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盐池县民间诗人王有编唱民歌《红军打屈县长》：“城上打倒了孙营长，城下吓死个郭阴阳，刀砍枪杀秦会长，冤枉死的颜生光。”这歌一编出就开始在盐池传唱，而歌中所唱的内容就是1936年6月下旬，红军西征解放定边、盐池后，在盐池县城里发生的几件事，其中“刀砍枪杀秦会长，冤枉死的颜生光”唱的是盐池解放后的破获的第一起特务案。
1936年6月21日盐池解放后，为了防止国民党马鸿逵的反扑和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将县城的三座城门全部管制，只允许西方野战军政治部的民运部、宣传科的人员出城开展征集粮草和赤化宣传。地方科在高农斧的带领下开展地方政权的组建工作，成立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设立了肃反委员会，开展户籍清查、巡逻等维护社会治安、肃特工作。
高农斧（1894——1944）
却说，6月21日凌晨，当红78师攻城时，国民党盐池县县长屈伸在黑马营副营长李国栋的护卫下越过县城的西城墙，在夜色的掩护下逃出城，跌跌撞撞地向宁夏城跑去。临跑前一天，屈伸安顿到县政府打探消息的国民党盐池县教育局长颜生光和商会会长秦润堂两人，将来有什么情况及时向他报告。
陕西合阳人颜生光（字晦如）1910年跟叔父颜诚斋、堂弟颜生明一起来到盐池的。颜诚斋到了盐池在“兴盛泰”商号西侧购买了一座四合院，开了一家“树德和”商号，经营油坊、磨坊、碾坊、醋坊和皮毛杂货，在后院还有一个骆驼场，卖了两链子骆驼跑包头。1929年赚了钱的颜诚斋又在骆驼场院里建了一座有20间房屋的宅院，大门向北，把宅院和商号隔开，一家人生活在这独门独院里。颜诚斋去世后，堂弟颜生明接任树德和的生意，成了树德和的大掌柜。
树德和的掌柜的颜生明
颜生光从小就受叔父的庇护在学校读书，成为盐池县第一批上新学的人。1924年他从甘肃省第一中学毕业后，在盐池县城国民高等小学校的教师、校长，后担任盐池县教育局局长。成年后娶本城聂姓女儿为妻，在树德和商号旁有自己的小院，日子也过得和和美美。
靠着颜生光家是盐池县商会会长秦润堂的家，秦润堂也是合阳人，少年从家乡出来到定边县在一个老乡开的商号里揽工，辛亥革命后，来到盐池独自开了一家商号，最初起名为积善堂，1932年改名万兴和，也经营皮毛杂货、磨坊，后院也建有一个骆驼场，还代收甘草。
颜生光和秦润堂两人不仅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合阳老乡，和县长屈伸（陕西洛川人）也是陕西老乡。屈伸当上盐池县县长后三个人相互走得比较近，有事没事常在一起。
屈伸跑后一两天，秦润堂和颜生光按照屈伸所说的话，把县城里的情况写了封信，让秦润堂家的一个姓姬的伙计去宁夏城（今银川）送信。出城时，守城的红78师战士和盐池县赤卫队员在例行检查时，从姬姓伙计的帽子里搜出了信件。姬姓伙计供出了秦润堂，因秦润堂不会写字，秦润堂在瞒不住时又供出了颜生光，两个人双双被关进大牢。
1936年7月1日（农历五月十三），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在县城财神庙公审秦润堂、颜生光和姬姓伙计时，因颜生光是一个从小勤奋好学，研读不辍，毕业后多年教书育人，不问其他的好好先生。开会时，颜生光的学生、聂姓亲戚都给颜生光求情，觉得颜生光冤枉。但在诸多证据证实秦润堂、颜生光相互勾结通敌，危害新生的革命政权，最终被判死刑。
秦润堂
红78师攻打盐池县城时，马鸿逵不甘心他经营多年的地盘丢失了，把军队开过黄河压在盐池边境上，等待时机。
盐池县城解放前，屈伸每天多次发报向马鸿逵汇报盐池的情况。县城攻破后，屈伸逃跑，盐池的情况马鸿逵听不到了，马鸿逵的特务组织就打发一个特务来盐池探听情况，马鸿逵还向屈伸写了一封信。这名特务走到途中碰到了西逃的屈伸，屈伸见信后，在信封写上颜生光的名字，让特务进城后去找颜生光。这名特务在城外买了一筐水萝卜，装扮成卖菜的菜农混进了城。这名特务不知道颜生光已被判处死刑，一边叫卖水萝卜，一边找颜生光的家。没想到又碰到了新上任的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主席王锡林。
王锡林自1929年来到盐池和父亲、哥哥（张树扬）一起开店，对盐池县城及周边村子的人全部认识，他一眼就看出特务不是本地人，带人就去搜查、询问时，特务又露出了河西口音。经过搜查从特务的小腿上搜出一支手枪和马鸿逵写给屈伸的信。王锡林就把特务送到当时实际上负责盐池县城治安的五州政治部，在事实和证据面前，这名特务也被判处死刑。
这是案件性质基本相同的两起案件，由于发案时间近，案件中涉及的主要人基本相同，通常被人们把两起案件放在了一起，称作红军西征盐池解放后的第一案。
两起案件的破案经过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如果赤卫队和王锡林缺少高度的责任心和政治敏锐性，稍有疏忽就会放走特务，就会给新生的革命政权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当然，民歌里唱的国民党黑马营营长孙兆祥是红军攻打盐池县城时打死在城墙上的三星殿旁，但阴阳郭福并不是吓死的，而恰巧在盐池县城解放那天因病去世，也被王有演绎成故事编进了民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