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特朗普还是迫不及待地“退群”了。宣誓八小时后，行政令就签了起来。
《巴黎气候协定》？全球变暖是个骗局！退。
WHO？哦，这可是个大问题！退。
弹指一挥间，几大国际组织都被迫和美国说拜拜。
行政令不是法律，但传递了特朗普政府的决心。上一任期，特朗普的“退群”计划天时地利都不合——程序还没走完就输掉了2020年的大选，次年1月20日，拜登上台第一天就撤回了行动。
但现在退群容易多了，参众两院的优势在手，国会阻力大为减少，也就是说，可能等不到一年，特朗普就能得偿所愿。
2025年1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过去几个月，气候、环境和公卫领域的科学家，一直在做最坏的打算，尤其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可谓阴霾笼罩、恐慌蔓延。1月15日，《Nature》杂志以编辑部的名义，给特朗普写了一封公开信，开宗明义地说，美国无法独自应对气候变化或传染病等健康问题。“我们敦促你们参与进来，全球合作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唯一可行办法。”
全球议题领域的焦虑，是不难理解的。全球右翼政权沉渣泛起、民粹主义日益高涨，国际援助的共识被打破，国际组织不再被信任，融资变得越来越困难，分裂而非合作成了主流。
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证明了世卫组织的失败，但这不是人类抛弃它的理由，相反，惨痛的教训更证明了，我们迫切需要一个运作良好的公共卫生组织。
特朗普的信号
特朗普两度退出世卫，理由无非两点，一是说世卫组织太腐败，二是美国会费太高，不公平。总结起来，其实就一点，不符合他“美国优先”的原则，这也呼应了其支持者对国际援助的声讨——美国，不应该过多关注海外事务。
在世卫组织，美国的确是交钱最多的国家，平均下来，每年会费为1亿-1.2亿美元左右，中国紧随其后，而且还在逐年增加。在2020—2021年度会费分摊中，美国会费占比22%，中国占比12%。而在2023年确定的2024—2025年度分摊表中，中国会费比例来到了15%，美国还是22%。这是根据国家财富水平决定的，也符合两国GDP的实际情况。
但会费只是世卫组织预算中的小部分，大头还得靠各个国家、慈善机构等自愿捐赠。2020年，特朗普扬言退出，中国则给出承诺，在原来捐款2000万美元基础上，再追加3000万美元。
所以，会费不公只是借口，世卫腐败也是特朗普攻击他国的一贯手段——正如美媒报道的那样，2020年，当时特朗普的一位官员说，特朗普退出世卫组织，是临时决定的，只是为了给他认为平淡无奇的对华讲话增添活力。
世卫组织其实没有明确的退出机制。1949年，苏联携一众东欧国家离开，世卫组织也只是将其标为不活跃，斯大林去世后，这些国家才重返。按照美国在1948年两党的一份联合决议，美国有退出世卫组织的选择性，只需要提前一年通知，缴清欠款，国会同意即可。
这意味着，最快在2026年财年，美国就可以不再缴会费和捐款了，考虑到共和党控制了参众两院的优势，对特朗普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现在，特朗普已经指示国务卿卢比奥和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要求以“切实可行的速度”，“暂停未来向世卫组织转移任何美国政府资金、支持或资源”。也就是说，除了资金脱钩，被派遣到世卫组织的美国科学家们，将会被召回，美国机构与世卫组织的合作将被终止。尤其是美国疾控中心，管理着十多个世卫组织有关的合作机构，涉及流感监测、抗菌药耐药性等多个领域，很显然，这些项目都将会被叫停。
而且，特朗普还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博弈的《大流行病公约》，对美国没有约束力，美国也将停止参与谈判。
鉴于新冠大流行造成的全球性灾难，2021年，多国呼吁建立更强有力的国际架构，修订《国际卫生条例（2005）》，以应对未来的大流行病，但历经数轮谈判，依然无法达成共识。
《国际卫生条例（2005年）》修正问题工作组举行会议
这份补充协议，本质是为了让数据和实验室样本能够更快、更透明地共享，紧急情况下更公平地获得药物、疫苗和检测，以弥补新冠疫情中世卫组织暴露出来的效率低下。
最初，拜登政府谈判很积极，但后面开始带头反对，导致2024年5月在日内瓦的谈判流产。由于是闭门谈判，无法得知美国的确切立场，但一些政策制定者对公约提出了公开的反对意见，要么担心让渡了美国主权，或者对财团捐款有异议，更指责疫情中药物和疫苗“有限的知识产权豁免”，侵犯了美国利益等。
如今，美国的退出，这份公约的前景更加黯淡。
当然，美国退出世卫，影响力不止于美国自身，特朗普等于给全世界右翼政权都发出了一个信号。
美国何以独善其身
比起担心世卫何去何从，美国国内的公共卫生专家们，更普遍的担忧是，脱离了世卫，美国如何在下一场大流行中独善其身。
过去，美国一直较少受到大流行的侵袭，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疾控体系无坚不摧，有资格超然世外。
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和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特霍姆对记者说：“我们美国人没有经历过世界各地的许多传染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传染病在其他国家被制止了，而且往往是在世卫组织的支持和协调下制止的。”
新冠疫情已经打破了这种幻觉。
美国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经此一“疫”，拜登政府也开始改写国际援助的定义，不再以人道主义的立场来宣扬美国的价值观，而是转化为国家安全的内在动力，试图将对国际援助的支持，重新定义为对共同安全的投资，而不是慈善。
2021年12月，美国民众在街道上排队接受新冠测试
传染病不分国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自抗衡大流行。因此，新的威胁爆发时，加入国际网络至关重要。
按照《国际卫生条例（2005）》，疫情暴发时，各成员国需要向世卫组织通报，并共享病原体样本。这些信息的及时与否，是各国应对疫情的关键。
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前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协调员阿希什·贾（Ashish Jha）博士说，（退出）最直接的国内后果是，美国将无法进入世卫组织管理的全球卫生信息数据库，其中包括对新传染病的监测。如果美国不了解世卫组织不断变化的流感菌株数据库，可能会有更多的美国人因感染流感而住院和死亡——离了这些数据，新疫苗的研发就成了天方夜谭。
“拯救生命的决心”组织首席执行官汤姆·弗里登更是直言不讳地批评，特朗普的决定，降低了美国和世界的安全性，增加了“致命流行病的风险”。
新冠疫情结束后，人类家园并没有变得那么安全。在拉丁美洲，登革热的感染率正在暴涨。一种入侵性疟蚊正威胁着非洲。变异的猴痘病毒，越来越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禽流感 H5N1也在不断演变，人传人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古老的霍乱和麻疹，有卷土重来的趋势。导致疟疾的寄生虫对治疗药物的抗药性越来越强。
2024年2月，巴西联邦区设立野战医院应对登革热疫情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国际卫生系教授兼人道主义卫生中心主任保罗·斯皮格尔说，由于气候变化和其他因素，预计全球的健康威胁将增加，不仅包括传染病，还包括城市化和森林砍伐。我们与野生动物的互动越来越多，因此与100年前相比，发生新冠疫情这种新型疾病的几率在增加。
“全球卫生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斯皮格尔警告说。
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寻找替代方案。可是，正如弗里登所说：“但我们有什么替代方案能媲美与194个国家的合作并得到它们的信任呢？看看世卫组织的影响力、关系和基础设施，它就是无与伦比的。”
重振世卫荣光？
尽管应对新冠疫情遭到诟病，但过去的世卫组织，的确有着属于自身的荣耀。其最大的成就，莫过于消灭天花。而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国际合作精神，是世卫组织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典范。
天花曾困扰人类数千年，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传染性强，又很致命，每10个感染者就有3人死亡，幸存者无不残疾、毁容或者失明。仅20世纪，天花就夺去了3亿人的生命。
1958年，冷战最激烈的时候，苏联卫生部副部长维克特·日丹诺夫（Viktor Zhadanov）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州，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年会——世界卫生大会。
彼时，苏联自身没有天花困扰，但海外输入的病例频繁，损失惨重。因此，日丹诺夫的任务，就是在美国发出号召，要世卫组织把全球根除天花列为首要项目之一。
世卫组织制作的“天花奖”海报，向全球各地任何报告天花病例的人提供1000美元奖励
意料之中的是，世界卫生组织最重要的“股东”，美国，对此兴致索然，几乎无人响应。不过，世卫组织的协调，很快发挥作用了，两个国家的专业人士，开始在其框架下展开齐心合作。世卫组织还说服了苏联加大天花疫苗的生产，光是1959年，苏联就交付了2500万剂疫苗，交由世卫组织分发。
美国政府也不甘落后，开始拨款支持。
可以说，整个天花消灭计划中，大部分疫苗都来自苏联，美国则提供了绝大部分的资金支持。到60年代末，世卫组织成员国每周都会发送一份详细报告，汇报本国的天花病例数量和最新进展。1979年12月9日，全球根除天花认证委员会的成员，在《天花已经从世界上根除》的声明上签了字——这是世界上第一种也是（目前）唯一一种被永久根除的疾病。
毫无疑问，战胜天花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全球团结。尤其是在冷战背景下，这一壮举，对今天格外具有启示性。
事实上，自金融危机后，支撑世卫组织的财政和外交秩序就开始瓦解，由于预算变得谨慎，在2009年的甲型H1N1、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中，世卫组织的迟缓和应对力度的羸弱，都遭致了一定程度的批评。
埃博拉疫情期间，几内亚科纳克里的医护人员正在进行消毒
这可能不是世卫组织自身的问题。过去十多年来，这个组织一直挣扎于国际合作的瓦解。经济衰退，大大削弱了世卫组织吸纳资金的能力。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抬头，国际组织所具有的世界主义光环，逐渐祛魅。大国冲突加剧，国际秩序开始支离破碎，因为国家间的不信任，世卫组织的协调能力也在变弱。
在美国，脱离世卫组织、另起炉灶的呼声日渐响亮。即便拜登政府阻止了特朗普的退出计划，但他的官员中，依然有不少人呼吁重新与志同道合的盟国，建立一个只需要对自身负责的跨国卫生体系，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比如其国防部次长科林·卡尔，就在一本书中，呼吁美国建立一个新的全球大流行病防范联盟。他认为，美国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应该放弃建立全球治理体系，转而共同努力应对共同的危险。这与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秉承异曲同工的思路。即便那些呼吁留在世卫组织的声音，也将其看作大国角力的手段，以捍卫美国的主导性，抑制正在崛起的国家。
于是，在这种竞争思维裹挟下的新冠疫情中，我们见到了国际合作史无前例的退化：在疫苗研发或分发方面，几乎没有国际合作；旅行限制或医疗物资分发也没有任何协调；在地缘冲突地区，实现停止敌对行动方面的合作，也很有限；低收入国家的国际援助成了空谈。
尽管不同学术机构都在合作开展冠状病毒研究，但政府最高层的共识已经很少，到了这里，世卫组织就发现，自身协调能力变得微不足道。
世界卫生组织密切监测新冠病毒
与之相应的，是世卫组织筹集资金变得困难重重。世界卫生组织基金会执行主任阿尼尔·索尼（Anil Soni）说：“如今，即使对于一个从事重要救生工作的组织来说，筹集资金也变得更加紧迫和更具挑战性。”
世界卫生组织试图从慈善机构和沙特阿拉伯等国挖掘新的资金来源，但在其70亿美元的目标中，只筹集到约 38亿美元。
眼下的局势，比人们想象中要糟糕。就像房间里的大象，人们都知道，另一场大流行无法避免，没人知道何时会来，而人类目前的应对，比进入新冠疫情前更糟糕。
“Global Justice Now”组织的负责人尼克·迪尔登（Nick Dearden）说，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大流行病刚刚过去，我们都应该清楚，我们是多么需要一个运作良好的世卫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