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光绪皇帝急于了解西方，1891年后一直对英文保持兴趣。甲午战争后日军攻占旅顺，消息传回日本后，大约40万人涌进上野公园庆祝。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接受《纽约时报》专访，他问美国记者：“你们国家有形形色色的政党存在，而我只对其中部分有所了解。其他政党会不会使国家出现混乱呢？”
研究晚清历史的人很多，近代史研究者、作家李礼独将目光放在19世纪最后十年和辛亥革命前十年，他尤其对国际政治、中外交涉很感兴趣，以此作为主要线索，从中提取若干历史片段和截面，写成新书《失败：1891—1900清王朝的变革、战争与排外》，以及另一本有待出版的关于1901~1912年晚清变革的书。
李礼说，之所以聚焦这两个十年进行书写，是因为这段历史深刻地体现了古老中国面对现代世界的挫败和转变。他曾任《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历史学人》主编，具体到《失败》，用了类似新闻报道的写法，选取了很多生动的历史细节，同时又保持克制，最后在文本和结构上，《失败》都呈现了鲜明的个人写作特色。“举个例子，书里每个章节不是只讲中国近代史，还有中外互动，包括外交博弈、外交冲突、战争，等等，把20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历史放在全球史背景下描述，但不轻易发表结论，让读者自己做评判。”
李礼还侧重于观念的变化。他最早进入近代史研究就是从思想史开始，写过《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认为社会变革中思想史演变很值得关注。“什么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大家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通过军事战争或者剧烈的人民运动等暴力事件，还有人认为，人的观念发生改变后，才有那些结果。我也认可观念的力量，在《失败》的序言里，我引用了哈耶克说的一句话，‘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正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
之所以取名《失败》，李礼认为，回顾这十年历史，清政府的失败一个接一个。甲午战争是重要的分水岭，战前清廷上下弥漫着自大的气氛，伴随着战败带来的巨额赔款、割地，中国第一次弥散出全国性的危机感。背后的根源就是梁启超在《新民说》里指出的，清政府把老百姓当作奴隶来看，时间久了，老百姓自然觉得国家的事和自己没什么关系。
对话李礼： 即使有把改革推向更深层次的想法，李鸿章、张之洞也是很谨慎的
近代史上罕见的现代政治抗争
第一财经：为什么你很强调把晚清史放到全球史的脉络里重新讲述？除了传统的晚清与西方的关系，你还讲了很多清政府与日本、朝鲜的关系。多维度视野之下观察晚清史，是否有不一样的面貌？
李礼：当然会有更清晰的认识。晚清每一个重大事件，包括《失败》里写的十年历史，其实都是外部世界带来的冲击或者冲突造成的，如果没有西方世界进入，清王朝再稳定发展若干年是没有问题的。两次鸦片战争就不用说了，甲午战争跟朝鲜有很大关系。戊戌变法是因为甲午战争失败的冲击，和1898年列强掀起的租界瓜分。义和团运动也是因为中外冲突。慈禧太后讨厌洋人，觉得西方势力干预了她的统治，要让光绪归政，最后她煽动拳民造成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后，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走了。这些都是典型的外交酝酿成的战争或者事变，可以说中国近代史贯穿了中国跟外部世界的互动、紧张、冲突。
除了传统史料，我在《失败》中还引了很多西方人的日记、笔记、报道等，对历史的叙述或者评价更加多元化，甚至是客观化。书里贯穿十年历史的主要人物中，有两个很重要，一个是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一个是《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他们不仅是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也能接触到很多权力中心的人，很多观察是很客观冷静的。比如赫德在甲午战争时很矛盾，作为清政府任命的税务司官员，他必须全力帮助，希望清廷赢。但是他又很担心一旦清政府侥幸赢了日本，“会把进步推迟好几个世纪”，这就是很有洞见的观察。因为中日开战之前，清朝上下都盲目乐观，觉得一定会赢，但赫德感到日本其实已经通过明治维新走在清朝前面，如果清政府侥幸打赢了仗，就再也没有改革动力，会更加保守。
第一财经：以前晚清史的叙述视角都是以北京为中心，但我发现《失败》里讲了很多与上海有关的历史、上海对晚清时局的影响。为什么要增加对上海的描述？
李礼：这本书我不能说是脱离北京，但确实从头到尾上海比重很大，从1892年上海的新学堂率先开英语课，到1900年庚子事变后，盛宣怀、张之洞等人邀请各国驻沪领事在上海议定“东南保护约款”，都体现了上海在晚清时局中的作用。其实我没想过要这样专门侧重写上海，但我的写作思路是把晚清史放在全球史来看，上海又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很多势力在租界交汇，产生新思想、新传媒、新技术，没法不突出上海。
1900年1月，北京传言慈禧要废黜光绪皇帝、重新选“大阿哥”，上海电报局总办委员候补知府经元善得知消息后大吃一惊，试图通过在北京的盛宣怀抗议，未能获准后，大胆领衔发出一份上海通电呼吁光绪亲政，最后1231位绅商在通电上署名。上海通电迅速影响全国，寓沪各省商民785人通电、湖南旅沪绅商256人联名通电继之而起，各省各界通电、公告纷至沓来，形成一次民间联合抗议浪潮。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罕见的一次现代政治抗争，跟过去言官上奏提反对意见的清议不一样，用了现代电报这样的新技术。有大量民间身份人士参与，其中经元善17岁就闯荡上海经商，这说明在上海，民间社会力量发育起来了。
上海成为近代史上的舆论中心，在1890~1900这十年体现得尤其明显。1896年，上海出现了政论性报纸《时务报》，大量体制外的知识通过报纸等新兴技术和新兴舆论空间与官方互动，可以批评、施压，形成自己的力量，所以上海的士绅、知识人的胆量和力量越来越大，到了1900年，才有经元善通过电报来抗议“大阿哥”事件。
近代史不是只关注重大的军事政治，关注经济文化观念史的时候，上海的地位一定是突出的。我讲1893年历史的时候提到格致书院，这是公共租界里的一所新式学校。格致书院经常出各种各样面向社会的征文，招商局总办郑观应就提出一个题目：“如果中国采取西方议会制，有何利弊？”结果征文获奖的前三名都认为，中国如果要富强非设立议院不可。虽然他们说的议会制是指君民共同管理国家，不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议会制，但也充分说明当时的社会观念。用今天的话讲，郑观应是在做社会话题设置，这些议题搅动了东南地区精英，甚至更远地方的中国人来思考中国下一步应该怎样改变。当时，上海的广学会也热衷征文，康有为也参加了，这些都说明上海对近代社会观念转变起了引领作用。
重大事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演进过程，要把历史演变放在比较大的时段来考察。从这个角度讲，上海在晚清史中的地位是要重视的。
甲午战争中袁世凯的“引火上身”
第一财经：说到要从比较大的时段来考察历史，很多晚清史的叙述里，袁世凯是戊戌变法的时候才出现，但《失败》中从1882年袁世凯在朝鲜处理“壬午兵变”讲起，还谈到梁启超认为袁世凯应该对甲午战争负责，你为什么这么早就开始写袁世凯？你也认为他该对甲午战争负责吗？以及你怎么评价袁世凯？
李礼：袁世凯是贯穿晚清到民国这段历史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甚至越往后他越重要。重要的历史人物一定要做铺陈，要从更长时段去观察，而不是很突兀地在某个节点才冒出来。这些年，也有很多人对袁世凯做出不同的历史评价，尤其到我的下一本书，袁世凯在晚清新政的时候确实做出很多业绩，这是客观事实。但是甲午战争之前，袁世凯在朝鲜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出他性格中的很多东西。
他是军人出身，杀伐上勇敢、果断，通过19世纪80年代在朝鲜处置几次内乱，被李鸿章信任，登上历史舞台，从普通淮军小头目做到大清驻朝鲜通商大臣。
但在大的战略上面，袁世凯缺乏看世界的大眼光和判断。清朝在甲午战争的失败，其实跟他误判有很大关系。袁世凯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政治结构和整个东亚格局缺乏清醒认识，认为当时日本内部正在党派纷争，没有力量来管朝鲜的事。其实他根本不知道日本已经是现代立宪政治，阁僚和党派竞争是很正常的。包括他跟日本人沟通，把朝鲜邀请清军保护的消息告诉了日本人，又对自己的评判过于自信，给李鸿章发电报说日本人不会在朝鲜大动干戈，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双方做出不同选择：让不想扩大对抗的李鸿章放松警惕，日本却抢先得手，赶紧成立参谋本部战时大本营。可以说，他是甲午战争中让清王朝引火上身的一个重要人物，这点过去很多人忽略了。
1894年，日本攻占朝鲜王宫景福宫，朝鲜国王李熙被迫下诏，将权力交给父亲大院君，后者立即和日本人站到一起。一看惹下大祸，袁世凯没有应对处理能力，称病请求回国。包括1898年戊戌变法时，谭嗣同要去找袁世凯寻求支持，也有人提出来说他没有担当，这个评价其实是对的。包括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总理，这时他也不是把清廷挽救过来，而是抓住机会，通过权力运作在南北议和中纵横捭阖，最后让自己攫取了权力，直到后面称帝。
我个人觉得袁世凯是有勇略无担当的机会主义者。但在书里，我只是列举了袁世凯在不同历史事件中的表现，没有明确发表评价。这也是《失败》的特点，就是我很少给出直接的观点，把判断的权利还给读者。
李鸿章不是伊藤博文
第一财经：讲1896年历史的时候，你还讲了李鸿章考察欧美。当时他也知道中国和欧美的差距，对清朝接下来该怎么改革，你觉得他是认识到清朝也要做政治制度改革，还是只看看别人，内心照旧拥护帝制那一套？
李礼：你其实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李鸿章自己对政治制度怎么看。作为洋务派的领袖，洋务运动失败后很多人批评他，费了多少人力物力，最后北洋舰队还是全部覆灭了。其实作为晚清最重要的政治家，李鸿章跟西方打了很多交道，是有一定世界眼光的人，很早就想到要变革，不仅仅是变器物，他还想改革兵制、修铁路，科举考试增加洋务知识，等等。可能他也是最早意识到要把清廷变革推到更深的政治甚至说制度层面深水区的人。
但是从18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以后，李鸿章的很多想法都遭到反对，有些包括他的下属也反对，他想做的事都要很久以后才能做成。比如他提的科举考试改革，到1905年才废除科举制，那时他已经去世了。也就是说，在当时那种时代下，保守势力还是很强大，即使像李鸿章这样位高权重，几乎是太后和皇帝两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人物，仍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推动变革，权力是高度集中的。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点评很到位，说他没有办法跟伊藤博文比。伊藤博文是日本宪法的制定者，对日本改革有制度设计的贡献。但李鸿章的变革更多集中在富国强兵这个层面，包括他办企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军饷。这个想法其实对他影响很大，军事方面的东西在他头脑中占据了很大位置，所以1896年他去德国考察，兴趣仍然在军工企业上，没有想到君主立宪。君主立宪限制什么？简单说就是限制君主的权力，让普通人有公民应有的权利，这种观念在李鸿章那里应该是淡薄的。
第一财经：但是慈禧太后不是明治天皇，这样评价李鸿章是否有点苛刻了？
李礼：慈禧确实是更加传统的君王统治，但李鸿章自己也没有走得那么远。一方面到甲午战争的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精力上不够了，另外也有知识结构的原因。他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大臣或者政治家，不是现代政治家。中国真正出现有现代政治意识的人，基本都是1900年之后那10年间，很多人从日本留学回来之后出现的。包括梁启超也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接触到大量西方知识，从仅仅是一个支持变法的皇帝的臣子，转变成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家。
所以说李鸿章也缺少这样的一些机遇。至于说他去访欧美后，思想是不是有了很深刻的变化，甚至说他想要模仿欧美的政治制度，我无从可知，即使有把改革推向更深层次的想法，也是很谨慎的。
举一个例子，大家经常拿他跟张之洞相提并论，其实到1901年1月，慈禧在回北京之前下诏，让大家对新政和变法提建议，他们提的改革意见也构成新政的蓝本。当时，张之洞已经认可西方议会制了，但最终在建议里仍然没有写进去，是因为他从各个渠道打听到，还在西安的慈禧对变法没想走那么远，涉及政治体制。张之洞其实也是有遗憾的，私下交流也说，如果不认认真真按照西方宪法来推改革的话，改革的意思不大。所以我觉得，李鸿章大体上应该也是这样的心态，有想法也不敢真正作为改革方案提出来。
但是从李鸿章晚年的很多言行来看，他其实对清王朝的命运是悲观的。事实上也跟他预想的差不了多少，他去世十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满清就灭亡了。从这个角度说，李鸿章是站在新旧之间的历史人物，他身上很多东西我觉得是值得重读和思考的。
《失败：1891—1900 清王朝的变革、战争与排外》
李礼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火与风2024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