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人民网
《深圳文史2024》新书发布会现场。深圳市政协供图
城市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古往今来，这可以说是个谜一样的存在，而人类用了数千年的实践，才对城市的本质和演变过程及其潜在特性获得一个“局部的认识”。在当下，我们只能从今天城市的普遍的固有形态并结合相关文献和考古发现来“揣测”早期城市的形成肌理。而年轻的深圳，无疑为我们提供一个鲜活的当代城市标本。
城市建筑与“地景改造”
对城市的生成及其肌理的观察，可切入的角度不少，这本《深圳文史2024》切入的主题是“建筑和场馆，通过建筑和场馆讲述城市历史变迁过程”，这无疑是很高明的选择。因为假如说人们在“城市是如何出现的”的问题上存在很大争议，那么在城市的大型“聚居”形态这点上却是有着高度共识的。芒福德指出，随着最后一次冰川期的消退，人类开始驯化一些禾本科植物、瓜豆类种子植物和牛羊驴马等动物，但这场农业革命导致了后来村庄定居生活方式的出现。与之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城市的形成，也即柴尔德所说的“城市革命”，其标志之一就是中大型居住区、大规模公共建筑等。不过与柴尔德强调经济交换活动对于城市形成的作用不同，张光直认为，中国城市最初的形成来自政治而非经济上的需要，其主要表现在于夯土城墙、宫殿类型的大型建筑、祭祀遗址和相关遗存、手工业作坊以及具备定向规划的聚落布局。
城市以建筑为外壳或外观，又因这可视的景观基于大地之上，则是为“地景”。斯科特曾将人类以火烧方式开辟荒地种植农作物的行为称为“地景改造”，则人们在土地上修建建筑，同样可称为“地景改造”，城市就是“地景改造”的产物。在这方面，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夜城”，它的崛起，首先是建筑的崛起（尽管“深圳首先生长观念，然后再生长高楼大厦”在坊间也流传甚广），而《深圳文史2024》正是通过建筑和场馆这一“地景改造”来讲述城市的历史变迁的。
深圳是有历史的。比如南头古城，在历史上一直是珠江口东岸重要的政治、军事之“城”。比如深圳墟，也即深圳作为“市”迄今也有300多年的历史，如《东门老街》所写，“深圳墟经营的行业众多、货物丰富，是一个交易量大、辐射力强的集市，镇内有骑楼、庙宇、祠堂、书院、炮楼、古钟、石板路和百年老树，聚集着广府、客家和潮汕三大民系族群”。20世纪80、90年代，东门老街实行大规模重建改造后，道路拓宽，街道规整，楼宇像雨后春笋般生长，市容市貌日新月异，成为万商云集的商业旺区。由此可见，深圳的崛起在视觉上首先体现于“地景改造”，而这种改造所带来的建筑变迁，假如东门老街因其历史保护的约束而有所收敛，那么在该书所写的国贸大厦、上海宾馆、电子大厦、地王大厦、平安金融中心等城市地标，就更可见“一座城市奋斗的历程，一座城市的艰辛与欢欣、光荣与梦想”。
城村关系与文化地理
城市的出现，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诞生，如科特金所写：“城市的演进展现了人类从草莽未辟的蒙昧状态到繁衍扩展到全世界的历程……城市也代表着人类不再依赖自然界的恩赐，而是另起炉灶，试图构建一个新的、可操控的秩序。”作为人类另起炉灶的伟大创造和“地景改造”的产物，城市的形成及其社会秩序的演变，从根本上说源于人口的集中和社会的分工协作。就深圳而言，其中就有城与村的分工协作。
就聚居的功能意义而言，城市的普遍兴起主要在于贸易的驱动，这也就是科特金所说的“商业的激励作用”。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其迅速崛起也正是源于“商业的激励作用”。其结果是一方面城市经济、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建成区的急剧扩大，也即“城”越来越大，但另一方面在此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东亚“压缩现代性”的特性在深圳也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其现象之一，是“村中城与城中村”的并存，它们相互包围（据统计深圳有1800个左右的城中村散落各处），也相互成就。如在王富海看来，在深圳的城市发展各阶段，城中村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服务支撑，让深圳能够容纳从低到高的各种产业和不同收入的各类人群：城中村用地占1/6，住房面积占1/2，租赁住房占70%，居住人口占60%～70%，其自组织的特性赋予自身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塑造了“活的”空间基础，解决发展当中变化的需求，从而为不同个体提供多元化的选择机会，进而形成深圳整体的活力。
一般看来，村是传统的，城是现代的，但二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渗透、彼此影响。《深圳文史2024》的“传统村落”所选的大芬村、南岭村、蔡屋围、湖贝村、渔民村、皇岗村、水围村、下沙村等，说其是“传统村落”自然没错，因为它们自清初“迁海复界”以来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保留了传统村落的某些特性及文化习俗，比如下沙村的大盘菜等，但站在当下角度，村民的思想观念、行事方式又与现代市民几无差异。正如书中所写，这些“传统村落”都经历了一个开发集体土地、脱贫致富的共同过程。从建筑的角度，村民大多舍弃低矮的传统住宅形式，密集建造并住进新的楼房，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如同我们在渔民村中所看到的那样，就“地景改造”而言，用“沧海桑田”来形容这种变化，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但其内在肌理还有待人们深入研究。如马立安所指出的，深圳的农村城镇化是通过改变自然景观而重构⼈与⼈之间的关系，其农村城镇化的形态、形式是“移山填海、填河、填塘”，建设陆基制度，著名的1984年渔村图像展示了改⾰开放政策是如何将这种以水为基础的农业⽂化地理转变为以陆地为基础的城市⽂化地理的。
城市书写与记忆打捞
与一般的拉开与当下的距离的地方文史集刊有所不同，《深圳文史2024》既有历史的足够纵深（如对咸头岭遗址7000年历史的追溯），更有城市当下正在进行的生产和生活进程（如对新鲜出炉的深中通道的详尽介绍），而后者无疑提示了“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和“创造历史”的真实含义：在现代性的理论视野中，时间是直线向前的，它不会停留，城市中所发生、所创造的一切都在不断后退，进入历史。不过，当一切都进入历史，这一真实发生的历史却可区分为留痕或不留痕这两大部分，《深圳文史》所追求的，正是为历史留痕。
《深圳文史》的编撰，是一种城市书写行为，它指向的是城市的记忆打捞。记得有人说过，人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基于感情的生活，而感情源于何处？源于记忆。因为事实很明显，一个失忆的老人，对于他人，哪怕是曾经最亲近的人，也是没有感情可言的。人与人的关系如此，人与城市的关系亦然。而人对外在的事物、远去的历史的记忆靠什么维系呢？除了人的记忆神经机能，一靠口口相传，二靠书写等记录行为，它们使我们免于对过去（时间）的遗忘，免于因遗忘而失却对地方（空间）的温情。
在这方面，书中所选的任开碍文章《深圳文化中心工程建设亲历记》让人印象深刻。该文回顾项目立项的水到渠成，实施方案的取舍两难，工程建设的举步维艰，抒发十年磨一剑终成正果带来的自豪与骄傲。而它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倒不是这一过程本身，而在于其细节。比如关于音乐厅要不要设管风琴的问题，文章介绍说，传统西方音乐厅源于教堂，管风琴是标配，但管风琴的实际演出并不多，自身价格不菲，且空间要求高，会提高建筑本体造价。市领导从节俭的原则出发，起初也倾向于不设管风琴。但后来参加论证会的上海大剧院总经理乐胜利一句话说动了领导，他说：“音乐厅就像西装，管风琴就像领带，我们建设这么一个高雅的音乐厅，穿西装不打领带，不像话呀。”后来就确定还是设管风琴。如此兼具知识性和有趣性而不为我们所知的细节，着实让该书增色不少。
总之，《深圳文史2024》通过一篇篇生动翔实的文章，不仅为深圳这座城市的历史增添了丰富的注脚，更是在进行一场深刻的记忆打捞工作。它让我们意识到，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记忆与故事。这些记忆与故事，既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也构成城市的灵魂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