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根据吴献东博士《美国“新军工”碾压“五大军工”的背后推手》一文删减而来，原文刊载于《中国航空报》和航空强国APP。
本文作者系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履职于中国船舶、中国石化、招商局集团，曾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美国军工的“白宫—华尔街—硅谷”举国体制
美国国防部是战争部、新科技部，也是新经济部。在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小政府”中，美国国防部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大机构，比任何国家的国防部管的都“宽”，发挥的作用更大。
美国国防部在不同时期组建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国防创新单元（DIU）、战略资本办公室（OSC），虽然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需要，但也大大促进了美国科技与经济的快速发展。
01美国政府的举国体制
与DARPA主要关注预先研究不同，DIU的任务则是为美国军方充当可为防务安全服务的民用技术的发现者、牵线人和投资者，搭建将民用技术快速引入军方的桥梁。
DIU成立以来，美国政府不断放宽“其他交易授权”（OTA）有关规定，允许美国国防部授予更大金额的OTA协议。在这方面，2017年成立的安杜里尔公司是最大受益者之一。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为了用有限的预算为乌克兰提供尽可能多的武器，美国政府已向安杜里尔公司等非传统军工企业订购了多种低成本武器。
虽然DIU成立以来办成了不少事，但美国国会和一些非政府组织认为美国国防部做的还是不够。斯坦福大学国家安全创新中心联合创始人史蒂夫·布兰克渲染式声称，北京向科技行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中国的组织结构像硅谷，五角大楼的组织结构更像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这不是一场公平的战斗”。
迫不得已，美国国防部继续设立新机构。2022年12月1日，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宣布设立“战略资本办公室”（Officeof Strategic Capital，以下简称OSC）。
美国国防部发布的OSC成立备忘录进一步明确了OSC与DARPA、DIU在项目选择和投资方式方面的不同之处：
DARPA更多关注颠覆性创新技术，主要支持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项目，遴选具有颠覆性创新技术的私人企业，投资方式相当于天使基金；DIU更多关注能够提供创新产品和服务方案的初创企业，投资方式相当于风险投资；OSC负责为这些项目找到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或“亲自”出手。
2023年3月，美国国防部战略资本办公室（OSC）和小企业管理局（SBA）所属投资与创新办公室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以2022年12月发布的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关键技术为基础开展合作，增加对半导体、先进材料和生物技术等关键技术领域的早期投资。OSC主任表示：“与SBA合作，能够为早期科技公司和资本密集型小企业提供投资机会，以满足当下最紧迫的防务安全供应链需求”。
02美国军工资本的举国体制
在防务与安全领域投资方面，美国社会呈现出了资本的“举国体制”。从华尔街到硅谷，从中情局到国防部及各军兵种，各类基金和投资公司不断组建，它们帮助以硅谷初创企业为代表的美国科技型小企业耐心成长，不但支持马斯克打造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这样的新型军工企业，还培育了一大批与防务与安全有关的硅谷初创企业，其中不少已在乌克兰战场得到考验。
早在2005年6月，中情局所属IQT风险投资基金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尔曼·路易（GilmanLouie）接受采访时说：“直到IQT出现，美国才有了完完全全的政府风险投资，IQT现在已经不是唯一的政府风险投资机构了，因为所有的人都在跟着我们学”。
2015年，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与杜立特协会联合创建了“特种作战工场”（SOFWERX），推动民用技术在特种作战场景的应用。2017年，美国空军与杜立特协会创建“空军工场”（AFWERX），为了配合这些创新组织开展工作，美国空军、陆军等军种都成立了自己直属的风险投资基金，开展各种形式的创业挑战赛发现新项目，推动创新技术在军方的快速应用。
探索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在军事方面能力的“敏捷至上”计划就是由AFWERX来推动的。
2015年，在共和党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支持下，在摩根大通银行赞助下，非营利组织硅谷防务集团（SVDG）成立。2015年4月，美国国防部部长阿什顿·卡特到访硅谷，宣布在硅谷设立创新实验组（DIUx），2018年更名为国防创新单元（DIU）并升格为常设机构。DIU的组建，加速了美国军方对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等新型企业的支持。
美国传统军工巨头感受到了来自硅谷新军的压力，它们经常因预算失控、进度缓慢、技术指标降低而备受国会和舆论批评，马斯克曾多次批评NASA偏袒洛马、波音等传统军工企业。为跟上技术进步，洛马、波音、雷神技术公司等军工巨头也都陆续成立了投资创新项目的风险基金或公司。美国中小型国防承包商也加入到了创投生态圈。
2022年6月，在美国政府支持下，美国首个非营利性战略投资组织“美国前沿基金”（America’sFrontierFund,缩写为AFF）成立。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曾在美军、情报机构和执法单位任职的人士，开始进入国防科技创业投资生态圈，加入到有“幽灵金融”（SpookyFinance）之称的投资机构。
进入21世纪，迫于大国战略竞争需要，美国开始打破政府不干涉市场之惯例，鼓励全社会资本向国家安全与防务领域投资，尤其在AI技术领域，表现出了美国特色的资本“举国体制”。从美国政府2024财年预算看，军方对人工智能的投资大幅增加，国防部、能源部、国土安全部等多个机构，累计向AI领域计划投入超过2511亿美元。如果将政府外部筹资、资本市场的投入计算在内，美国在AI领域的投资将成倍数增加。
03美国军工人才的举国体制
二战期间，为了战胜纳粹德国，罗伯特·奥本海默等美国科学家怀着矛盾的心情研制出了原子弹。2024年，硅谷的一些科技精英开始为AI技术应用的伦理道德而争论，其中出现了一些“鹰派”人物。
1937年2月，纳粹德国开始执行“铀计划”。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为代表的一些美国科学家提议美国要先于德国制造出原子弹。
美国陆军部于1942年6月启动了利用核裂变反应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总统“信任的人”、时任总统科学顾问的范内瓦·布什博以战时美国科学研究局（OSRD）负责人身份作为“曼哈顿计划”的执行负责人，奥本海默作为技术负责人被任命为洛斯阿拉莫斯核武器试验室主任。
奥本海默曾担心裂变链式连锁反应会引爆地球，摧毁整个世界，为此还专门找爱因斯坦讨论，爱因斯坦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那又怎样？”
鉴于原子弹的毁灭性威力，人们将新技术可能对人类造成毁灭性伤害的不确定性称为“奥本海默时刻”。
1945年夏天，布什博士基于对二战中科技快速发展和在现实中如何应用的思考，完成了给白宫的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工作报告，同时还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诚如所思”的文章。布什博士在“诚如所思”中想象了一个未来设备；“人们可以在其中存储所有的书籍、记录和通信信息，并且以极高的速度和灵活性与这种机械设备进行互动咨询。这种设备是对人本身记忆的直接扩大和补充”。
进入21世纪，“诚如所思”中畅想的能为普通人生活服务的各种设备基本都已实现。然而，与这些设备相关的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比原子弹更危险的武器已经萌芽，这就是人工智能（AI）武器，或称“自主武器”。AI武器的“奥本海默时刻”已来临。美联社评论，随着AI驱动的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AWS）投入实战，继火药和核武器之后的“第三次军事革命”将可能发生。
2018年10月，美国甲骨文公司创始人拉里·埃里森在电视访谈中说：“如果就这么让中国经济超越我们，让中国培养出比我们更多的工程师，让中国科技公司击败我们的科技公司，那我们就离军事科技落后的那天不远了。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中，我站美国队”。2021年，埃里克·施密特领导的智库“中国战略组”写了一份《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的报告，推动美国与中国开展“科技冷战”，建议美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击败中国”。
谷歌前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任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AI）主席。
在美国政界、军界、科技界等“施密特式人物”推动下，2022年8月9日，拜登总统正式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该法案是几十年来美国政府对产业政策的最重大干预。法案决定对美国本土芯片产业提供巨额补贴，要求任何接受补贴的公司必须在美国本土制造芯片。
2024年8月，施密特在斯坦福大学就人工智能发表演讲并与大学生互动。他为自己作为一个自由派而为什么关心军事做了解释，他认为，（传统）军队的理论是坦克、大炮和迫击炮，“而我们可以（用新技术）消除这些武器，使一个国家入侵另一个国家的代价变得不可承受。AI机器人武器应该能消除陆地战斗，因此需要让AI技术在机器人战争中发挥强大作用，并且成本要非常低”。施密特承认，他现在是计算机科学家、商人和持牌武器商。
2024年8月16日美国路透社报道，波音公司与洛马公司已在商讨出售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ULA）方案。这表明，美国传统的两大航空航天巨头波音和洛马公司已经无力与太空探索新力量竞争了，“宇宙神”该退位了。
2024年11月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曾乘坐马斯克飞船出舱行走的美国富豪、狂热飞行爱好者贾里德·艾萨克曼被任命为特朗普政府NASA局长，美国传统“五大军工”的好日子即将结束，美国新的军工复合体即将登场，他们将是来自硅谷和华尔街的美国“新军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