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
《怎样讲好一个故事》
美国飞蛾故事会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你构思好一个故事后，你该如何分享它呢？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但在整理和讲述我们的故事时，我们却能成为强大的决策者。讲述故事的行为将让你感受到自己是一个胜利者，比如问题得到解决、主队赢得比赛、你妈妈允许你留下宠物狗，这样的庆祝故事的分享对你这个讲述者和听众来说同样充满乐趣。但即便在那些你遭遇挫折、被抛弃或被欺骗的故事中，只要你掌握着讲述的主导权，你的感受也会好很多。拥有对过去的洞察、对事件的省察和对局面的控制意味着你已经对经历进行了处理、消化和重构。拥有自己的故事是一种美好的感觉。但故事是为了分享而生的，它们能在倾听者心中引发深刻的变化。
学校里的故事
青春岁月，无论我们对其怀有深情（少数人）还是感到极度尴尬（大多数人），这都是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在这段时光里，我们经历了生命中诸多的第一次，充满了变化与成长。试想：倘若你在高中时代与同学们畅谈彼此的故事，你的人生轨迹会有何不同？如果你敢于敞开心扉，分享那些触动你心灵的事物，或者，如果教师们能更多地倾听学生的心声，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那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数十年以来，飞蛾致力于与高中生及教育工作者携手合作，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发声的平台，并通过在学校举办故事工作坊，促进青少年社区的凝聚力。
在一个春日的午后，一群在灯塔高中参加了数周工作坊的学生，正准备在学校的黑盒剧场里登上舞台，向听众讲述自己的故事。阿丽扎·卡兹米站在幕后，目睹着听众席逐渐被同龄人填满，心中不免紧张。听众中传来一阵阵窃窃私语，气氛显得有些令人焦躁。她鼓起勇气走上舞台，以一段小学时代的回忆拉开了故事的序幕：那时，他们被要求画一幅自画像，挂在教室的墙上展示。
我缓缓地开始作画，先描绘我的嘴唇和眼睛，笔触始终沿着同一方向。我目睹着油画棒在纸上融化，我的脸庞逐渐变得生动起来，然后在线条内细心上色。当我再次低头时，仿佛是在凝视一面镜子。我刚刚画出的女孩，正是我眼中的自己。我能感觉到老师站在我身后。她总是对学生的佳作赞不绝口，因此我期待着她的夸奖，期待她说：“阿丽扎，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自画像。我会把它挂在我的办公桌上方，让每个来访者都能欣赏到。”然而，老师的话出乎我的意料：“阿丽扎，那不是你的颜色。”我对此感到迷惑，因为我不理解颜色如何能够属于某个人。
在我还没来得及询问之前，她已经走向了油画棒盒，开始寻找。她没有找到她想要的颜色，于是转向了那个每个学校都有的、装满各种残破油画棒的臭名昭著的油画棒箱。老师在那里翻找着，最终她从中抽出了一小块棕色油画棒的残端，递给了我。我依然对这一切感到困惑，但我注意到我的朋友们都在注视着我，我的心跳开始加速，只想快点结束这一切。
阿丽扎接着叙述，这段记忆如何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身份认同的疑问也如影随形，从小学一直延续到中学。在她讲述完自己的故事之后，她表示，舞台上的灯光太过耀眼以至于她无法看清听众，这使她能够忘却周围的听众，只专注于从内心深处分享自己的故事。
在六年级开学的第一天，有个孩子走向我，问道： “你属于哪个种族？”这是我第一次被如此直截了当地问及这个问题，我并没有准备好回答。我回想起那位老师和那支棕色油画棒的情景，于是我回答他：“我是棕色的。”他露出了困惑的表情，说：“棕色的是什么意思？棕色不是一个种族。”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竟然说出了 “我是棕色的”，却仍然觉得不足以表达我的情绪。
在我内心深处，那个六岁的小女孩感到非常愤怒。我说：“你知道吗？如果我说我是棕色的，那我就是棕色的。”
在这一刻，房间里变得异常安静，她最后总结道：如今，如果有人要求我画一幅自画像，我会描绘出一个自信的年轻女性，她对自己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血统感到自豪，同时也为身为美国人而骄傲。我会挑选最美丽、最柔和的油画棒来描绘我脸上的颜色。无须别人告诉我应该选择什么颜色，因为我知道自己属于什么颜色。
五分钟后，故事结束。阿丽扎向我们透露，她在舞台上如此袒露自己的脆弱，感受到了一阵强烈的肾上腺素冲击。演出几周后，一位她并不熟悉的同学在通往教室的路上向她走来。阿丽扎向我们叙述了接下来的事情：她是我们学校为数不多的其他肤色较深的孩子之一。她告诉我，她观看了我的演出，非常喜欢我的故事，并与之产生了深刻的共鸣。我意识到，尽管我在舞台上看不见听众，但他们却能真切地看到我，真正地理解我。那是我第一次深刻理解到分享故事所能带来的影响：它能够将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他们感受到被真正地理解和认可。
能够被不受打断地倾听五分钟是人生中罕有的事情，对青少年而言尤其如此。通过讲述个人故事，学生们在伸张自己的主动权。他们可以在飞蛾的舞台上毫无阻碍地分享自己的真实经历。这样做的成果如何呢？青少年告诉我们，他们因此收获了更多的自信、更强的掌控感，以及更加深厚的归属感。
如果成年人能停下脚步，去倾听青少年的心声；并且青少年也能去倾听成年人的心声，那又会发生怎样的转变？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故事分享能够消除隔阂，促进更深层次的相互理解，并打破固有的等级界限。那些亲身实践、以故事讲述者身份出现的教育工作者，体会到了分享个人故事时的脆弱与坦诚。他们的故事往往会从讲述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开始，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回忆过往、设身处地理解学生立场的好机会。
讲述故事使教师更加深刻地理解到他们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一位教师向我们透露，当她教的高中生抱怨 “我没有东西可写！”时，她感到非常沮丧。然而，当她自己开始为构思故事而苦思冥想时，她体会到了相同的困境。这个过程让她对学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同情。
妮玛·阿瓦希亚，一位教育工作者兼飞蛾资深成员，多年来在波士顿担任公民教育课程的教师。在飞蛾，妮玛讲述了一个关于她深爱的学生安吉尔——一位涂鸦艺术家——无谓死亡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妮玛与两位以前的学生共同进行了她所称的 “终极抗议行为”：他们一起在一幢建筑的墙面上留下了涂鸦，以此向安吉尔致敬。
我的一位学生说：“我这周一直带着这罐喷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回答：“我想我知道。我们可以去街头涂鸦。”我不仅仅白天是公民教育课老师，晚上我也是个公民学的狂热者。我的学生们知道我开车从不超速。我就是那种相当守规矩的人。所以这个学生很惊讶：“你是个公民课老师，你不应该做这种事。”他们不知道的是，在过去的八个月里，我一直在努力与城市领导、学监、街头工人，以及任何愿意倾听的人会面，告诉他们，去年在波士顿有十六名十九岁以下的年轻人遇害。其中四个是我的学生。我所做的所有倡导工作都没有成效，也没有让我感到心里更舒服。然后，这罐喷漆出现了。我想： “好吧，其他的都没用。
作为公民课老师，使用那些策略没有达到任何目的。”于是我们走到学校后面，轮流进行涂鸦。在波士顿，当年轻人遇害时，他们的朋友会在社区里创建一个话题标签。我们也涂鸦了一个标签：“＃安吉尔的世界”。学生们说： “安吉尔肯定爱死这个标签了。”接着他们说： “哦，抱歉，我刚才忘了你是我们的老师。”
在那一刻，师生之间的等级界限消失了，我们只是在共同哀悼，试图找到与安吉尔的联系，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们拍了些照片，有的有我，有的没有。我说：“你们最好不要发上面有我的照片，那可能会让我丢掉工作。”毕竟，归根结底，我还是他们的公民课老师。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常常由别人来告知我们的身份。在学校里，我们学习如何表达，同时对 “对”与 “错”的答案感到忧虑。然而，当年轻人被鼓励去挖掘自己的个人故事时，他们便成了主宰；他们自己决定要讲述哪些故事，选择何种方式去讲述，以及是否将这些故事呈现给听众。
我们在邀请年轻人分享他们的故事时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但我没什么经历可说呀！”当讲述者因为年轻而经常被忽视时，这种不自信感会更加强烈。如果某件事对你来说很重要，那它对你的听众也同样重要。你重视的事情我们也会重视。你可以用自己独特的声音和表达方式讲述任何故事。你有极大的自由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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