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我的山东大学社会实践

一

月子口水库义务劳动

月子口水库在崂山脚下，山水流经此处的山谷呈月牙状。1958年6月，青岛市政府在此开工修建水库给城市供水，取名月子口水库。

我们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来到月子口水库工地，参加一个星期的义务劳动。我们来到时，只见工地上红旗招展，人流攒动，各行各业的人都来参加义务劳动，这是一项民生工程，大家的工作热情高涨。

月子口水库火热的施工场面（源自《青岛大事记》）

我们历史系有80个学生，有三分之二是调干生，就是从各部门选拔的优秀干部来大学读书的。他们已经是成年人，有的还经过战争年代的洗礼，身强力壮，负责挖土、打夯等重体力劳动。女教师、女同学、年迈的男老师、体弱的男同学便装土抬筐。

我在班里年龄最小，身体瘦弱、眼睛近视，便同年迈的男老师一起抬框运土。同我搭档的老师陈同燮已是60多岁的老人，我们的任务是把筐土抬到100米外的堤坝上。

负责给框里装土的是一位姓廉的女老师，20多岁，大眼睛，中等个，瘦瘦的，人的模样很是和善。她每次给我们装土尽量少装，有时还替陈老师抬上几趟，让陈老师休息片刻。

我和陈老师抬筐时，我在后面，他在前面。我总是把筐绳向我这边拉一拉，减轻陈老师的负担。这时，陈老师总是很客气地说一声“谢谢！”。

陈同燮

陈先生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和周恩来总理是同班同学，后来陈先生到欧洲留学十多年，通晓五国语言，回国后讲授欧洲史。

陈先生讲话轻声细语，京腔京调。他问我家是哪儿，家里有什么人，哪个中学毕业，为什么要学历史专业等等。

我则问陈老师在中学与周恩来关系如何？欧洲哪个城市美丽？欧洲国家的语言最喜欢哪个？

陈先生委婉地回避了与周恩来的关系，说到欧洲的城市他眉飞色舞，他告诉我“伦敦像一个老人，古朴庄重。巴黎像一个年轻的姑娘，美丽浪漫”。欧洲的语言他喜欢法语，法语结构严谨，逻辑性强，难怪法国人浪漫。拉丁语最难学，但是研究欧洲古代史必须要精通拉丁语。

月子口水库义务劳动有一周的时间，这段记忆我至今保留。

二

大炼钢铁的日子

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随着春末的暖气吹来，在中国大地上就像气温逐渐升高一样，人们的头脑也越来越热起来。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这三面红旗在热风中乎乎拉拉地刮起来，其中大炼钢铁的小高炉在城市、农村、机关、学校、厂矿企业等各部门树立起来，为实现年产1070万吨钢铁而奋战。

1958年10月，山东大学由青岛迁济南，师生搬运迁校物资。（源自山东大学）

1958年下半年，山东大学从青岛的八关山下迁到济南的洪家楼。这年的仲秋节我和父母一起在家里过的，谁想这是我和父母过的最后一个中秋节。我从此以后在异地求学，毕业后在异地工作，再也没有在中秋节和父母团圆过。

山东大学迁来的地方当年算是济南的东郊，原本山东农学院。山东农学院搬去泰安，山东大学临时落脚，第二年就在南面三毕里落成了新地校址。

我们搬来不久学校就停课了，校园里各系都用耐火泥、耐火砖砌成四米多高的炼钢炉，准备大干一场。我记忆中学校大炼钢铁的生产情景描述：

资料照片，源自网络

高炉用耐火泥糊的炉膛，外面砌成耐火砖。炉灶点火程序是这样的：先用易燃物将炉瞠烧热，然后再加入泼上柴油的煤点燃，炉火旺了再加煤。鼓风机一直在吹风，炼铁时也一直在吹风。高炉下有流铁水口，用耐火泥封住。高炉上有个观察口，当矿石烁成铁水，用钢钎和铁锤把耐火泥砸开，铁水流到事先放置好的槽里，冷却后开模，产出的是铁坨子，不中看也不中用。

我们在高炉上负责装料的是两个人，高炉上面是平顶，中间是进料孔。装料时用轱辘把料石摇上来，上来打开铁盖，倒进按比例配好的铁矿石和石灰石。盖好铁盖，摇响铃铛，通知炉下的人开始加热。炉前工有五个人，负责加热、观察、打钎出铁、浇铸、脱模、出铁砣子。

铁矿石运来有拳头大小要再次破碎，砸矿石的是弱势群体，有老教授和女学生，还有特殊群体是来自越南的留学生。

砸石工具除了铁锤还有套环，套环形状就像一个大号的放大镜，用一寸宽的铁皮带弯一个盘子大小的形状，多余出一部分拼在一起作为手柄。把矿石子放在石墩上用套环罩住，防止铁锤砸石子时碎石迸出来。砸石子也很累，一天下来手磨破了，胳膊抬不起来，手腕子还肿起来。

1960年，山东大学师生在农村学习劳动。（源自山东大学）

我们系里有位女同学在炉前工作，是我们学校唯一的女炉前工。她是上海人，身材胖胖，自告奋勇，吃苦耐劳，名扬全校。她准备火线入党，可是家庭原因，政审未过，成了笑柄。

2007年我们返校纪念入学50周年，旧事重提，她摇头说自己傻，我们都摇头，我们都傻，那个年代没有人家清醒，谁能不傻，谁敢不傻呢！

小高炉的火燃到1958年深冬在凛冽的寒风中熄灭了，大炼钢铁结束了，校园又恢复平静了。

三

义和团运动调查

1960年的春天，路遥作为课题负责老师，组织我们历史系学生实地考察义和团运动。

路遥原名吴松龄，1927年12月2日出生于福建福州。1947年福州省立高级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山东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1960年担任大学讲师的路遥先生开始义和团与民间宗教关系的研究，并且在这一领域走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路径，在长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义和团运动组织、源流、思想、信仰等方面出了许多研究成果，2010年，获聘为山东大学终身教授。

2024年12月31日，路遥先生在济南逝世，享年97岁。

我们参加调查的同学分为两路：一路由路遥老师带领去北京查阅历史档案，另一路去鲁西南等地进行实地考察。

我属于实地考察这一组，我们一行七人去的地方是济宁地区的巨野、嘉祥、金乡、鱼台，还有近邻的江苏省沛县、丰县。

考察组唯一的女生和我同桌，比我大6岁，我喊她姐姐。我们班80个人，有8位女生，姐姐长得还算好看，好看在她那又黑又明亮的大眼睛。姐姐是南京人，书香门第，气质高雅，有江南女子韵味。

我们那位组长1930年生于济南郊区的一个农民家庭，1948年济南解放进城参加工作，1956年被保送进入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姐姐在南京市政府当打字员，也被保送到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和组长在一个班里。

据姐姐事后对我说，她在班里和一个男生谈恋爱，不料想来山大入学前那个男生被打成右派，未能跟姐姐一起来山东。组长趁机追求姐姐，两人就这样凑在了一起了。班里同学们都看出二人在性格上、气质上根本不是一路人。但也许是组长是党支部委员有政治资本，再加上追的又紧，姐姐这才答应下来。

1958年大学实习生活（资料照片，源自网络）

1958年春天姐姐得阑尾炎在山大医院住院，本该由组长白天去伺候，系辅导员让其负责系里办的一个叫“球磨机”的工厂，又考虑到其她女同学对青岛人生地不熟，便派我去伺候姐姐，我这个小弟弟去会让组长放心。

对组长这个人我只能这样说几句，这个人以工农党员干部自居，很瞧不起我们这些高中毕业生。组长对我另眼相看，一是我年龄小，他说他看过我的入校档案，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良好，比其他高考入校的学生出身都好。那些人有的是资本家出身，有的是地主、富农出身，较好点的也是小业主家庭。二是我从不与他顶嘴，他说的再怎么无理，我不吭声，他很满意。组长那套理论在班里经常会遭到反驳，他马上就把眼一瞪说，你瞧不起工农干部！

他对我唯一不满意的是我在政治上不求上进，大会小会都不发言，开会坐在旮旯里且手不离书。

其实文革中，他被揭发I7岁时在乡里当过一年乡丁，他哥哥是国民党军官逃台，这些情况他入党时全都隐瞒了。

毕业后组长留校，姐姐因他的关系也留校了，不然也会和大多数人那样被分到西北。我们班的团支书也留校，他说姐姐和组长婚后经常闹矛盾，二人婚后一个月便开始吵架，男人甚至把做饭的炉子都踢了。

姐姐专心学术研究，后来作为访问学者被派往加拿大，组长因为没有学术成果留在国内。后来姐姐在加拿大定居，组长是否前去团聚不得而知。我和姐姐毕业后再也没有联系，而是经常见到姐姐的学术著作，姐姐的生活如何却无从知晓。

资料照片，源自网络

我们的考察过程很辛苦，从这个县到下个县一路徒步，走到哪里歇到哪里，有时住大车店睡地铺。组长对姐姐照顾有加，睡地铺时让我靠着姐姐，因为我年龄小，可能是别人他不放心。

我们调查的对象是各村的70多岁的老人，在那个饥饿的年份，70多岁的老人很少了，我们又去敬老院找。这些老人提起当年杀洋鬼子、烧教堂还都讲的十分详尽。我们在那一带真切的看到了农村、农民的真实状况，如今回忆起来让人心疼，那不是天灾，那是人祸，是人为酿成的人间悲剧。

1960年，山大历史系义和团运动科学论文讨论会。（源自山东大学）

我们这个小组工作了一个多月返校了。

我们下乡的路线全由组长决定，大家本来想先去巨野，也不知道组长怎么想的先去金乡、嘉祥、鱼台等地，在这三处又发现苏北丰县、沛县有线索便又去了那里。经费花的仅剩下返程的钱了，原打算最后一站的巨野去不成，便急忙赶回学校。

1958年，巨野县“钢铁姑娘团”的小组成员。（资料照片、源自网络）

路遥先生说还得去巨野，于是又让我和另一个同学返回巨野。我们俩先去的巨野县政府，在县里开了介绍信，我俩来到了敬老院。敬老院里的老人寥寥无几，当年参加义和团的老人只剩下一位，年近80岁。他躺在床上全身浮肿而且耳背，我们讲话也听不懂。敬老院的人帮我们问他，“这是省里大学的人，来问你门上的事(当地话就是过去的事儿)。”

“么事儿？"老人问。

“你当年当大刀会时打洋鬼子烧教堂的事。”

他眼一亮断断续续地说：“杀鬼子、烧教堂……大师兄、二师兄都死了，抓起来了。”

接下来一阵咳嗽，再也不说话了。我们等了好大一会，结果他闭上眼睛迷糊过去了。

敬老院的人摇了摇头无奈的表示：“老人不行了，看样子也就这几天的活头了……。”

我和同学看问不出什么结果，也就只好返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