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正是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刻。日军攻势正猛烈，国军在豫湘桂会战中一路溃败。此时，一名英国通信兵来到中国参与抗战，从西南到西北，再到华北，四处辗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老照片。特别是在1945年10月10日，他还有幸在故宫太和殿广场亲眼见证了华北战区的受降仪式。
上尉约翰·爱德华·斯坦菲尔德肖像
约翰・爱德华・斯坦菲尔德（ John Edward Stanfield）是英国皇家通信兵团的一名通信军官。他于 1944 年至 1946 年在中国为海外特别行动处（特种作战执行局远东 136 部队）效力。
这个年轻人与中国颇有渊源，他的父亲约翰·霍华德·斯坦菲尔德（John Howard Stanfield，1888-1971）母亲莉莲·梅·斯坦菲尔德（Lilian May Stanfield，原姓Harris）从1910年就开始在中国作为传教士（卫理公会传教士协会）传教，最终于1951年离开中国。
下面这些照片都来自于斯坦菲尔德家庭相册。
1944 年，中国军令部电讯总台、英国特别行动处 136 部队成员在昆明的合影。最右边为斯坦菲尔德。
英国特别行动处（SOE）成立于 1940 年，主要是在二战期间在被敌人占领的领土上组织和支持当地的抵抗力量。当时和中国的合作主要是情报交流、联合训练电讯人员、共同开展对日军电讯情报的收集和分析等工作，以支持抗日战争的整体战略。斯坦菲尔德是SOE下属的Force 136成员。
SOE无线电站台从桂林撤退到宜山，1944。
从桂林撤退时的场景。
1944 年桂林撤退期间的英国军事代表团卡车和逃难的人们挤在一起。
从桂林撤退，全力推着货车。
1944 年从桂林撤退期间，带有稻草遮蔽物的火车车厢。
1944 年从桂林撤退期间，火车车厢上的士兵。
1945年，斯坦菲尔德与郝侃曾等军事情报处人员在去往西安的路上。
郝侃曾为抗战时期英国与国民党合作的情报机构负责人，在第一战区胡宗南司令长官部内挂名为少将参议，后出任抗战胜利后的唐山市第一任市长。
1945 年，斯坦菲尔德驾驶着吉普车开上渡船。
渡船载着吉普车过黄河。
正在搭建中的舟桥。吉普车已经上岸，斯坦菲尔德此行是要在黄河以北建立两个无线电站，分别命名为 “麻雀” 与 “乌鸦” 。
在路上给吉普车加油。
无线报务员与郝侃曾在 “麻雀” 信号站。
郝侃曾一行在西安附近黄河边。
吉普车在一处村庄。照片左前方拿着帽子和拐杖的人是军事情报局的郝侃曾。
在 “乌鸦” 无线电站，无线电台的电池正由蒸汽发电机进行充电。
军事情报处工作人员在陕西韩城，1945年7月2日。前排左三为斯坦菲尔德，右三为郝侃曾。
郝侃曾与夫人，斯坦菲尔德和阿德里安・埃文斯上尉。
西安火车站。
刚从袭击日军的行动中归来的游击队，俯瞰着韩城附近的黄河。
一架柯蒂斯 C - 46运输机停在西安某机场。
北京街头的日本士兵。
斯坦菲尔德在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9月从西安来到北平。他利用闲暇时间浏览了这座古都的风景名胜。
天坛入口。
浏览天坛。
浏览玉泉山，山上是玉峰塔，山下名华藏塔。
颐和园转轮藏。
斯坦菲尔德与友人在颐和园野餐。
古观象台。
斯坦菲尔德在古观象台。
东长安街牌楼上挂着英文横幅：WELCOME TO THE ALLIED TROOPS COMING TO PEIPING。挂着英、美、苏和中国国旗。
1945年10月10日10时，中国华北战区的受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广场上举行。斯坦菲尔德作为英军代表也参加这次具体历史意义的活动，并拍下了一组照片。
1945年12月12日，斯坦菲尔德乘机离开北平。这一天，他在机场遇到英国传奇军人阿德里安・卡顿・德・维尔特爵士。
阿德里安・卡顿・德・维尔特爵士（Sir Adrian Carton de Wiart VC），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英国陆军中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被杀死的士兵。英国牛津字典如此描述：“黑色眼罩和空空的衣袖，德·维尔特看起来像一个优雅的海盗，一个传奇的人物。”1943 年10 月至二战结束，他担任温斯顿・丘吉尔派驻中国代表，1943 年 11 月参加了开罗会议。
1945年12月12日，阿德里安・卡顿・德・维尔特爵士登机离开北平，应该是和斯坦菲尔德同机。
最后，斯坦菲尔德还留下几张故宫的航拍影像，作为他在中国这两年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