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期“准考证”背后的故事
彭 雄
准考证是主考部门发给考生的考试凭证,考生可持此证参加规定的考试。笔者藏有清末、民国和当代各时期颁发的多种《准考证》,特别是自己参加公务员考试的那张《准考证》,几十年后,当笔者再次翻出这份当年改变个人命运的重要证件,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或许,每一张《准考证》背后,都有一个让人欣喜或者哭泣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的准考证
第一张《准考证》为笔者1984年初参加“成都市工商、物价局一九八四年招干”的《准考证》。从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考试的地点是:“成都市二十四中”(原校址已并入成都市实验小学);考试时间是“1984年5月27日-6月3日”;考试科目有三门:“语文、政治、数学”。
这张准考证可以说是改变了笔者一生的命运。当年的“招干考试”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考试”,考上后就有所谓“干部”职称,进入以后的公务员序列。那年考试笔者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此后就是从基层办事员到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直到最后晋升到四级调研员退休了。
第二张《准考证》是笔者参加1983年大学、中专文科预选的《准考证》,考试地点在成都市第三中学(现在红星路口),考试时间为“1983年5月28日-30日”,共考三天,考试科目有:“语文、地理、数学、政治、历史、英语”。显然,那年这场考试笔者极不走运,名落孙山。
民国时期的准考证
第三、四张为民国时期成都私立上智中学招生的《准考证》存根,私立上智中学系教会所办的学校。左边的男生叫傅寿元,右边的女生叫李德筠。时值抗战期间,许多学生从外地逃难来到大后方的成都,他们要进入成都本地学校相应的班级学习,当时入学前需要进行考试,可以看出这两张《准考证》的主人都是“初中插班第二期”的学生。
清光绪年间的准考证
在介绍这部分的准考证前,先来说说清代科举中的“童试”。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的制度,曾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它渊源于汉代,创始于隋朝,废除于清末,历时1300余年,其间产生了700多名状元,十余万名进士,数百万举人。
在清代学校,无论府、州、县学的学生都称为“生员”,未取得生员资格的知识分子,无论年龄大小都称为“童生”。“童生”必须经过“府试”“院试”等系列考试,总称为“童子试”或“童试”。“院试”是“童试”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被录取的一般通称“秀才”。考试这天,照例是黎明前点名入场,发试卷,考生按卷钤印的座位号入座,随后将大门封锁。考试过程有兵丁严密监视,如有移席、换卷、丢纸、说话、吟哦等情况一经发现,即行查究。
重点介绍第五张:罕见的清光绪年间“准考证”——成都府华阳县院试第二场的《院试卷结票》,它是清代光绪年间“成都府华阳县下一甲(旧时若干户编作一甲)”的考生李陛荣参加秀才考试时所用。李陛荣在赴考前需要亲自去领取《院试卷结票》,在赴考时,需“于点名时执票领卷”,“如无票卷者不准入场”参加考试。
图为笔者所藏清光绪年间的准考证——《院试卷结票》
此件宽15cm、长23cm,竹纸印刷,印有文字∶“成都府华阳县正堂禄为科考事案奉府宪举行考;考该诚外下一甲文童亲身赴房,投纳卷结,收执以备查考;此票给该童知悉,于点名时执票领卷,该文童李陛荣各有凭据,如无卷票者不准入场,各宜遵照,毋得自误,须至票者:曾祖廷先、祖玉兴、父替文、业师张德芳、里邻屈云飞、互结高绍聪、认保张孝友、派保彭宝杰;光绪年月日。”此票左侧有一行小字“此票本童至廪保处过押,该童仍收存,临点领卷备查无此票者,不得领卷,毋得自误。”另有朱印“贰场”字样,以及成都华阳县朱红大印一枚。
可见上面的内容比现在的准考证要复杂得多,需要写上考生家住址、祖孙四代、邻里保人、互结业师等等。不知这位叫李陛荣的考生当年考上秀才否?
第六张为盖有红色“补考”二字的清代光绪年间的“补考证”,来自四川“西昌县”,同样盖有大红方形印章,但尚未填写内容,表明还没有发给考生使用。这张“补考证”的内容更加“丰富”:不仅需要填写长辈、老师、邻居和保人外,还要求填写补考者的身材、脸型、脸上什么地方有痣等特征,“以防假冒”。还有,如果考生平日留有胡子,到考试时便千万别刮掉,因为“补考证”上还有考生有无胡须以及胡须长短的描述。
根据这张“补考证”,一个画师可轻易画出考生的肖像画,在照相技术没有被广泛采用的时候,这是防止考生冒名顶替代考的最佳办法。按照当时的考试制度,要是有人冒名顶替参加考试,一经查出,不仅考者和代考者、保人等等脱不了干系,甚至连家人、邻居都要受到株连。这两张保存完整的清代“准考证”和“补考证”,为研究清代科举制度提供了实物史料。
来源:锦点
文/图:彭 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