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的历史:

安乐死这一概念,其实早在史前时代就已经有所实践。在那个时候,人类的生存环境充满了艰难与危险,生死常常是由自然界或外部环境决定的。特别是在一些游牧部落中,迁徙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食物与水源的短缺使得那些病弱或年老的人,往往成为了拖累的对象。当部落为了生存不得不迅速行动时,他们会把这些年老体弱或疾病缠身的人遗弃在原地,甚至采取直接加速其死亡的方式。

此外,在战事紧急时,一些部落甚至会将病人或老人击毙,目的并非出于恶意,而是为了避免这些人被敌人俘虏后,遭受更加残忍的对待。随着文明的逐步发展,这种做法虽然逐渐被社会淘汰,但在人类历史的早期,确实存在过类似的安乐死实践。



进入古代社会,尤其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社会对于生命的看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个时期,抛弃老人的做法虽然不再广泛存在,但类似的生死观念依旧根深蒂固。古希腊人认为,年老体弱或无法生育的个体可能会给社会带来负担,因而对于无法贡献的生命,依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冷漠。另一方面,古罗马法律上则允许父母处置有缺陷的新生儿,这种做法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理性选择,尤其是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同时,古希腊的部分哲学家也提出,病人若面临无法治愈的病痛或即将死亡,应当可以选择自我结束生命。此外,一些哲学流派甚至认为,旁人若出于仁慈的动机,可以帮助这些病人安然离世。



到了16世纪,随着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西方社会对生命和死亡的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人文主义强调个人的尊严和天赋人权,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因此,尽管在这一时期的人们普遍不提倡安乐死,认为每个人的生命应该得到尊重和珍惜,但也有学者从理性和社会效益的角度,提出了安乐死的观点。

例如,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其著作《新亚特兰提斯》中,首次提出了自愿安乐死的概念。培根认为,在一些病情无法治愈且患者长期处于极度痛苦中的情况下,应该允许患者自己决定是否结束自己的生命。



夏素文的病痛与王明成的无助

安乐死在中国始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虽然在一些西方国家,安乐死已经在法律上得到了一定的认可,成为缓解重病患者痛苦的一种选择,但在中国,这种做法一直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并且在法律上也是明文禁止的。

1984年,王明成的母亲夏素文被诊断为肝硬化腹水,医生告诉他们,她的病情非常严重,已经到了难以治愈的阶段。起初,夏素文的病情并没有迅速恶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身体越来越难以承受疾病的折磨。病情逐渐加重,使得她的身体状况在1986年春季开始急剧恶化,最终到了无法逆转的地步。



1986年6月,夏素文的病情再次急转直下,病情恶化到不可控制的地步,最终导致她陷入了昏迷。医生告知王明成,母亲的病情已经非常危急,并且下达了病危通知书。那时的夏素文已经无法与周围的人沟通,她的身体因腹水肿胀严重,呼吸困难,无法自如地动弹,整个人极度虚弱。王明成每天都陪伴在她的床前,看着母亲因病痛而无法忍受的折磨,感到自己无力改变任何事情。

安乐死的抉择

在看到母亲因病痛而无法忍受的煎熬后,王明成决定寻求一种能够让她结束痛苦的方式。他明白,母亲的病情已经无法治愈,而她所承受的痛苦越来越难以忍受。尽管知道这一请求在法律上是非法的,王明成仍然坚定地走进了医院的办公室,找到了蒲连升医生,向他恳求帮助,为母亲实施安乐死。



王明成将母亲的病情详细地描述给蒲连升,强调母亲目前的状况几乎让她无法度日,整个人极度虚弱,时常处于昏迷和极度痛苦中。他不断地向蒲连升说明,母亲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希望,继续治疗只会让她更加痛苦。

蒲连升听后沉默了。作为一名医生,蒲连升的职责是尽力救治病人,而不是结束病人的生命。每一次王明成的请求,蒲连升都能感受到背后深深的无助和痛苦,但他答应这个请求会让自己陷入极为复杂的境地。



王明成一次又一次,他将母亲的病情以及她所遭受的痛苦详细叙述,不断地向蒲连升表达自己对母亲命运的无力感。在情感的推动下,王明成甚至几乎跪倒在蒲连升的面前,泪水涟涟,双手合十,向蒲连升苦苦哀求。王明成反复保证,他将承担所有责任,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会负责到底。

王明成的坚持让蒲连升的心态发生了变化。看到王明成如此焦急和痛苦,蒲连升开始动摇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最终做出了决定:为了让夏素文不再忍受那种难以言喻的痛苦,他决定为夏素文实施安乐死。

意外的死亡与法律的追究

蒲连升按照王明成的请求,为夏素文开具了100毫克的复方冬眠灵,这是一种通常用于重病患者缓解痛苦的药物。药物处方上特别注明了“家属要求安乐死”。



药物开具后,蒲连升命令医院的实习医生,按照医生的要求,为夏素文注射了75毫升的复方冬眠灵。这个剂量相当于一剂深度昏迷的常规用量,目的是让夏素文在无痛苦的状态下安详离世。经过这一注射后,夏素文的病情很快恶化,她的生命迹象逐渐消失。1986年6月29日,夏素文安详地去世,仿佛沉沉睡去。

由于王明成没有提前告知,王明成的两个姐姐对母亲的突然死亡产生了疑虑,她们觉得母亲的死亡过程有些异常。虽然她们也知道母亲的病情十分严重,且已多次向医院求证,但由于没有得到明确的解释,姐姐们开始怀疑是否存在医疗方面的操作问题。她们坚持认为,母亲的去世可能与药物注射有关。



在一番无果的追问后,姐姐们决定采取法律途径。她们认为,如果母亲的死因确实与医生的操作有关,那么必须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此事。最终,她们将蒲连升告上了法庭。

令夏素文的两个姐姐感到震惊的是,母亲的死亡并非如她们最初所想的那样是一起普通的医疗事故,事实上,这一切竟是由王明成——她们的弟弟亲自策划的“安乐死”。

因为安乐死在中国并不合法,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很快介入了此案,认为王明成和蒲连升等人已经涉嫌故意杀人罪。案件逐步上升为一起刑事案件,王明成和蒲连升也因此面临了严峻的法律审判。



案件进入法院审理阶段时,蒲连升及其他涉案人员提出上诉,辩称他们的行为并未直接导致夏素文的死亡,而是她的肝病才是致命的根本原因。经过进一步的法医鉴定和审理,法院确认夏素文的死亡主要是由其原有的脑性肝病引起的,虽然复方冬眠灵加深了她的昏迷程度,但并未直接导致死亡。

最终,法院认定蒲连升和王明成等人并未实施故意杀人行为,考虑到死亡原因主要是由肝病引起,因此作出了无罪判决。

王明成的病痛与“安乐死”的再次追求

王明成的悲剧并没有随着母亲的去世而结束。2001年,王明成自己也不幸被诊断为胃癌,这个消息让他的世界彻底改变。经过一系列的治疗,医生决定将王明成的胃部切除四分之三,希望能控制癌细胞的扩散。然而,尽管手术成功,他的病情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癌细胞继续在体内蔓延,带来更多的痛苦。



到了2003年,王明成的病情变得愈发严重,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腹腔,治疗效果也越来越差。随着病情的恶化,王明成的身体变得异常虚弱,整个人几乎无法行走,常常因为剧烈的疼痛而无法入睡。他的生活几乎完全被病痛所主宰,随之而来的体重急剧下降,身体日渐消瘦。眼窝深陷,皮肤干瘪,看起来几乎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

身陷困境时,他做出了同样的决定。他找到了医院的医生,请求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采取措施帮助自己结束病痛。王明成明确表达了自己不再想忍受病痛折磨的愿望,但医院的答复却依然坚定,医院表示,在中国的法律框架下,安乐死是无法实施的,任何形式的帮助病人结束生命都属于违法行为,医院无法提供这样的帮助。



面对疾病带来的巨大痛苦,他终于决定放弃继续治疗。医生也表示,既然癌症已扩散且无法治愈,继续治疗对他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只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2003年7月,王明成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每天,他都几乎无法进食,体重大幅下降,皮肤呈现出一种极度的苍白。他的身体在短短几周内显得更加衰弱,几乎没有一点力气。即使他尽量保持清醒,也常常因疼痛而失去对身体的控制,浑身无力。



到了8月2日,王明成的疼痛已经达到极点,他几乎无法再说话,每一次想要动弹,都会引起剧烈的疼痛,仿佛整个身体都在燃烧。8月3日凌晨3点30分,王明成的身体最终无法承受病痛的折磨,停止了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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