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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这就是中国》节目的主题是“德国乱、法国乱、韩国乱，西方模式怎么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携手副院长范勇鹏教授，一同探讨西方模式的危机。
张教授表示，过去的2024年，除了俄乌冲突、中东乱局外，还出现了许多乱象：德国朔尔茨政府垮了，法国总理换了四位，菲律宾两大政治家族摊牌了，英国爆发了十年来最严重的骚乱，韩国政局还在动荡。人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西方模式怎么了？
我们不妨聚焦法国、德国、韩国出现的政治动荡，然后以中国模式为参照，点评一下西方模式深层次的危机。
去年12月24日法国《世界报》刊文指出：2024年将作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最差劲的一年载入历史，因为法国竟然在这一年内就更换了四位总理，这是自1935年以来的第一次。文章这样说：法国政治“成为三重衰退的牺牲品”，也就是总统职能的衰退，要求马克龙辞职的呼声倍增；国民议会的衰退，三派力量在议会里分庭抗礼；总理信任的衰退，总理一直生活在不信任投票的威胁之下。
政治衰退背后是法国经济的衰退，产业竞争力的持续下降，政府财政压力日益加重，债务负担与赤字水平持续增加。对普通百姓来说，就是市场低迷、生活成本增加，超过七成的受访者对法国眼下的生活状况表示担忧，认为“生活水平在不断下降”。
去年12月18日，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更是直言不讳称：“法国处于危机之中，这场危机正在动摇第五共和国的根基”。文章说，当年戴高乐创建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其特点是稳固的公共财政、稳定的政治局面，以及前法国殖民地，但这一切遗产都被“挥霍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剧”。换言之，作者认为法国今天的政府债务缠身，国内政治动荡，然后法国又不得不从前殖民地国家如马里、乍得、尼日尔等撤军。
德国的情况实际上是同样的糟糕。2024年末，朔尔茨政府也垮台了。去年11月初，德国总理朔尔茨宣布，解除自民党主席林德纳的财政部长职务，自民党随之宣布退出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所谓叫“红绿灯”联合政府，直接引爆了这场危机，朔尔茨被议会投了不信任票。其实，朔尔茨下台的主要原因也是德国经济深陷危机。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同美、英等国家一起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使德国的能源和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制造业成本大幅攀升，德国社会充满了不满情绪。那么德国以美国马首是瞻，排除华为的5G设备、阿里云等先进技术，结果使德国提出的工业4.0烟消云散。
韩国的政局动荡更是奇葩。2024年12月3日深夜，尹锡悦总统突然宣布“紧急戒严”，这是韩国自1980年以来的第一次。他称这样做是为了肃清国内的“反国家势力”，保护国家自由民主制度，其实多数分析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他不满议会多数反对派对他的掣肘，以及对他夫人家族丑闻的指控。这个戒严令6个小时之后就被解除了，而且引发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尹锡悦遭韩国国会弹劾。韩国国会还以压倒性票数赞成，通过了对代总统韩德洙的弹劾案，这也是韩国历史上第一次，两个星期之内先后弹劾总统和代总统。所以无疑，韩国极端化的政治内斗和法律制度都成了国际社会调侃的对象。韩国政治动荡背后的原因也是经济停滞不前，国家竞争力走衰，社会严重分裂，韩国是世界上代际冲突、性别冲突、阶层冲突和地域冲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此外，通货膨胀，特别是住房和食品价格的上涨恶化了社会情绪。
其实，这几个国家政治动荡是西方政治模式危机的一个缩影。张教授一直主张用中国人的眼光和标准来审视这个世界，我们越这样做，中国标准就会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并影响世界，这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之意。如果用中国政治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至少可以对西方模式提出四个问题：一、它是否能够独立自主？二、是否能选贤任能？三、是否能从长计议？四、是否能民生为大？张教授的结论是倾向于否定的，除非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否则西方模式一路走衰还将加速。
关于独立自主，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高度独立性的国家，我们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中国的内政。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德国、法国和韩国，其实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情况也类似。美国软硬实力对这些国家的渗透无处不在，在德国、韩国还有大量的美国驻军。欧洲许多人都知道，北约东扩极有可能导致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但还是不得不和美国一起推动北约东扩，结果一场俄乌冲突袭来，法、德等欧洲国家建立统一欧洲家园的梦想破灭，然后法、德这些国家的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等等均遭受重创。
关于选贤任能，中国古训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认同“治国必须靠人才”。而今天的西方模式明显缺乏“选贤任能”的制度安排。多党选举制度早已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也就是民主等同于竞选，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表演艺术等等，当选的政客往往不具备执政所需要的战略判断能力与执行力。
关于从长计议，中国人一直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讲“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中国模式的比较优势体现在一个接一个中长期的规划，包括五年计划的执行和制定。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的最大差别就是目光远大和短视政治的差别。西方政客大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和部分选民的短期利益，而忽视整个国家民众的整体利益和整个世界的整体利益，而且西方竞选制度使然，政策很难保持连续性。法国过去一年换四个总理，朔尔茨放弃了前任默克尔的多数的政策，尹锡悦更是和前任的政策全面地对着干，这些国家哪有从长计议的战略思维以及落实机制。
关于民生为大，“悠悠万事，民生为大”是中国执政理念的优良传统。中国能够在短短的数十年内全方位地崛起，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就是要大力改善民生。这种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使我们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消除极端贫困的最大奇迹，使我们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并走到了世界新工业革命的最前沿。
最近，美国洛杉矶发生了大火，发生在美国发达板块中的发达板块，烧毁的很大一部分是富人区，但美国的灾难应急水平和大规模撤离能力之拉胯，还有政客之间互相对骂等等，令中国人难以想象。大家不妨比较一下几乎同时段发生的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的6.8级地震，那是中国高原边陲的欠发达地区，但我们救灾动员速度之快，效率之高，震撼世界：十分钟军用飞机就载着子弟兵和救灾物资飞向灾区，半天之后县城就恢复了供电，24小时后国道全部抢通，随后热饭热菜就开始供应了，一天内救灾物资基本全部到位。
张教授把中国民主模式称为“民本主义的民主模式”，简称“中国民本模式”，那么把“西方民主模式”进行比较，“中国民本模式”揭示了一条深刻的执政规律，那就是不管你采用什么政治制度，多党制、一党制还是无党制，最终都必须落实到老百姓生活的改善，包括物质层面的和非物质层面的改善，用今天的中国政治话语描述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相互协调”，并最终转化成百姓的“获得感”。
所以，如果说今天世界上有一个“西方民主模式”和“中国民本模式”竞争的话，那么结论是“中国民本模式”已经胜出。当然，我们肯定可以做得更好。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说过的一段掷地有声的话，他是这样说的：“新时代以来‘东升西降’、‘中治西乱’的鲜明对比，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选择”。张教授也坚信，历史在“中国民本模式”这一边。
编辑: 刘清扬
责编: 傅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