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图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日前，纽约Memor Museum深刻博物馆举行了盛大的新馆开馆仪式暨“邂逅三星堆—12K微距看国宝全球巡展（纽约站）”开幕仪式。三星堆文化再次代表中国文化“出海”。
从北京、上海、广州的“出差”，再到秘鲁、美国的展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三星堆是中华文化遗产中璀璨的瑰宝。那么对于中华民族精神上的代表——龙，三星堆又有怎样的演绎和解读？这些来自蜀地的龙，与其他地区的龙有何区别？近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副站长许丹阳，解读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
许丹阳介绍，目前三星堆遗址出土各类文物标本估计在5万件以上，以陶器为主，玉石器也较多；而金器、青铜器、象牙等文物主要出土于八个坑之中。在最能够体现三星堆文化特色的青铜器中，动物造型是一个重要的类别，与礼器、人物、植物等造型，组成了三星堆青铜器群的主体。而在动物造型中，龙又是最为重要的形象之一，它既以纹饰和附件的形式存在，也有独立成形的个体。在许丹阳看来，通过这些龙形器物，能够“以小见大”地看到三星堆文化的特点：既能够吸收、包容其他地域的文化因素，又能够结合自身文化特色进行创新。
龙形器有三种表现形式
最长的龙“爬”在青铜神树上
龙形器以个体、附件、纹饰三种形式出现，其中，独立的个体和体积大的附件格外引人注目。
作为个体存在的龙形器，目前三星堆仅见2件，即猪鼻龙形器和铜龙，均出土于八号坑。这两件器物与今常见的龙形象大相径庭，它们身躯粗壮，更像是糅合了其他动物元素的形象。
猪鼻龙形器
铜龙
而1986年于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树，则有着在三星堆龙形附件中具有代表性的爬龙形态。青铜神树的树枝共分为三层，每层树枝均站立有神鸟。一条身体纤细且灵动的爬龙，沿着树干蜿蜒而下。龙头位于最下方，前爪置于底座之上。“如果未来修复复原，估计这条龙的长度与树干应该差不多，能够达到4米以上。如果真是如此，那它就是三星堆最长的龙，也是同时期我国发现的最长的龙。”许丹阳说。
青铜神树
另一件以“爬龙”形态出现的龙形附件，便是三号坑出土的青铜顶坛人像上的龙。青铜顶坛人像与八号坑出土的青铜神兽、青铜神坛可拼对成为目前三星堆最高大、造型最复杂的神坛。神坛上有4根觚形铜柱，铜柱上有4条神龙。龙身基本完整，分为四肢、龙头、尾部，细节颇为丰富。与青铜神树上的神龙一样，神坛上的龙也是沿着铜柱蜿蜒而下，龙头在下，尾部在上，与整个神坛的造型融为一体。
青铜顶坛人像
青铜神树上的龙头在下、尾在上，为“降龙”，似从天而降。青铜顶坛人像4根觚形柱上的龙亦是如此。既有“降龙”，也有“升龙”，出土于八号坑的铜龙便是头在上、尾在下的造型。相似的造型，同样的威严神圣，在许丹阳看来，这两件青铜器上的龙或代表着相近的含义：“这些龙形附件可能代表着沟通天地之间的桥梁作用。此外，龙的造型非常威严，所附的器物也都不是日常生活用器，应与祭祀天地等重大活动相关，是三星堆遗址宗教信仰的表现。”
另一件青铜“重器”，即龟背形网格状器上，同样有着爬龙附件。这种龙形附件与龙首权杖、爬龙器盖等相似，着重表现龙首而简化身躯。龟背形网格状器的四个角上都饰有龙形装饰，且每个龙头上均顶有一个牙璋形器。牙璋并非三星堆独有，而是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时期的中原地区，是二里头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礼仪性器物。
龟背形网格状器
三星堆出土了不少牙璋，这显然代表了来自中原地区的影响。“但是在三星堆，将牙璋置于龙头上，这是一种独有的组合形式。”许丹阳如此解读牙璋与龙形装饰。来自中原的牙璋，在三星堆人的创造力下获得“重生”。
此外，龙形附件还有盘龙的形态，例如盘龙器盖，其龙角像羊角，身躯完整；以及多呈扁平状，张口露齿的简化龙形饰，有的为插件，头部呈方形，身躯简化为卷曲状。
龙形权杖、“龙袍”加身
三星堆的“龙”与权力密不可分
龙的形象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作为皇权的象征。在上古时代，龙就已经与权力有一定的联系。许丹阳认为，三星堆文化中的龙，同样具有这一层含义。“三星堆的龙多与神树、神坛、权杖等重要的器物联系在一起，表明了龙的地位之崇高。”其中尤以权杖上的龙形为代表。
许丹阳介绍，龙形权杖在三星堆共发现了两件。一件是爬龙柱形器，另一件则是八号坑出土的铜持龙立人像所持的龙形权杖。
“我们推测爬龙柱形器可能是一个青铜龙首权杖头。它是中空的，且有小孔，可能就是用来固定木柄的。”许丹阳说。而立人像手中持有的龙形权杖更明确。“人像立于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神像的最顶端，身着长袍，头戴高冠，表明这个人像的身份是最高的。人像手拿权杖，可能代表的是当时地位极高的大巫师或是统治者。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与后世对龙的解读有一定的联系。”
龙柱形器
而与帝制时代的统治者所着“龙袍”相似的“衣着”，三星堆的青铜大立人身上也有。“大立人身上的团龙纹饰与神树上的龙相似，只是将其身形结构进行了变化，形成了团龙纹饰。”许丹阳说，严格来说，大立人身上的团龙纹饰应当属于青铜纹饰，但或许真实的三星堆人也曾穿着这样的衣着。“这两年，三星堆检测出了很多丝绸本体的样本，我们推测当时身份较高的人应当穿着丝绸制成的服饰。”但可惜的是，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暂不能复原完整的丝织品衣物。“当时的丝绸上会不会有各种各样的图案呢？我觉得可能性是很大的。”许丹阳推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王仁湘，曾在“名人大讲堂”讲座中直言“立人像身穿衮衣，衮衣是龙袍，立于高台之上，具有王者身份，又具有巫者的身份”。由此，王仁湘大胆推测大立人的身份，它的本来面目或许是王，又或是巫是神。但总体来说，对古蜀人而言，立人像地位“非常崇高，至高无上”。
青铜立人像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三星堆遗址北部，同属三星堆文化的联合遗址还出土过一件陶器器盖。陶盖顶部中央有一只有羽冠的鸟昂首而立；盖顶边缘，一条游龙盘旋在鸟的周围。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介绍，游龙的造型非常接近中华文明中龙成熟阶段的形象，它和凤所搭配的图案，清晰诠释了中华文明中“龙凤呈祥”的寓意。这也是中国目前出现时间最早的龙凤纹。
独特性与创造性
从龙形器看到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的龙，我觉得还是很有辨识度的。首先，从质地上来说以青铜器为主；其次，显示出了三星堆文化鲜明的创造性。”许丹阳讲到。
龙的形象在我国出现得很早，分布也十分广泛。许丹阳提到，三星堆一号坑中出土的龙虎尊，就与安徽阜南台家寺遗址出土的一件龙虎尊相似。“这可能是三星堆文化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交流的体现。”而3号祭祀坑出土的顶尊跪坐铜像的铜大口圆尊肩部装饰的立体龙形装饰以及铜尊罍上的夔龙纹，也体现了来自中原地区的龙的元素。
龙虎尊
“但是三星堆文化本身又非常具有创造性，像羊首一样的爬龙柱形器、虎形龙等，都体现了这种独特的创造。”许丹阳说，从三星堆的龙形器上，可以“以小见大”地看到三星堆文化的包容性、创新性：“三星堆文化就是既能够吸收其他地区文化的元素，又能够结合自身文化特点进行创新融合。”
“艺术是信仰飘扬的旗帜。”在王仁湘看来，透过这些青铜器，更能够窥见三星堆人的信仰世界：“过去的传说口口相传，或者顶多用文字表现，而三星堆人用青铜器表现他们理解的神界。”这些威严神圣、奇美瑰丽的青铜器，让后世能够看得见、触得着古蜀人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比真实世界辽阔得多的虚拟世界，比他们看到的要广阔得多，是一个虚拟的神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