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刚
司马炎并非通过武力征服建立政权，所以在谋朝篡位的过程中，不得不对社会广施赎买政策，再加上强大的士族对皇权的制衡和司马炎宽仁的本性，西晋之政远优于曹魏，太康之治有“天下无穷人”的评价。在秦制帝国，皇权低落是全天下的利好，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的原因在于司马炎后期想重振皇权，而非皇权太弱。
请输入标题 bcdef
本文欢迎转载。
晋武帝司马炎承继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之遗业，名为开创之君，实为守成之主。
武帝完成禅代革命后，优容前朝宗室、反对士人遗属，倡导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仁政价值，采取以农为本、无为而治和宽政简刑的清静政策，通过减轻法家专制压迫残酷性的方法，提升晋政权的天命合法性。
武帝延续了其父司马昭恢复周制中五等爵等制度，大量分封宗室诸王、士族功臣，实行皇帝主导的宗室、士族共治的统治策略。这种部分恢复周制的尝试，迎合了东汉中后期以来士大夫建设儒家理想社会的政治追求。
不过，在晋政权天命未被广泛接受之前，武帝不得不安排宗室皇族占据国家最重要的岗位。他又通过引入外戚势力、扩大宗室诸王帝系力量等手段，提升共治集团中皇权至上的权威。
弥合改朝换代的社会创痛
公元266年2月，洛阳南郊的祭坛上燃起了熊熊大火。在文武百官、南匈奴单于和四夷使者数万人的见证下，司马炎接受魏元帝曹奂的禅让，定国号晋，即皇帝位，改年号泰始，是为晋武帝。
这与四十六年之前，魏文帝曹丕接受汉献帝禅让的情形，几乎如出一辙。
司马炎受禅
晋武帝追谥祖父司马懿为宣皇帝，庙号高祖，追谥伯父司马师为景皇帝，庙号世宗，追谥父亲司马昭为文皇帝，庙号太祖。
十四年之后，晋军直下建康灭亡东吴政权，晋武帝司马炎成为继秦始皇、汉高祖和汉光武帝之后，第四位实现天下一统的最高统治者。
30岁的司马炎是司马昭的嫡长子，《晋书·武帝纪》上称他“宽惠仁厚，沉深有度量”。司马昭进位晋王时，考虑到其兄司马师为司马懿嫡长子，又为魏晋换代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一度打算立过继给司马师的次子司马攸为世子，遭到何曾、裴秀、贾充等多位大臣的反对。
司徒何曾等人坚持道：“中抚军（司马炎）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晋书·武帝纪》）遂立司马炎为继承人。
司马炎自幼饱读经学，根据九品中正制的选拔制度，以世家贵族公子成为上品之选，司州十二郡子弟莫敢与其辈相比。
他的母亲王元姬是北海清流集团名士王朗的孙女，王朗历任曹魏政权三公，王元姬之父王肃曾一人注遍五经，王元姬的母亲出身泰山羊氏。所以，司马炎是典型的汉魏儒学世家大族联姻的子弟。
他承继了祖父、伯父和父亲多年接力的局面，虽然魏晋换代过程充满了暴力和肮脏，但司马炎本人手上没有沾染鲜血。这为他重建晋政权、皇帝和儒学正统三合一的信仰体系，打开系统的死结，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晋书·武帝纪》记载，魏元帝曹奂认为天命归晋，主动派大臣郑冲向司马炎传达希望禅让的愿望。其实在这之前，至少骠骑将军石苞、车骑将军陈骞等人，多次向曹奂上书称“历数已终，天命有在”，实际上是变相逼迫元帝辞位。
晋武帝改封曹奂为陈留王，食邑一万户，居住在邺城宫中。
曹魏诸王均降为县侯。晋武帝允许陈留王曹奂乘坐的车使用天子旌旗，置备天子的五时副车。“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晋书·武帝纪》）。
武帝正式解除了司马懿在镇压王凌淮南叛乱后，将曹魏宗室诸王禁锢在邺城的政策，而且还任命曹氏后人担任晋政权的官职。其中曹植之子曹志，先后被任命为乐平太守、散骑常侍和祭酒等。
晋武帝还撤去监督汉献帝后代居住的山阳国的卫队，取消汉朝及前蜀汉刘氏宗室出任官职的限制，善待山阳公汉献帝之孙刘康、安乐公刘禅等人。刘康、刘禅家族分别有一名子弟被任命为驸马都尉。
另外，前蜀汉丞相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在绵竹保卫战中和长子诸葛尚壮烈殉国，尚留较年幼的次子诸葛京。武帝任命诸葛京为郿县令，后来又升为江州刺史。晋武帝对于祖父司马懿的死敌诸葛亮颇为欣赏，公开表示，“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汉晋春秋》）。
晋武帝善待前两朝的皇族，以及其他对立政权的君臣，这是秦统一后的首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景象。
王莾篡汉后，将年仅4岁的孺子婴圈禁高墙府第之内，禁止任何人与之接触，导致他成年后六畜不分、智力低下。新莽末年大动乱后，孺子婴被西北民军劫持立为傀儡皇帝，最终为更始帝刘玄派人所杀。光武帝刘秀善待更始帝三个儿子，但也仅止封侯而已。在晋政权的庇护下，刘汉山阳国延续到永嘉之乱时期，曹魏陈留王则在乱世南迁，一直存在至南朝齐代。
在武帝登基不久后发布的诏书上，他对策划叛乱的王凌及居功获罪的邓艾，表达了一定程度的谅解，公开赦免了他们尚存的遗属，允许这些家族确定后代继承人。之后，他又接受山涛的建议，任命嵇康之子嵇绍为秘书丞。王凌、嵇康分别为武帝的祖父司马懿、父亲司马昭所杀，晋武帝善待这些对立面的后人，实际上是营造社会和谐的氛围。
嵇康的儿子也备受司马炎优待
《晋书·武帝纪》记载了许允、许奇父子的故事。许允在李丰、夏侯玄事件后，向曹芳建议刺杀司马昭，结果被司马师流放死于途中。许允之子许奇为太常丞，武帝有事前往太庙，大臣们认为许奇为受害者后代，不适合待在皇帝的身边，提请将他外放为长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称奇之才，擢为祠部郎，时论称其夷旷。”即晋武帝反而提拔重用许奇，此举被普遍赞扬为襟怀开阔。
晋武帝司马炎优待前朝的宗室，宽容反对派的后代，首先源自他对于新生的晋政权统治有效性的自信。
汉室已经终结五十年，自称继承汉室的蜀汉政权已经投降，取代汉室的曹魏政权本身合法性不足，根本缺乏复国的动能。孙吴偏安江东一隅，先天缺乏天下政权的正统性，也不具备问鼎中原的能力。
经过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父子两代的接力，一方面坚决镇压体制内外抗争的士族名士，另一方面对于不持异议者竭力笼络，至司马炎正式称帝，已经鲜有公开反对的声音。司马氏宗族人丁兴旺，中央政权各要害部门，国内邺城和长安等重要地区，都被宗室成员坐镇、控制。
其次，晋武帝作出这些和解动作，也是出于推行恕道仁政、提升天命合法性的需要。日本学者福原启郎发现，晋武帝在禅位命时重用的大臣，司马孚、王祥、郑冲、荀顗、何曾等皆是曹魏时代以学问、孝行、忠义等知名的宿望。
司马氏重视因学问修明、尊重礼教而具有名望的人物，与曹魏时代曹操重才不重德的人才观差别甚大。王沈、贾充、裴秀、荀顗、石苞、陈骞、羊祜等司马氏一党，多数来自地方名族，礼仪传家，或以孝行知名的家族。晋武帝在用人上的选择，似乎佐证了他试图建设儒家理想社会的愿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秦始皇统一实行秦制四百余年以来，对于周制的又一次回归。
儒道合流的宽仁清净之政
晋政权代魏之后，晋武帝司马炎采取了一系列与曹魏政权有所不同的政策、法律和制度。
新的王朝建立第三天，武帝即颁布全国实行节俭的诏令，表示与曹魏时代的奢靡之风区隔。他下令取出皇宫中所藏的珠玉玩物，赏赐给王公贵族以下各级官员。之后，太医司马程进献雉头裘，武帝认为这种奇装异服为礼法所禁止，将之焚烧于大殿前。
晋武帝还要求用青麻代替制造牛纼的青丝，以示节约。针对先祖皇陵十里之内需要迁徙居民的旧制，武帝考虑到这将增加民众的烦恼，下诏终止。
司马炎在父亲去世即位晋王时，就下令宽缓刑罚赦免罪人，安抚百姓暂息徭役，全国服丧三天。要求各郡中正根据六条标准为国举才：“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晋书·武帝纪》）
即帝位后，诏令大赦囚犯，赏赐天下百姓爵位，每人五级，赏鳏寡孤独不能自谋生计者粮食，每人五斛，免去天下一年的租赋和关市之税。旧债欠租者都不再收取。“除旧嫌，解禁锢，亡官失爵者悉复之。”（《晋书·武帝纪》）
这些执政伊始就向民众、官员施以恩惠的政策，以及强调以儒家伦理作为组织体制取人的条件，成为晋武帝宣示合法性的主要手段。
晋政权特别强调儒家价值中的孝道立国，司马昭去世后，武帝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穿了整整三年的孝服。他称帝后立即宣布，各位将吏如遇需要服丧三年的大丧，允许归家服丧；不久，准许俸禄为二千石的高官可以回家服完三年丧期；之后，武帝又同意士兵遭逢父母之丧本人又不在边境驻扎的，都可以回家奔丧。
晋武帝依照周礼，亲往藉田示范耕作。天子亲耕的藉田之礼，相传为周公所创，两汉时为汉文帝刘恒所复兴。武帝在随后发布的一篇诏书里，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他对儒家价值观与法家方法论的看法。
武帝认为，古人仅实行象刑，即以服饰标明罪人身份的象征性刑罚，而天下较少违法行为，当今动辄施以灭族的酷刑，犯罪的情况屡禁不绝，这充分说明了德治胜于刑名的重要性。“思与万国以无为为政……又律令既就，班之天下，将以简法务本，惠育海内。宜宽有罪，使得自新，其大赦天下。”（《晋书·武帝纪》）
武帝高度肯定儒家仁政价值的同时，批评了法家严刑峻法的方法论，实际上是对于“霸王道杂之”中霸道部分的否定。
晋武帝诏书中提到的古代，特指尧舜夏商西周三代期间的治理秩序，诏书中提到的“万国”，指西周、东周前期诸侯分立自治的状态，其实都是儒家经典文献中描绘的理想社会范本。这种传说是否真实存在或者美好姑且不论，却反映了东汉以来名士、世家大族的政治追求。
晋武帝决心采取以农为本、无为而治和宽政简刑的清静政策，相当程度上模仿汉文帝儒道混合的施政理念，从而奠定了晋代国家治理的主基调。
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在代魏的进程中，采取了包括弑君在内的野蛮手段，挑战儒家的价值。武帝稳定大局后急于反其道而行之，固然出于他个人的儒学修养，更多的可能是希望通过减轻法家专制的严酷性，从而换取士族、民众的支持，提升新生晋政权的天命合法性。
曹魏政权时期，曾将历史上的质任制度发挥到极致。军队将领出征、地方大员任职，必须将直系亲属作为人质留在京师，一旦反叛或自立，中央政权即可处置其家属。钟会征蜀发动叛乱，属下的将士们均不愿跟随，很大部分的原因，就是这些将士的家属被质留在京师。
为了显示自己的宽仁，武帝在改朝即位的第一年，下令废除“部曲将、长吏以下”的质任。公元279年，西晋咸宁五年，就在晋军全面进攻东吴的前夕，下令废除“部曲都督以下”的质任。这一法家统驭部下的有效制度被晋武帝轻易地取消了。
公元268年，西晋泰始四年，晋武帝正式颁布以其年号得名的《泰始律》。自晋王司马昭时期始，历时四年，主要由郑冲、贾充等儒家官僚学者完成了晋律的修订。
王裴贾，济天下
曹魏时代的贾充还不错
杀曹髦是好事
《泰始律》“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体现宽简的原则，“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除谋反，适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省禁固相告之条，去捕亡、亡没为官奴婢之制。轻过误老少女人当罚金杖罚者，皆令半之”（《晋书·刑法志》），第一次将“五服制罪”纳入法典，即在家族内部同罪异罚，亲属相犯以卑犯尊者，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若以尊犯卑，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
这些法条，贯穿了儒家宗法伦理的价值实质，法律中还有免官、除名和夺爵抵罪的条文，是对世家大族阶层等级的维护。
本文节选自沈刚的新作《晋朝的死结》，大司马已读完。该书对两晋的历史脉络有清晰的分析，不过对法家的温情大司马不甚认同，注意这一点的话，如果对两晋历史感兴趣，读完还是非常有益。
欢迎关注文史宴
专业之中最通俗，通俗之中最专业
熟悉历史陌生化，陌生历史普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