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
社交媒体时代，媒介内容对青少年的价值观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本研究旨在探讨社交媒体影响者关注对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为引导青少年理性看待社交媒体影响者及有效干预青少年物质主义倾向提供策略建议。通过对初一至高三分层随机抽样的516名青少年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影响者对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有显著影响，对影响者的关注能直接或间接增强青少年的物质主义观念。研究搭建了一个影响者如何作用于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理论框架，验证了不同影响路径的作用方式。本研究拓展了影响者研究的理论视角，对保护青少年发展和制定相关政策具有理论和现实启示。
| 关键词 |
社交媒体影响者 青少年儿童 物质主义价值观
| Abstract |
Media content ha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mpact on adolescents’values in the era of social media.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on adolescents’ materialistic value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so as to provide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to assist adolescents in adopting a rational perspective toward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and to successfully mitigate their materialistic tendencies. The study developed and teste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A stratified random sample of 516 adolescents from junior to senior high school participated in the surve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significantly affect adolescents’ materialistic values and can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aise the level of materialism among adolescents. The study broadens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influencer research, and ha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youth development and relevant policymaking.
| Keywords |
social media influencer adolescents and children materialistic values
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是年青一代的成长将伴随着越来越发达的科技与充足的物质。随着这一发展，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转变。物质主义，即一种高度重视物质财富及其获取的个人价值观日渐兴起。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消费者出于享乐进行消费，以财富为衡量成功的重要标准，注重品牌和符号，追求物质享受等成了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1]。然而，物质主义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及幸福感会造成深远的影响[2]。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平台正成为人们展示物质财富和消费生活的重要窗口。据《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中国的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在2022年底已达97.2%，一半以上未成年人看短视频、使用社交媒体获取资讯[3]。伴随着社交媒体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群体，不可避免会接触到各类在线广告与物质消费信息，这些信息对青少年有重要影响，其中就包括物质主义价值观。2021年10月，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平台因宣扬过度消费等不正确导向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2018）第九条第（七）项被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罚，可见社交媒体对消费者价值观的潜在引导作用已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极大重视。2024年5月，多个社交平台账号因“炫富”被封禁，说明炫富拜金成为当下网络治理重点关注和防范的风险问题。
青少年时期正是儿童自我身份发展的关键时期，其价值观极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尽管已有研究发现媒体能影响青少年的物质主义观念[4]，也有研究表明媒体与物质主义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学者推测这可能受到媒体接触“内容”等因素的调节，因为不是所有内容都会导致物质主义[5]。其中，社交媒体影响者（Social Media Influencer），即一批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通过在线分享自己所创作的内容进行自我打造而出名的网络红人[6]，是青少年日常媒介接触的重要内容来源。
不同于媒体名人，社交媒体影响者因更贴近大众普通人的生活而更具亲近感与说服力[7]。他们通过持续的内容发布获取大量流量和粉丝，更容易直接触达目标受众并获取受众的信任与青睐。众多企业已意识到影响者的巨大影响力，通过后者进行品牌推广和背书。然而，这些内容通常包含大量的消费符号，随之渗透到青少年的日常媒介接触中，直接作用于青少年对物质财富的认识与理解。因此，影响者作为兼具广告和名人等特征的特殊群体，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应受到高度关注。
本研究将在中国语境下探讨社交媒体影响者对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有关媒介与中国青少年物质价值观的研究集中于21世纪初在香港、澳门等地进行的调研[8]，这些研究囿于传统媒体，也缺少对中国内地青少年物质主义发展的认识。此外，现有关于物质主义发展的模型和理论大多成型于西方社会，学者呼吁在发展中经济体内研究物质主义成因，考察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物质主义影响路径[5]。研究表明，虽然中国大众的消费观念受中国传统价值观（如节俭）的影响，儒家文化中的“面子”又鼓励人们拥有同他人一样的物质，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助长物质主义[9]。因此，社会比较很可能是中国语境下物质主义成因的一大突出因素。本研究试图搭建一个社交媒体影响者影响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理论路径框架，探索中国语境下物质主义成因的独特因素，拓展媒介使用与物质主义的相关研究，为引导青少年形成正确的消费价值观、合理干预青少年物质主义倾向提供参考依据。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青少年与物质主义价值观
物质主义是一个多义概念，现有文献主要从社会文化和个人特质两个角度来定义和理解物质主义。文化学者视物质主义为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集体产物，是消费社会的起源。在这一层面上，物质主义的表达受语境约束和文化限制，这些限制决定了商品的符号性特征和表意性品质[10]，意味着不同文化、国家或人群对某一消费是否是“物质”的具有不同的看法[11]。文化研究多从宏观角度理解物质主义，常使用质化研究方法。另外，心理学者将物质主义视为一种人格特征变量或个人价值观，提出物质主义是一种在各种情境下（包括但不限于消费领域）指导人们选择和行为的价值观，其核心观念包括重视获取、在获取中追求幸福以及个人财富决定成功[12]。这种价值观指导人们总是想要更多、更全。“价值观”说是目前学界最主流的对物质主义的理解，也是本文所采纳的物质主义定义。在这一定义上，研究者得以探究不同社会、经济与文化因素如何与个人观念相互作用，能使用量化方法对物质主义相关假设进行验证。
作为一种价值取向，物质主义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是后天习得而非遗传，这种价值观主要在一个人的童年时期发展，在成年后得到强化和延续。其中，青春期（12~18岁的青少年）作为自我同一性与角色混乱的冲突时期，是儿童转变为成人的过渡时期，也是儿童自我身份发展及物质主义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13]。这一时期，物质价值观的发展主要经由两条路径，一是依靠有形的物品来建立和发展自我认同，二是接触到鼓励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社会模式[5]。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研究者发现与传统媒体相比，沉迷于互联网的人更倾向于物质主义[14]。
1.2 社交媒体影响者对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
有影响力、感知真实和多身份是社交媒体影响者的主要特征[7]。影响者通常拥有庞大的粉丝网络，能在某一特定领域建立声誉。他们不仅是意见领袖，也是内容生产者和消费者。影响者在社交媒体中展示出的个人细节、生活气息等更贴近普通人，因而在追随者看来，他们比传统名人更真实，更容易产生共鸣[15]。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用户持续与影响者互动，从而形成准社会关系，进而提升品牌可信度，这种通过社交媒体影响者来培养追随者对品牌正面态度和行为的方式又被称为“影响者营销”[16]。
影响者营销被认为是对青少年颇有价值的广告策略，甚至比名人代言更为有效。一些研究者认为影响者营销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广告的隐蔽性，青少年不易察觉影响者发布内容的广告属性，因而内容能以暗示的形式影响对品牌的认识和态度[17]。但也有研究发现，广告披露的嵌入没有减弱说服效果，反而提升了青少年的消费欲望，这很可能是由于青少年在消费中更在意产品的享乐价值[18]。换言之，影响者对青少年的营销效果不在其广告是否隐蔽，更在其潜移默化中所传递出的物质享乐性及隐含着的鼓励物质消费的观念。
根据培养理论，媒介所呈现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有巨大影响[19]。媒介广告所呈现的物质成就相较现实世界更高，这容易使观众产生错误的观念，认为物质财富是普遍的，从而驱使他们追求物质财富。同样，影响者营销使社交媒体用户频繁接触与物质消费相关的信息，影响追随者对物质财富的认知。一些研究指出，影响者改变青少年消费行为的方式是通过传播他们渴望的生活方式实现的[20]。在青少年看来，影响者更快乐或更成功是因为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财产，以此鼓励了物质主义价值观。
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也与青少年对媒体名人的崇拜紧密相关[21]。根据吸收—成瘾模型，自我意识不足的个体会赋予与名人的准社会关系更大的意义，做出更多过度行为[22]。对媒体名人的崇拜是一种满足低自尊、孤独和不快乐等负面自我概念的手段，这些特征在物质主义者中普遍存在[23]。尽管社交媒体影响者没有媒体名人的高知名度，影响者会通过亲自回复评论、邮件及消息与追随者建立联系，在小圈子内提高声誉[24]。此外，青少年常常将影响者视为同龄人，而同龄易感性是影响青少年物质主义的重要因素，青少年会为了融入同龄人而关注、效仿影响者[25]并渴望成为有影响力的人[26]。
综上，影响者作为兼具广告、媒体名人及同龄人特质的特殊群体，将会对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因此提出假设：
H1：社交媒体影响者与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呈正相关，关注影响者（1）数量越多、（2）时间越长、（3）程度越高，青少年物质主义程度越高。
1.3 上行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
社会比较理论指出，个体生来具有评价自我观点和能力的动力[27]。个体还倾向于在情感、价值观、处境、身体健康、学业成绩、物质财富等其他领域进行比较, 而这种比较行为通常在青春期达到顶峰[28]。根据不同的比较对象，社会比较可分为三种类型：平行比较、上行比较和下行比较。平行比较来源于经典社会比较理论中的相似性假说，即个体倾向于与相似的他人进行比较。上行比较则认为个体有选择比自己更优秀的他人进行比较的倾向，通过寻找与他人的差距达成自我进步[29]，这主要源于自我提升与自我完善的动机。然而，当个体经历失败、挫折等消极事件导致自我评价降低时，会倾向于与比自己情况更差的人进行比较，以此来维持积极的自我评价[30]。
社会比较是日常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而社交媒体的出现使用户能更为轻松地获取他人的日常信息，提供了更丰富的社交比较机会[31]。其中，影响者是引发向上比较和频繁比较的重要来源。由于社交媒体的公开性，用户对在媒体上的自我呈现会进行一定的印象管理，即有选择性地呈现自己的优势与积极面。这意味着影响者要在所呈现的内容中维持积极形象，展示自身能力、容貌或物质财富等。当追随者接触这类积极偏向的信息，极易将影响者的“理想化”形象归因于影响者的个人魅力，而不是媒介等情境因素[32]。与此同时，影响者所获得的转评赞等凸显其受欢迎程度和社会资本，这会进一步增强追随者的偏见。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2：社交媒体影响者与上行比较呈正相关，关注影响者（1）数量越多、（2）时间越长、（3）程度越高，上行比较倾向越高。
社会比较也常被学者用作理解媒体使用与物质主义的理论透镜。调查香港11~20岁的青少年发现，与朋友的社会比较和与媒体名人的社会比较都对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产生重要影响[33]。巴基斯坦青少年与父母、同龄人及媒体名人的社会比较也与物质主义呈正相关，社交媒体使用强度越高，社会比较对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越大[34]。
社会比较可能通过以下几种机制对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产生影响。一方面，青少年通过社会比较感知同龄群体的物质水平，为融入同龄群体，会遵循群体关于物质财富的规范。另一方面，媒体名人所呈现的理想化形象与现实生活的差距可能引发青少年对物质财富的渴望[35]。由此提出：
H3：上行比较与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呈正相关，上行比较倾向越高，物质主义程度越高。
H4：上行比较在社交媒体影响者关注（1）数量、（2）时长、（3）程度对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1.4 社交媒体影响者对自尊的影响
自尊是一种相信自我具备能应对生活的能力，有自我价值并值得拥有幸福的情感体验，它包含个体对自身的评价[36]。对社交媒体使用和心理健康关系的荟萃分析表明，频繁使用社交媒体会导致抑郁、幸福感下降、低自我评估和低自尊等负面结果[37]。然而，社交媒体使用对自尊的影响机制复杂，结果并不总是负面的。这些机制包括社会比较、社会反馈加工和自省程序，每种机制都包含不同类型的自我评估信息，对结果产生独一无二的影响。其中，只有社会比较才会导致自尊下降[38]。长期及大量接触社交媒体上的陌生人信息会频繁引发自己与他人理想形象之间的比较，造成对别人的生活过于乐观，认为其他用户比自己更美丽、更幸福、更成功[39]，引发消极的自我评价[40]。
根据自我评价维持理论，当他人所展现的领域与个体的自我定义高度相关，并且他人与个体有较多共同特征时，上行比较对个体最具威胁性[41]。人们倾向于追随社交媒体影响者，很大原因是后者在某个领域非常突出，或所在领域对追随者的自我定义很重要。影响者被认为是为追随者提供最新潮流、产品和品牌的灵感来源[42]。随着社交媒体算法的进步，算法通过有选择地向用户呈现个性化内容，将极大提高用户接触相关领域影响者及其信息的频率，显著增加上行比较对个体威胁的风险。因此提出：
H5：社交媒体影响者与青少年自尊呈负相关，关注影响者（1）数量越多、（2）时间越长、（3）程度越高，自尊水平越低。
H6：上行比较与青少年自尊呈负相关，上行比较倾向越高，自尊水平越低。
H7：上行比较在社交媒体影响者关注（1）数量、（2）时长、（3）程度对青少年自尊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1.5 自尊对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
捍卫、维持和增强对自己的有利看法是人类的本能，个体会利用各种途径达到这一目的，包括通过物质的获取。自尊和金钱交换理论指出，自尊和金钱都是决策中重要的效用类型，由于两者在满足人类欲望方面有共同的成分，自尊和金钱能相互弥补[43]。低自尊的个体会通过物质来应对自身对于自我能力或价值的怀疑，将物质作为一种自尊的补偿策略[44]。从自尊的来源看，依赖于某些领域(如外表和学业成就)的自尊比依赖于其他领域(如宗教)的自尊更脆弱，而外表和学业成就恰恰是青少年整体自尊的最重要来源[45]。在社交媒体上，影响者的外表和成就往往被选择性地描绘以最大化自身的吸引力，接触这些影响者必将使青少年的自尊处于高风险之中。对比主要通过无形资源（如技能）建立自我价值的青少年，通过有形资源建立的自尊也更容易被物质商品取代[5]。
除补偿作用外，儿童对物质的“转换”能力也充满预期，相信一个人的身份和生活会因为获得一种特定的消费品而有意义地改变。一系列研究显示，自尊在年龄、父母与同伴，以及家庭贫困对青少年物质主义影响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13][46][47]。综上，本文提出：
H8：自尊与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呈负相关，自尊越低，物质主义程度越高。
H9：自尊在社交媒体影响者关注（1）数量、（2）时长和（3）程度对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H10：上行比较与自尊在社交媒体影响者关注（1）数量、（2）时长和（3）程度对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图1显示了包括变量及假设关系在内的理论推导模型。
2.研究方法
2.1 研究设计和样本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并在最终收集数据前对问卷进行了多次修订, 以确保问卷设计的可理解性与合理性。步骤如下：首先，搜集相关变量的量表进行修订；其次，通过半结构化访谈（预调查1）了解青少年群体的社交媒体使用现状，对社交媒体影响者的认识和接触情况，以及对物质财富的认识和支配状况，依据访谈结果修订问卷题项；最后，向与最终样本类似的人群发放并试测修订后的问卷（预调查2），再次检验量表的合理性及信效度，修订最终问卷；正式发放问卷。
研究选取13~19岁的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在浙江省杭州市与宁波市随机抽取3所初中和3所高中（包括普高与职高）。在被抽样的学校中以年级为基础进行分层随机抽样，抽取初一至初三、高一至高三六个不同年级各三个班级，共18个班级。通过发送线上链接的方式由班主任向班级成员发放问卷，共回收问卷611份。根据作答时间、连续相同选项、反向题设置及年龄填写剔除无效问卷，最终有效问卷516份，问卷有效率84.45%。
2.2 问卷设计
社交媒体影响者关注主要从三方面测量：1.关注数量（同一影响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注册账号的计为1人）(1 = 少于等于10人, 2 = 11至20人, 3 = 21至50人, 4 = 51至100人, 5 = 101至300人, 6 = 大于300人) (m = 2.91, sd = 1.78)，2.关注时长，即典型一天内花在与影响者相关的社交媒体活动上的时间，包括浏览影响者发布的内容（文字、图片、视频、直播等）、关注或加好友、分享影响者新闻等 (1 = 少于1小时，2 = 1至2 小时, 3 = 2至3 小时, 4 = 3至5 小时, 5 = 5小时以上) (m = 2.30, sd = 1.13), 3.关注程度，根据Ellison等[48]的社交媒体使用程度量表进行修订。修订后的量表含五个题项，测量了影响者融入受访者日常社交媒体活动的程度和受访者与影响者在情感上的联系程度。量表采用五点计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受访者回答经平均后形成一个关注程度指数（m = 2.74, sd = .78, α = .85）。
上行社会比较借鉴了Gibbons和Buunk[49]和白学军等人[50]的上行比较量表并根据研究语境和研究对象进行修订。量表包含四个题项（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受访者回答经平均后形成一个上行比较指数 (m = 2.52, sd = 0.84, α = .94)。
自尊采用经典自尊量表（SES）中文版，包含10个题项（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闫艳等使用SES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学生和大学生进行测量，验证该量表（除题项8外）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及模型拟合指数，并因题项8的表述具中西文化差异，建议对其正向计分或删除[51]。本研究的数据分析显示题项8与剩余题项的总计相关性为负数，在尝试将其改为正向计分后，相关性仍低于0.4，因此将其删除。反向计分题项经反向编码后纳入最终统计，分值越高表示自尊程度越高，所有回答经平均后形成一个自尊指数(m = 3.60, sd = .63, α = .89)。
物质主义采用青少年物质主义量表（YMS）[52]，包含10个题项（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该量表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13~17岁青少年的测量中均表现出良好的信效度[53]。受访者回答经平均后形成一个青少年物质主义指数 (m = 2.84, sd = 0.63, α = .84)。
问卷同时测量了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年级、家庭经济水平等人口统计学信息以及日常社交媒体使用等基本情况。
3.研究结果
样本包括13~19岁的男生224名和女生292名，其中初中生占50.4%，高中生占49.6%。受访者最常使用的社交媒体软件有抖音(66.9%) 、B站 (54.5%)、小红书(37.2%)、微博 (37.0%) 和快手 (27.9%)。受访者在主要变量上的均值见表1。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男生在影响者关注数量、时长和程度上显著低于女生，在上行比较和物质主义倾向上也显著低于女生，但男生在自尊上显著高于女生。基于年龄的ANOVA事后多重比较分析显示，13~15岁的青少年在影响者关注数量、时长和程度上显著低于16~19岁的青少年,在上行比较和物质主义倾向上也显著低于后者。
3.1 假设检验
为了验证研究结果是否与图1所预期的模型一致，在最终分析前先对模型中的自变量（关注数量、时长、程度）、中介变量（上行比较、自尊）、因变量（物质主义）和潜在控制变量（年龄、性别、家庭经济水平）进行相关分析。表2描述了以上变量的零阶相关性结果，显示所有变量均与物质主义显著相关，因此将所有变量纳入最终分析。
最终分析使用PROCESS中具有两个中介的串行多中介模型（模型6）[54]，同时控制受访者年龄、性别和家庭经济水平。图2展示了预测模型经分析后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每次分析都基于5000个自助法样本，使用95%偏差校正自助法置信区间。为清晰起见，所有模型仅呈现统计显著路径。
3.2 直接效应
数据显示，影响者关注数量与上行比较、物质主义都呈显著正相关 (所有p <.01)，但与自尊的关系不显著，结果支持H1-1和H2-1，不支持H5-1。影响者关注时长与上行比较、物质主义呈显著正相关，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所有p <.01)，支持H1-2、H2-2和H5-2。同样，影响者关注程度显著预测上行比较、物质主义和自尊 (所有p <.05)，支持H1-3、H2-3和H5-3。
所示三个模型中，上行比较均与物质主义呈显著正相关(所有p <.001)，支持H3；上行比较均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所有p <.05)，支持H6；自尊均与物质主义呈显著负相关(所有p <.001)，支持H8。
3.3 间接效应
表3显示了所假设的间接路径的置信区间。与预测一致，上行比较中介了影响者关注数量、时长和程度对物质主义的影响，支持H4-1、H4-2和H4-3，上行比较也中介了以上自变量对自尊的影响，支持H7-1、H7-2和H7-3。自尊仅中介了影响者关注时长和程度对物质主义的影响，支持H9-2和H9-3，不支持H9-1。上行比较与自尊在影响者关注数量、时间和程度对物质主义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支持H10-1、H10-2和H10-3。
4.结论与讨论
社交媒体时代，青少年能频繁接触到来自各社交媒体平台具有影响力的人。尽管社会各界对社交媒体影响者的潜在负面影响表示高度关注，关于其对青少年具体影响的实证研究却相当匮乏。近期围绕影响者营销的伦理讨论愈发强烈，迫切呼吁开展研究以探究其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潜在风险[7]。本研究考察了影响者关注对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研究发现，关注影响者会显著增强青少年的物质主义观念，关注的影响者越多、时间越长、程度越深，物质主义水平越高。研究指出影响者对物质主义价值观存在多种影响路径，并提供了各自独特的理论解释，结论对于减少影响者的负面影响、预防青少年形成物质主义观念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首先，关注影响者对青少年的物质主义倾向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说明影响者所呈现的“象征性”现实对青少年认识和理解世界具有显著的示范与引导作用。通过媒介进行社会化学习能让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认识到家庭、学校等日常生活外更大的社会，其中，影响者关注占据了青少年大量媒介时间，是他们认识世界的重要窗口。在预调查中，受访者表示“因为在网上看起来大家好像都用这个，也就想要试一下看看”“我很喜欢那个旅游博主的生活，但是要有很多钱才能那样出去玩吧”、“很多学习博主会做很好看的笔记，就会买他用的那些好看的文具”。影响者多少都传递出物质充足的信息，并提供一种暗示：美丽、优秀、能力、财富都离不开物质。反复接触这些信息，物质概念便渗透于青少年对社会生活的认知中，认为财富充足是现代社会的普遍面向，物质财富是实现影响者所呈现的理想状态的必要基础，潜移默化培养了“以物质占有来获取幸福”的物质主义价值观。
其次，研究揭示了上行社会比较和自尊水平是影响青少年物质价值观的重要心理机制。日常生活中，人们无时不在利用符号进行“表演”[55],而社交媒体已然成为人们展示自我、力求呈现最理想形象的重要舞台。接触这些带有积极偏向的信息自然引发上行比较的心理倾向。在预调查中，受访者对自己所关注的影响者通常带有崇拜或羡慕的心理。由于影响者和普通人之间存在诸多相似特征和生活经验，这进一步增加了青少年与他们比较的可能性。
上行比较既能激发人们追求自我提升的动力，也可能因与目标差距过大而引发嫉妒、自卑等负面情绪。本研究发现，上行比较能直接增强青少年的物质主义观念，这很可能就源于他们追求自我提升与自我完善的内在动机。由于影响者的成就常被其物质财富所凸显，这为青少年树立了一个物质层面的比较标杆，激发后者对物质的强烈向往，认为拥有相应的物质就能效仿影响者，达到类似的成功状态。
另外，如果青少年感知自身与影响者存在显著差距，且难以协调这种认知上的落差时，就容易陷入消极的自我评价中，表现为自尊水平的下降。维护自尊是人的本能，而物质是补偿自尊、提升自我价值感的有效手段之一。受到影响者所传递的“物质财富带来幸福生活”观念的刺激，自尊受损且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很可能期望通过追求物质财富来应对自我价值感的动摇,从而表现出物质主义观念的滋长。本研究支持了上述路径的存在，揭示了由上行比较导致的自尊水平下降，并进而依次促进物质主义水平提升的链式中介效应。
5.研究贡献与建议
5.1 研究贡献
当前，以00后为代表的新消费群体迅速崛起，超九成有自主消费支出，对购物平台的依赖程度远低于其他代际，超六成偏爱社交“种草”[56]。这意味着社交媒体影响者对青少年物质观念及消费行为至关重要，探究其影响十分必要。本研究揭示了影响者对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机制，主要理论贡献如下。
首先，研究拓展了对社交媒体影响者的研究视角。目前关于影响者的研究集中于概念、可信度、认同感、准社会关系等视角[6]，多强调影响者与追随者正面的情感连接，较少关注影响者可能带来的消极情感。此外，现有研究多探讨影响者的“销售力”，少重视影响者在文化、价值观等身心健康层面的影响力。其次，媒介影响一直是物质主义研究的重要议题。现有研究主要从媒介文化角度解读两者的关系，心理层面的研究较少且忽略了丰富多元的媒介属性和媒介内容会带来不同影响[5]。通过聚焦于影响者这一特殊的 “媒介内容”，本研究深化了对媒介与物质主义关系的理解。最后，研究回应了近年来广告学界迫切呼吁探究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的议题[7]，近距离窥探了影响者的独特影响路径。研究也补充了中国语境下媒介环境对青少年物质主义影响的相关探讨，揭示了与国外研究相比的独特差异性，丰富了实证研究成果。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首先，研究样本来自国内经济较发达地区，未涵盖较不发达地区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及物质条件差异，未来可探究对较不发达地区样本的影响。其次，本研究聚焦于影响者关注的综合影响，未区分影响者类型及平台差异，后续研究可进一步分类探讨。
5.2 对策建议
本研究旨在减少影响者的负面效应，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物质观和消费观，对家庭、教育工作者及政府机构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首先，鉴于影响者关注的直接效应，家长应增进日常对孩子的了解，密切关注其对影响者的关注情况，并对长期沉迷社交媒体、过度关注影响者内容的青少年实施管控，及时干预。政府与平台方需勇担社会责任，强化内容质量管理，优化推荐算法和流量分配，严控并封禁传播不良价值观、诱导青少年过度消费的影响者，构建青少年专属内容池标准，降低不良信息接触。同时，引导青少年高阶上网，倡导关注并探索优质文化与科技的社交媒体内容。其次，学校和家长应携手引导青少年理性看待影响者发布的内容，拓宽青少年的社会认知渠道，明晰真实客观的生活面貌。需让青少年认识到媒介呈现的局限性，避免不健康的向上比较。最后，各责任方需关注青少年自尊，引导其正视比较与落差，加强家庭沟通以正确认识自我，鼓励多元发展。对于低自尊的青少年要积极干预，发掘其潜能，教导以非物质途径获取成就感与价值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数字‘社交+’背景下网红广告对儿童消费者影响的实证研究”（20YJC860012）成果。
作者简介：
黄桑若，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
方诗琪，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及注释】References & Annot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