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历史、乌托邦这三个主题是詹姆逊文学理论的三个关键词。我今天谈第一个关键词——文本。我要谈的文本是詹姆逊的一篇文章——《卡夫卡的辩证法》，收在他的《论现代主义文学》一书中。为什么讲这篇文章呢？首先是这篇文章的题目吸引了我，其次他是从“叙述程序”的角度来谈论卡夫卡的叙述辩证法的。詹姆逊在文章里专门说明了“叙述程序”和“叙述方法”的不同。方法只有一种可能性，是接在逻辑关系下面的可能性，“叙述方法”是在读者可以预测到的叙述中产生。詹姆逊在这篇文章里面写道：“卡夫卡让一个既定情境面临一整套的可能性，而不是像其他大多数叙事中，只是满足于一种让可能性紧接另一种可能性——其复杂程度超过了任何其他作家。”这是他对卡夫卡的论述，认为卡夫卡用的“叙述程序”让逻辑上的可能性变成了无穷无尽的序列。
我今天要谈的就是他讲的这个“叙述程序”。詹姆逊在文中还提到了两本18世纪的英国小说，它们的情节都是可预测的，而在卡夫卡这里，情节是无法被预测到的。所以，他又专门提到了另一种小说，即其他作家用“叙述方法”写出来的小说，而不是用“叙述程序”写出来的小说，这类小说里面有一种“饱和原则”。“饱和原则”是詹姆逊在他的另外一篇关于托马斯·曼的文章《〈魔山〉中的形式建构》里提出来的。他在那篇文章里一开始就提到历险小说，认为历险小说遵循的是“饱和原则”。他认为“饱和原则”就是指要尽可能地把叙述中的时间和空间填满。怎么填满？就是让主人公在叙述中疲于奔命，不能让他休息，你要是让他一休息，读者就把这本书放下了。所以，历险小说遵循的就是“饱和原则”。
詹姆逊在《卡夫卡的辩证法》这篇文章里面再次提到“饱和原则”，让小说里的主人公历经艰险、披荆斩棘，最后赢得胜利，从而满足读者。詹姆逊在解释“饱和原则”的时候，是从叙述之内和叙述之外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这是詹姆逊的辩证法，他在分析叙述的时候用的都是辩证法的方式。他在提到“饱和原则”的时候说，“对读者而言，其乐趣并不在困难本身的重现，而在于对人类时间的乌托邦式的理解”。在这里，詹姆逊的另一个关键词——“乌托邦”出来了。这是一个怎样的“乌托邦”？“乏味无聊和日常习惯的死寂区域被奇迹般地赶出人类时间。”就是在那一刻，是你在读那些按照詹姆逊所说的“饱和原则”叙述的一些历险小说、惊悚小说或者侦探小说的时刻，前提是小说的主人公必须要疲于奔命。但是，反过来呢，读者是打着哈欠、伸展四肢在读小说的。詹姆逊在讨论一个文本的时候，总是既关注文本之内，又关注文本之外，他总会把读者阅读的反应、阅读产生的可能性和文本在叙述中产生的各种可能性都纳入分析的范围，所以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辩证法大师，这是我对他的理解。
詹姆逊在文中专门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用以阐明卡夫卡的辩证法，也就是其“叙述程序”的辩证法。在对比卡夫卡和普鲁斯特的写法的时候，他谈到了罗兰·巴特很喜欢的普鲁斯特作品中的一个段落。在这个段落中，一个开电梯的男孩对叙述者礼貌的问话保持了令人难解的沉默，普鲁斯特的原文如下：“但他没有回答我，不知是诧异于我的问话，或是专注于工作，还是顾虑到礼节，又或是听力不明、场合所限、担忧安全、反应迟钝，还是上头有禁令。”詹姆逊认为，“在普鲁斯特笔下，此处可能的动机反复被替代，使得单个行为或举动（非行为和非举动也）多次被转换”，“而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动机始终是保持不变（自我保护），然而其举动和行为的可能性在逻辑上呈现出多样化的倾向，一种行为总是试验性地对另一种行为构成替换关系”。在这里，他更深入地提到了卡夫卡的辩证法，即卡夫卡人物的动机不变，但是其行为却不断在变。在普鲁斯特写的电梯里的对话中，当一个人问开电梯的男孩问题的时候，男孩始终不回答，结果叙述者自己不断想象，等于是叙述者不断地用一个动机去替代另一个动机来揣测对方。但是，在卡夫卡的作品里边，动机不能变。因为我是小说家，我能够理解这一点，改变动机是很容易的，但是在动机不变的前提下展开的各种可能性叙述才是更有价值的。这就是詹姆逊对卡夫卡的辩证法的另一层理解。
他对卡夫卡的辩证法还有一层理解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逆转”，因为叙述的辩证法之中包含了逆转的可能性。卡夫卡的作品确实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在卡夫卡的小说中人物会突然出现向另一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而不是之前我们准备要去的方向的可能性。但是，这种“逆转”并非是随意的，是有其逻辑性和说服力的。这种“逆转”有迹可循，但又出乎意料，呈现出另一种可能性。
此外，詹姆逊还把柯勒律治的想象（imagination，指称文本的最初想法）和设想（fancy，指称创造各种后果的艰辛而耐心的劳作过程）的区分也放到了卡夫卡的“叙述程序”里边。因为，在他看来，在卡夫卡那里，“‘设想’现在只能在‘想象’允许的范围内从事卑微的工作”。卡夫卡小说的双重性，即想象和设想的对立，现在变成了自我与意识的对立。想象和设想是柯勒律治提出的一组概念，我们知道柯勒律治是抽鸦片的，他是个鸦片鬼。他的浪漫主义是怎么起源的呢？要是不抽鸦片，他可能就不是浪漫主义了。可以这样理解，当他抽鸦片的时候，就是在想象；当他没鸦片可抽了，那就是设想。这两者在卡夫卡的小说中都是存在的。这是詹姆逊对卡夫卡的辩证法的又一层理解。
詹姆逊在《卡夫卡的辩证法》一文中还写道：“阅读卡夫卡的作品，会使我们陷入一种几乎无穷无尽的选择之中。”他继续说，“我们可以这样设定，除了几个不同寻常的例外，卡夫卡的叙事很少讲述某种获得确定结局的故事，这几个例外包括了格里高尔之死和对约瑟夫·凯的处决。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认为，这些表面上看起来的例外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也不是例外，因为它们敷衍塞责式的结尾可以无限延拖和推后，只需给全书增加一些额外的页码，在其中塞入更多的选择即可，反正不可穷尽的选择正是卡夫卡作品的特点”。
他说得非常对。詹姆逊发现了《变形记》里格里高尔死后的叙述处理有些草率。格里高尔之死后面是什么？我们大家都看过《变形记》，对格里高尔变成一只大甲虫印象很深。卡夫卡的叙述是如此的细致，几乎每一种可能性都没有放过，他把每一个可能性都描述出来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可能性，他恰恰放弃了，那就是格里高尔变成的巨大甲虫死了以后，这具尸体怎么处理？卡夫卡轻描淡写地让佣人去对格里高尔如释重负的父亲母亲和妹妹说，“我把尸体处理掉了”。就这么一句话把叙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可能性打发走了，这不像是卡夫卡写作《变形记》时的叙述程序，他把所有可能性都细致入微地描写了，独独放过格里高尔的甲虫尸体如何处理的可能性。这就是詹姆逊所说的卡夫卡在《审判》和《变形记》的结尾都有敷衍了事的地方。卡夫卡的这个敷衍塞责行为，一下子让詹姆逊发现了。如果我们设想卡夫卡再耐心一点，身体再好一点，吃得再好一点，或者别人送他一瓶好酒，他心情一好，可能就会以一种不放过所有可能性的方式去写佣人和家人如何把巨大甲虫的尸体从家里运出去。他要是再这么写下去的话，《变形记》就会更为完整。但是，如果卡夫卡是那样写的话，詹姆逊可能会感到失望，因为他这个观点不成立了。他说“不可穷尽的选择正是卡夫卡作品的特点”。
詹姆逊认为卡夫卡的多数小说都有一个充满希望和乐观情绪的结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很多人都说卡夫卡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其实不是，卡夫卡生活上过得不错，写作上我行我素，生前默默无闻让他避开了批评家的指手画脚，虽然他在日记里说“写作是我唯一能够忍受的事情。不是因为我享受它，而是因为借此我能够抵挡住我的恐惧”。这句话可以理解成卡夫卡的写作是在逃避，生活对于他来说似乎就是挣扎，也可以理解他是在叙述疗法里写作，所以在他的文本里，不要因为看到一个对命运绝望的饥饿艺术家，就把它看成一个绝望的文本，因为任何消极的事物里都包含着积极的因素，反过来也一样。饥饿艺术家在表演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后，去了一个大的表演场，但只是一个观众会路过的地方，他一直躺在笼子里，好多路过的人都是去大的斗兽场那边看表演，只是从旁边路过，很多人涌过来的时候他都在期待，结果人们哗哗地走过去了，没有人关注他，他落寞了，他所住的笼子也被人遗忘了。后来是管理员注意到这个笼子，疑惑这么好的空笼子为什么搁在那儿不用，然后才发现里边有个人，躺在草堆里边，这个早被遗忘的人还在表演饥饿艺术。饥饿艺术家最后艰难地爬了起来，他的生命已经走到终结，他死之前对管理员说出了自己成为饥饿艺术家的原因，“因为我找不到合我胃口的食物”。管理员把他的尸体跟那些腐烂的稻草给清理走了，之后笼子里关进了一只生机勃勃的小黑豹。笼子意味着什么？是不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的铁笼”？饥饿艺术家的“铁笼”与黑豹的“铁笼”应该不一样，虽然两者都是一种资源，都是为了提升自己竞争力的某种商品，都使“主体”在被禁锢的同时也得到了庇护。然而，区别在于前者的笼子岁月已经结束，后者则刚刚开始。所以，当人们普遍认为《饥饿艺术家》是一个悲观的作品时，詹姆逊却认为这篇小说的结尾充满希望和乐观情绪，因为他认为“黑豹用纯粹的生命活力取代了饥饿艺术家的孱弱、内疚与失败”。所以，詹姆逊在对文本的分析中体现了他的辩证法，他的辩证法不仅仅是思想的辩证法，而是能够进入文本中，进入一部文学作品叙述的细微之中，同时又从文本中走出来，站到另外一个角度，阅读的角度，再去审视叙述中的文本。
詹姆逊在《卡夫卡的辩证法》一文的结尾处提到了约瑟芬，认为“她的消失无疑是集体性的独特而自戕的胜利。对立双方的辩证关系赋予这种集体性以独奏乐曲的效果，只不过这与乐曲与沉寂相差无几”。虽然詹姆逊去世了，他写下的不会是与沉寂相差无几的独奏乐曲，《论现代主义文学》这本书将会成为永恒的合唱，一代又一代人会唱下去。
（作者系中国当代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