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埃及汉学家、翻译家阿齐兹：
“中华文化包孕着世界性意义”（海客话中国）
肖 清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5年01月23日
第 11 版）
阿齐兹
阿齐兹的部分译著和著作书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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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谈起中国文化，阿齐兹（Abdel Aziz Hamdi）教授总是兴致勃勃，这位埃及汉学家将半生奉献给了中埃文化交流。
阿齐兹是埃及知名翻译家和埃及汉学研究的重要创立人，现为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中文系主任、埃及高级文化理事会翻译委员会委员、埃及作家协会会员，同时担任世界汉学家理事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埃及汉学家理事会召集人。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阿齐兹笔耕不辍，他始终专注于中文教学、文学翻译与汉学研究，为推动阿拉伯国家民众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阿文明交流互鉴作出贡献。鉴于阿齐兹对中外文化交流的突出贡献，他于2024年获得第十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中埃友好往来的缩影
回顾阿齐兹半生的治学之路，他的个人经历恰如中埃两国70余年来友好交往的缩影，他生命中多次重要选择无不贴合于两国友好往来的大势。
阿齐兹1959年出生于埃及达卡利亚省会曼苏拉市，此时的埃及社会适逢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许多阿拉伯知识分子受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成功的感召，集中翻译了一批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中文革命论著和现当代小说，以期通过借鉴中国经验，寻求阿拉伯社会自身解放之路。
阿齐兹于1977年考入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1978年因成绩优异获得来华学习中文的机会。此后20余年间，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获得了中国现代文学方向的硕士与博士学位，并担任阿联酋驻华使馆和中埃商务理事会顾问。这些经历不仅使他深谙中外文化交流之道，也让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更加深厚的情谊。后来阿齐兹因工作关系携妻回埃及定居，于2001年在素有“伊斯兰教最高学府”之称的爱资哈尔大学开设了中文系。
作为爱资哈尔大学中文系主任，阿齐兹20余年来一直致力于通过高校汉语教学，为埃及培养汉语人才。相比于埃及其他大学的中文系，爱资哈尔大学中文系建成了独具跨文化意识的课程体系，在教授基本的中文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之外，还专门设置了中国伊斯兰史、汉译《古兰经》等课程，为中埃文化交流培养了大批通晓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文化、熟悉中国国情、深谙中阿关系的汉语人才。在这些已毕业的学生中，已有不少人成长为文学翻译家或汉学家，长期活跃在中埃文化交流的舞台上。
中国文学的阿语“再创造”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阿语译介中，阿齐兹选择的几乎都是现实主义题材作品。阿齐兹坦言这并不是巧合，而是其作为阿语译者结合多方面文化需求而确定的翻译方向。
阿齐兹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深刻理解，是其能够不断推出畅销阿语世界的译作的关键因素。当笔者问及他对哪位中国作家的作品情有独钟，阿齐兹毫不犹豫地报出了沈从文的名字。此外还有曹禺、老舍的多部戏剧，余华的《活着》等，都深深触动着这位文学翻译家的情肠。
对译者来说，不仅要通过个性化的理解才能使译作“活化”为“另一部创作”，更要作为文化的“中间人”，以自己的独特视角联系起两国文化之间的相似触角，预判真正适合翻译的文本，进而创造性地发掘全人类意义上的情感共鸣。
阿齐兹的翻译能够在阿语世界深受欢迎，他卓越的母语水平更能够打动阿语读者是重要原因。由于中阿互译人才相对匮乏，大部分中国文学作品主要依赖从西方语言转译为阿语，直到现在，阿齐兹仍然是为数不多的坚持从中文直译为阿拉伯语的译者之一。在他看来，如果流行于阿语世界的中国文学作品仅是些“文采少、语病多”的低质量译本，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文学更好地走进阿拉伯世界。
阿齐兹十分注重翻译的灵活性与创造性，他强调要“用较为含蓄的阿语表达来替换原著中带有宗教社会禁忌的词句”，“同时尽量使用意思相近的阿拉伯成语或谚语来翻译中国成语或谚语”。阿齐兹表示，他在翻译沈从文的短篇小说《萧萧》时，曾被如何翻译女主人公萧萧的名字所困扰：如果直接音译，很多阿拉伯读者会觉得这个名字不知所谓，而联想到古代埃及社会也有类似萧萧这样经历悲惨命运的“小新娘”，阿齐兹最后决定将其翻译成“童娘”，果然吸引了大批阿语读者，其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另一本译作《边城》。
尤其在处理一些文化负载词时，阿齐兹的译作仍然能够较大程度地还原中华文化的精义，体现了其作为汉学家译者的良苦用心。其对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一些语言文化意象的翻译，就较多地运用了归化的翻译方式，通过释义直接翻译出词语背后的引申义和象征义，在保证阿语阅读流畅性的同时，尽可能将中国特色的文化意象传递给读者。
埃及著名文学评论家法特玛·姆萨（Fatmaa Musaa）在阅读过阿齐兹翻译的《茶馆》后，评价“译者很成功地完成了翻译思想性和审美艺术性的主要任务，他精通阿汉两种语言，这主要体现于他生动、流畅的语言风格”，可见阿齐兹的创造性翻译是较为成功的。
“一带一路”汉学的古今相通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也促成着世界汉学在共建国家的空间拓展与范式重构。在这些国家，受惠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一大批新生代汉学家正在崛起，国别汉学研究正呈现出全新气象。
作为第一批成长于埃及本土并且与中国保持长期密切交往的汉学家，阿齐兹的汉学研究起步于翻译，但不限于对汉学学术著作的阿译，他的许多汉学研究论著都体现了鲜明的文明互鉴观念。
一般而言，阿拉伯文化对异国文化的理解接受更倾向于“求同”“尚古”，即他们更容易接受与自身文化特质相和合、充满古典人文气质的文化产物，但对那些与其文化精神迥异的当代文明则鲜有兴趣。然而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阿拉伯学者对中国的兴趣点已不再局限于历史、文学和语言等领域，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吸引了他们更多关注。
20世纪90年代，刚刚携妻回埃及工作的阿齐兹敏锐地察觉到，当时埃及社会迫切地想要了解现代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状况，于是立即着手撰写他的第一部阿语汉学著作《中国的尝试》，该书甫一出版就受到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阿拉伯专家关注。
阿齐兹的翻译也秉承这种汉学家式的认识论，他认为要让阿拉伯读者真正读懂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就必须要让他们首先了解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在为翻译老舍的话剧《茶馆》所撰的前言中，阿齐兹不惜笔墨地用150页的篇幅分析了作品所述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体量相当于一部介绍该时期的中国现代史学术著作。
越是深入研读中国文学作品，阿齐兹越能够体悟到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体系中的独特魅力。作为汉学家，他深知中华文明的古典性与现代性密切相关、浑然一体，一方面他长期致力于翻译《论语》《老子》等传统文史类著作以期鉴古知今，另一方面他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相继翻译了《现代中国人》《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学术专著，还撰写《中国的穆斯林》等汉学著作，在埃及的汉学研究中引起良好反响。
作为翻译家与文学研究者，阿齐兹的“域外”视野更使他长于发觉中西文学文化之间长期而复杂的交流对话过程。在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阿齐兹结合中外文明交流史上的典型案例，难掩赞叹之情地谈道：“正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跨越时空的对话与交流，让人类的文学遗产更加丰富多样，互相融合，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他认为，中西文明尽管在地域上相隔甚远，但其实自汉代起，中国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一直保持着对话交流，这种对话交流不仅体现在商品交易的互利互惠上，在文学艺术层面上也激发了多种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启鉴。
阿齐兹尽管早已著作等身，但依旧孜孜不倦地翻译、研究中国文化，一直与学界保持密切的学术交往。自2022年8月青岛成立世界汉学中心以来，阿齐兹获得了更多与其他国家汉学家一起研讨中国文化的机会，许多重要的汉学学术会议上都能寻觅到他忙碌的身影。他认为，中国文化从古绵延至今，不仅造就了自身的辉煌历史，还包孕了世界性的文化意义。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