家集本的版本源流理清之后，王编本的版本源流也随之清晰地呈现出来：首先是陈振孙《书录解题》著录本，接有刘辰翁批点本，明代则有弘治本、铜活字本、屠倬本、四部丛刊本、张逊业本、杨一统本、许自昌本、郑能本，清代则有湖北先正遗书本、汪立名本、四库本，近代则有上海同文书局本、四部备要本等等，王编本因进入《四库全书》并收入《四部丛刊》影响也不小，在日本也有传本。另外，王编本系统中的刘辰翁评本，因增入刘辰翁批点而颇负盛名，后世翻刻者颇夥，实际上已形成一个独立的版本系统，此系统明代有朱警本、无名氏活字本、凌蒙初本等等，而且日本也有传本。经过以上通贯稽考，证讹纠谬，孟集的版本源流系统在学界首次得以彻底厘清。
（四）四库唐集底本考
这一问题本属于上项研究方面，这里特别提出来加以说明。《四库全书》收唐集近百家，然而除了少数几家交代底本外，大部分未言究据何本录入，令四库本唐集使用者深感不便。馆臣这种做法，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曾深表不满。不过一本唐集在手，若无序跋交待及对该集版本源流有清楚的了解，欲指明其底本是绝无可能的。而馆臣校书也不会将大量时间花在版本源流的探讨方面，于是四库本各家唐集前所弁馆臣《提要》及《四库全书总目》所叙唐集，绝大多数便只能用“内府藏本”“某某巡抚采进本”或“某某家藏本”等敷衍之辞交代版本依据。为此，余嘉锡曾对少量四库本唐集的底本加以探寻，但多数唐集的底本仍旧是个谜。《四库全书》声望很高，影响甚大，为了便于四库本唐集的使用，探明这些唐集底本就成了必须破解的难题。如四库本刘蜕《文泉子集》，《四库总目》著录其版本为“《文泉子集》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又曰：“集十卷，今已不传。此本为崇祯庚辰闽人韩锡所编，仅得一卷，盖从《文苑英华》诸书采出，非其旧帙。存备唐文之一家，姑见崖略云尔。”这表明四库本《文泉子集》所据乃明末韩锡重辑的一卷本。像这样明确交代底本的例子，《四库总目》中比较少见。然而就是这一明确交代底本的《文泉子集》，却与《四库全书》所收《文泉子集》的实际卷数存在很大差异：四库本刘集实为六卷，《四库总目》却著录为一卷，此点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亦未提及。盖馆臣初编刘集时别无善本，遂据总纂官纪昀家藏一卷本录入，后来发现有更好的六卷本，便随即抽换，而《四库总目》叙录却未及时修正。六卷本《总目》既未叙录，其底本自然不及交代，若不加深考，以四库本刘集与《总目》对读，极易让人误以为《总目》著录之韩锡本“一卷”乃“六卷”之误。《唐别集考》通过对《文泉子集》历代传本的通贯稽考，方始发现四库六卷本，其分卷、篇目、编次与明天启四年吴馡重编之问青堂刊六卷《刘蜕集》完全相同，文字亦与问青堂本相差甚微，甚至连问青堂本出校的异文也照样迻录，从而确证四库六卷本所据乃问青堂本无疑。若非对《文泉子集》历代众多传本作通贯稽考，四库本刘集所据底本则仍旧是个谜。惟四库馆臣钞录时不慎，另生出一些新误，故二者文字稍异。此类究明四库本唐集底本的例子，《唐别集考》中还有不少，此不枚举。
此外，《唐别集考》还澄清了胡震亨《唐音统签》、康熙敕编《全唐诗》所收106家唐集所据之底本。《唐音统签》与《全唐诗》所收其余各家唐集所据底本，《唐别集续考》正继续努力予以查清，以利于这部分唐集的方便使用。
（五）唐集研究舛误考
如《四库总目提要·黄氏补注杜诗》提要谓“千家注”中的“师曰”乃“师尹注”；又谓补注本体例为“案年编诗”。馆臣二说均误。《补注》乃南宋后期黄希、黄鹤父子赓续完成的杜诗注本，功力极深，吴文《黄氏补注杜诗跋》以班、马父子著《汉书》，比喻黄氏父子注杜，可见评价之高。然《补注》所引“师曰”，实为师古注，非师尹注；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有“师尹注”，注文与《补注》中“师曰”无一语相同，可证《补注》中“师曰”绝非师尹注，而是师古注。馆臣因未通考杜集诸多注本间纷繁复杂的版本承传关系，望文生训，致生此张冠李戴之谬。又此本亦非“案年编诗”的编年本，而是按体编排的分体本，惟每诗题下均注明作诗时间，故宋董居易跋有“诗以年次之”之语，馆臣未加深究，盖据董跋而误判《补注》为编年本。今《补注》之文渊阁四库本乃易得之书，开卷稍览便知。版本之学征实性很强，一旦臆说，舛错立生，即便四库馆臣这样的饱学之士也不能幸免。诸如此类匡谬正讹的例子，《唐别集考》中还有不少，诸如清代版本学家丁丙误将明铜活字本当作宋本；黄鹤父子所著《黄氏补注杜诗》，书贾绣梓时将书名改为《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幌称“千家”以招徕顾客，今人周采泉《杜诗书录》误以为黄氏父子注本之书名乃黄鹤命名；小字本《孟东野集》十卷乃南宋椠本，宋讳字、宋刻工等诸项事实均为明证，然清著名版本学家黄丕烈却误判为北宋刻本，影响所及，清杨绍和《楹书隅录》、今人华忱之点校《孟东野诗集》、万曼《唐集叙录》、赵荣蔚《唐五代别集叙录》等均承其误说；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七误将清顾楗碧筠草堂本误作陆锺辉刻本等等，以上诸多讹误《唐别集考》皆已纠正。此类例子尚多，恕不辞费。《唐别集续考》对其余93家唐集之稽考，仍将继续补苴和纠正所发现的唐集研究中的不足和舛误。
四、充分利用时代赋予的优越条件，以科学方法成就唐集通考
《唐别集考》始撰于本世纪之初。本世纪前后计算机、互联网、信息化、数字化等高科技手段的普及，推动着出版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从前难得一见的大量唐别集善本、珍本、孤本、秘本等等，一时间魔幻般地变得轻而易举即可获取的通行本，诸如《蜀刻本唐人集丛刊》《敦煌宝藏》、胡震亨《唐音统签》以及《中华再造善本》《四库全书》等一系列大型丛书中的大量唐集珍本，还有各级各类出版社所出名目繁多的唐别集善本、珍本之影印本、校注本及域外回传的诸多唐集善本，为唐集通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网上阅览的便捷，也为快速获得学界唐集研究之前沿成果打开了通道，另如高速便捷的现代化交通，一年四季敞开大门、可尽兴查阅的国家、上海、南京等全国各大图书馆丰富的唐别集藏本等等，《唐别集考》已充分利用、《唐别集续考》将继续利用这些便利条件以完成唐别集通考。
就研究方法而言，与前此学界规模化唐集研究大多采用间接研究法，较少手检目验各家唐别集现存的历代众多传本相较，唐集通考则大力采用实证研究法、史学研究法、对比研究法以及其他一些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法，又称事实分析法，即依据对事物的具体考察与分析得出结论的研究方法，此法不拘泥于通则或现成的结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然性”是其主要的方法论特征，《唐别集考》已运用、《唐别集续考》将继续运用此法，完成93家唐集现存历代众多传本的考察分析。史学研究法，又称历史分析法，这是一种基于时间序列的纵向分析方法，注重事物的起源、发展与演变过程；《唐别集考》已运用，《唐别集续考》将继续运用此法，甄辨93家唐集不同历史时期内形成的不同版本，并厘清历代传本间的复杂承传关系及源流系统。对比研究法，即通过不同事物的对比分析，以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研究方法，这是一种既适用于时间序列、又适用于空间序列的研究方法，陈垣先生所说的校勘方法四种，其实就是对比研究法在版本学方面的具体运用；《唐别集考》《唐别集续考》稽考各家唐集现存的历代众多传本，比较研究法及校勘方法四种乃大量使用的研究方法。其他如考据法、归纳法、个案分析法等等，均是经常运用的研究方法。
笔者自信，如此大规模地通考200家唐别集，使其历代众多传本的面貌特征、品第优劣、版本源流系统等等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在学界尚属首次，而唐别集通考的最终成就，对唐代史学、唐代文学以及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唐代别集的整理研究同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不宁惟是，唐别集中所蕴涵的优秀传统文化，所呈现出来的大唐盛世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对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变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完成唐别集通考过程中，笔者深感学术没有止境。唐代文化与文学灿烂辉煌，大家名家如泰山北斗般受人敬仰，这种敬仰转化为巨大驱动力，推动着唐别集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演化出层出不穷的传钞本、刊刻本、改编本、评点本、注释本、编年本、分类本、分韵本等等纷繁复杂的历代各种传本，和同样纷繁复杂的大量书目、序跋、叙录、校记等文献材料，而以笔者一己之力，欲成就唐别集通考，其艰巨和繁难自不待言。而笔者所虑在于，其间对各家唐集历代众多传本的考述及版本源流的梳理，缺点和错误势所不免，再者有时当遍勘一家唐集的历代众多版本，并综览各种材料，对其版本源流系统形成一定认识之后，明知由于某些版本的散逸和文献的不足征，使得形成的认识尚有欠周严之处，却仍坚持把这种认识记录下来，在笔者而言，以为这样的认识得之非易且稍纵即逝，立此存照，或可成为读者有益的借鉴；然而在读者或许只提接受了一种谬误，是否应该记录下来，心中至今惶惑。
为了耕耘好唐别集这片广袤的土地，对于唐别集通考中的不足和舛误，博识君子，望赐教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