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专家：西方说自己“光明”，说中国“黑暗”，这是种病态心理

导读

自近现代以来，西方自认为已经完全世俗化，但基督教及其背后的摩尼教、决定论和末世论等文化因素仍深刻影响着西方的地缘政治行为。在发现人类无法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后，后现代悲观主义取代了现代乐观主义，西方必须为自己的存在找到一个积极的理由。因此他们将自己定位为“光明的力量”，通过妖魔化他人来赋予自己使命感。目前中国就是被妖魔化的对象之一。中欧两大文明间应建立良性互动，摆脱这种病态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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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康斯坦丁诺斯·格里瓦斯
(Konstantinos Grivas)

希腊军事学院战争理论与分析部主任

特朗普重返白宫，标志着美国走上了一条新的地缘政治道路。虽然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特朗普的连任很可能会加强美国滑向非理性的高战略。这种战略的基础，是西方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所衍生出来的地缘政治行为，这个基础虽然表面看不明显，但却真实存在，因为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美国社会中最虔诚的基督教信徒。

说到中美竞争，也就是即臭名昭著的“修昔底德陷阱”论时，人们经常提到权力平衡的变化以及其他一系列地缘政治因素，认为是这些因素加剧了西方与中国之间的竞争，将我们引向危险的未来。然而事实上，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导致了西方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因素很难识别，因为它们隐藏在西方地缘政治深层次的基础中。

影响各国地缘政治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源于其文化核心的基本世界观，然而这个因素经常被低估，西方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影响西方地缘政治行为的基本世界观源于基督教。自近现代以来，西方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世俗化，不再与基督教基础联系在一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源自基督教的基本世界观几乎原封不动地被包装进了西方现代文化，它被罩在了一个表面世俗的外壳内，但核心几乎没有变化。

因此，西方的地缘政治行为充斥着强烈的摩尼教、决定论和末世论等因素，只是有时表现得不明显。这些力量非理性地影响着西方的行为，让他们总是在寻找地缘政治对手，并将其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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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 (John Gray) 在《稻草狗：对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思考》 (Straw Dogs: Thoughts on human and Other Animals) 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基督教在西方的衰落和人文主义的兴起，导致了人们集体意识中对上帝的信仰被对人类自身能力的信仰所取代。换句话说，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人神世界观是被创造出来的。

这样一来，科学取代上帝，变成了新的“全知全能”的代名词，也成为了人们新的信仰。人们用科学来理解世界，进而统治和控制世界。

因此，现代西方的一个特征就是人的自我神化。然而，西方人的乐观和自我崇拜并没有持续太久。在历史的进程中，他们逐渐认识到，作为一种“非正式宗教”，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即对自己命运的掌握，是一种幻觉。两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的核时代的恐怖，对西方人能够控制自己命运的信念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此外，人已不再是衡量万物的尺度。人们不再相信世界是为他们而创造的，而是开始将自己视为入侵者和某种“自然秩序”的破坏者。

换句话说，进入“后现代”的西方人不再相信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不再期待光明的未来，也不再认为前方的道路是不断进步的。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崇拜自己——不仅不崇拜，而且甚至连喜欢都谈不上，而是又怕又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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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憎恨自己是非常痛苦的，因此西方人必须为自己的存在找到一个积极地身份，这个身份就是“黑暗力量的对立面”。

这一现实构成了新兴国际体系的基础之一，推动了新的两极格局的发展，不仅因为这源于物质层面的地缘政治原因，还因为它代表了西方的一种心理需求，即如何来定义自己、接受自己。也就是说，西方正试图将自己定位为一种光明的力量，然后通过创造一个或多个黑暗的“他者”并将其妖魔化，来获得一种新的身份和使命。如今，这样的“他者”之一就是中国。

总之，我们似乎正处于一个漫长历史时期的末期。基督教和古希腊传统为欧洲人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和自我认知，使他们能够主导世界。然后，西方人试图自我神化，结果却走进了死胡同。因此，近现代的乐观主义被后现代的悲观主义所取代，人类的自我崇拜变成了自我憎恨。然而，这种仇恨不能永远转向内部，必须向外发泄，所以它要不停地寻找目标。预计这将是今后几十年国际事务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在这一点上，希腊的作用可能很重要。更具体地说，希腊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文明的创造者。因此，希腊作为西方文化核心的活载体，可以扮演推动西方与中华文明合作和创造性对话的媒介，通过突出和促进这两个古老文化的合作，形成一个新的地缘文化框架，使欧洲和中国构建起一种良性的互利关系，摆脱由隐藏的文化因素引起的病态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