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正史考略》绪言

《正史考略》绪言

范文澜

《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江氏永《周礼疑义举要》云：“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吏字事字皆有中字。天有司中星，后世有治中之官，皆取此义。”江氏以中为簿书，足正许君之误。吴氏大澂谓

史官之起，或曰仓颉，敻古茫昧，莫得而详焉。夏殷史官则有太史终古，内史向挚，皆丁季末虐乱之世，抱其图法，归身有道，彼岂轻背宗国哉，王官世守，守之以死，高文典策，诚不忍坐视沦亡而无所托也。洎夫姬周，载籍颇存，读《周礼》而知史职之备，翻经传而知史官之众。六经皆史，固无论矣；战国百家腾跃，各引一端。驰说诸侯，如蛙黾之噪潦岁，洵足以眩耳目而迷源流。然迹其权舆，上者缫史官之遗绪，下亦概乎其尝有闻，是故经若子，皆史也。即以今时史法绳之，至少亦供吾人以若干珍美之史料；若夫孔子所删定，左氏所撰述，苟非后世窜乱，则全部殆属信史。

孔子集三代学术之大成，其最后著作，厥惟《春秋》，故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盖孔子身不在史官，而秉周公遗法，谋笔削贬损之政，非其愿也；是时周室既微，载籍残阙，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见于后世，舍此末由，又非得已也。孔子《春秋》之作，志在褒讳贬损，本非修史，而古之史法实存其中。王安石讥为断烂朝报，梁任公诧为流水帐簿，此盖以后世史法观之者。窃意离《左传》而读《春秋》，诚恐闭门深思，十年不解；据《左传》而寻《春秋》，则领之在衣，纲之在网，有繁简相系之妙。《说文》：“册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卜辞册有

《春秋》一书，视以为经，自当探研书法，穷究凡例，以逆圣人笔削之志；视以为史，则仅世界最古最简编年史而已。其确示后世以较详史事者，实赖《左氏传》。《左传》体制，本国史之旧法，“观其释经，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史通·六家》篇。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此《汉书·艺文志》说，《礼记·玉藻》作“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与此不同。若《左传》者，虽以记事为本，而记言亦至繁夥，典谟诰誓，后世无作，则《尚书》《春秋》二家，固已让《左传》家独步于史学界矣。又左氏纪一人书一事散见先后传中，始末周备，稍为条辑，即成列传，太史公作《史记》，春秋时事取《左传》者泰半，谓《史记》之一部，蜕化于《左传》，或无不可。

太史公首创纪传体，为史界不祧之太祖，旧史官纪事实而无目的，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惟迁为兼之。迁书取材于《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其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其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琐语，则《左传》《国语》之遗规也；诸体虽非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此足征迁组织力之强而文章技术之工也。此节取梁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语，惟补入左传二字凡两处。

自迁书一变而有班固之断代史，刘知幾极尊此体，以为“《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六家》篇。郑樵著《通志》痛诋班氏，比之于猪，谓班彪有其业而班固不能读父之书，固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传其业，又不能教其子，为人如此，安在乎言为天下法？范晔、陈寿之徒继踵，率皆轻薄无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笔削而为信史也？《通志总序》。郑氏欲自其书，抑班扬马，即以扬己，盖别有肺肠，难与正言，则惟有效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请待余日更谒子论”耳。章实斋曰“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文史通义·书教》篇。此言也可谓明且清者矣。

继班书而作者，陈陈相因，了无新制，固为史学一厄，其尤剧者则官修是也，溯自马迁以来，正史之成，或出一人之手，或成一家之学，陈寿，范晔，沈约，萧子显，魏收，暨欧阳修《五代史记》，出于一手者也。司马谈子迁，班彪子固女昭，姚察子思廉，李德林子百药，李大师子延寿，成于一家之学者也。自隋文帝禁私撰国史，《隋书·文帝纪》开皇十三年五月癸亥诏云：“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全禁绝。”唐太宗诏廷臣一十七人以何法盛、臧荣绪一十八家《晋书》再加撰次，称制旨临之，既成题曰御撰，自是国史遂成官书。刘知幾伤之曰：“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汗青无日。”又曰：“史官记注，取禀监修，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史通·忤时》篇。范淳夫曰：“人君观史，宰相监修，欲其直笔，不亦难乎！”《唐鉴》六、《唐会要》六十三：史馆，武德初因隋旧制，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朱彝尊《上史馆总裁书》曰：“体例犹未见颁，而同馆诸君，纷纷呈列传稿于掌记，馆中供事遂相迫促。”又曰：“朝呈一稿焉夕当更，此呈一稿焉彼或异，若筑室于道，聚讼于庭，糠杂揉，嵌罅分裂，记述失序，编次不伦，虽欲速而汗青反无日也。”夫修史而视为奉行故事，卤莽灭裂。属草稿如寇盗之至，于是所谓正史者，托克托辈引弓持矢之人，竟司南董之职而修《宋》《辽》《金》三史矣！宋濂、王祎诸人前后十三月而《元史》二百十卷告成矣!纰缪芜杂，爬梳不易，宜乎先识之士为之太息，而史学为之无光也。

《四库》区分群史，首曰正史，即揉合私修官修之二十四史而成者，次曰编年，曰纪事本末，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纪，曰史钞，曰载记，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曰史评，凡一十五类而正史为之大本。兹编所述以正史为境域，过此以往，则非日力所及，不复赘述。考四史之名见于《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清乾隆时增《旧唐书》《旧五代史》《明史》为二十有四。浩兮汗兮，非旦暮所得遍读也。文澜褊陋，未尝学史，然窃观前儒著述，或考源委，或正得失，美言可信，示我周行；窃欲九杂旧闻，缀为一编，他日翻阅正史，此或为其一助云。至于耳目所囿，遗落滋多，琐碎考证，例不具举。大雅君子，傥不我遐弃，幸复有以教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