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分享的文章，是某一种“县中的孩子”的故事。
一年多前，研究中国县域教育生态的林小英老师做客播客，指出当下教育的问题一方面是优质教育的过度竞争，另一方面是普惠教育的失败。“如果优质教育永远以忽略另外一部分人为必然，我觉得这种优质不是基础教育应该有的定义。”
辍学生小吴，是被忽略的那部分人吗？答案很复杂。 小吴 就读于县域下属的一个乡镇中学，在本文作者、乡镇中学的一线教师王显琦的眼中，他不像是一个会犯事的学生，但他却屡屡逃学，成为学校实施国家“控辍保学”工作的重点关注对象。
他在《辍学生小吴》里记录下他与小吴打交道的故事，认为这是乡镇教育的一个“缩影”。他对编辑解释说，以前的孩子想上学没钱，现在国家对贫困生的补助提高了，乡村教育问题又不再是钱的问题了。“想想每年都会有一批又一批这样的学生进入社会，成为弱势群体，心里有些难受，所以写了这篇文章。”文中的小吴最终再度跑出去打工，从此与作者失去了联系。
今天我们分享这篇文章 ，希望 在 升学 与 辍学的 数字之外， 看见 乡镇教育、普惠教育的发展与困境。 《辍学生小吴》在由皮村文学小组举办的 第七届“劳动者文学杯”中获得年度最佳非虚构奖，该活动从 2018 年开始，每年评选出反映劳动者本真生活、关注社会实际情况的作品。
辍学生小吴
撰文：王显琦
1
两排房子紧紧地挨着，朝村子深处弯弯曲曲地延伸，把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小路挤得又窄又暗。沿着这条路走入寨子的深处，房屋戛然而止，路却还蜿蜒地伸展开去。在小路的一处拐角上，独独“挂”着一间石头垒成的房子，屋顶与路面齐平，上面落满枯黄的树叶。一个皮肤黝黑的少年赤膊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手里拿着手机，眼神有些游离。我把车停在少年的面前，惊得他连忙站起来，飘忽地看我一眼，他想喊我，但是没有喊出来。
“你在家的啊？”我问。
“嗯。”他低着头答应，没有看我。
“你爷爷在家没有？”
“在的。”
我径直往他家走去，他跟在我后面。听到动静的老人打开门看，见是我，忙和我打招呼：“老师来了啊，快来家坐。”我也笑着回应他。
这里我来过好几次了，每次来，都没有明显的变化。堂屋空空荡荡，只有神龛前放着一张粘腻腻的桌子，地上散乱地堆着一堆劈开的竹片，应该是老人编筐用的。各个房间的门像是掉了牙的老人的嘴，零零散散地敞着。从我站的角度正好可以看到老人的卧室，里面有一张床和一个空荡荡的衣柜，柜门掉了一扇，柜里已经霉得发黑了。床很大，里面堆满了衣服，只留了够老人一个人睡的空间，床单和被罩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颜色。床头边有一张由两条凳子和一块木板搭成的桌子，上面乱七八糟地摆着许多东西，桌下是一堆鞋子，基本都被泥巴或水泥敷了厚厚的一层。
“老人，”我坐在老人递给我的凳子上，从包里翻出一张表来，“这是这个学期的住校生生活补助表，你在这个表上签个字，再拿你的农行卡给我照张相，我回去登记，到时候生活补助就会直接打到你的卡上。”
“哦哦，好的好的。”老人一边答应，一边找卡。
我照好了相，等老人签好字，又看一眼旁边的少年，问他：“你想回学校不想？”
他不说话，算是回答了我。
“那好，你在家不要乱跑，听到不得？”
“嗯！”他应我一声。
我没再说什么，给他照了张相，当作家访的证明材料，就离开了。
小吴生活的村庄（作者摄）
2
这个少年叫作小吴，是我的学生。七年级上学期，他来找我报到的时候，军训正好结束，已经开学一个星期了。他给我的理由是他爷爷出去做工没在家，他找不到铺盖，所以没来学校报到。我也没有追究。
他嘴唇有些厚，脸上坑坑洼洼的，极不平整，不像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年。手很黑，从手臂开始，有一些零零星星的文身，看上去像没有洗干净的污渍。面相很诚实，眼神里总有一种怯懦和逃避。他不像是那种会犯事的学生，相反，你看他第一眼，会对他生出一种莫名的怜悯。
他第一次给我找麻烦，是开学一个月后。班上有四个同学下了晚自习后翻围墙出学校，还给我留了字条，大意是说他们出去体验成年人的生活，一个月之后就会回来，让我不要找他们，也不要通知家长。
四个人中就有他。字条是每人都给我留了一张，其他人是自己写，只有他是别人帮忙写，他只落了自己的名字。我知道，那是因为他不会写。每次语文考试，他都只在题目或者阅读材料中抄一些简单的字词把空格填满。
我通知了四个学生的家长，有两个学生第二天就找到了，他和另外一个学生则一直没有下落。直到第二周的星期五，他用 QQ 给我打视频电话，那时候天快黑了，他正在走路，脸上的轮廓已经看不清了，但可以看到他身后有一排路灯，正微弱地发着光。
我问他去哪里了。他说他白天在县城里玩，晚上回村里，有时候在河边的草坝上睡，有时候在工地上那种没有人的小房子里睡。我让他抓紧回家，星期天按时返校，他都答应了。
挂了电话，我脑海里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画面——他独自坐在河边的草坝上，双手抱着膝盖，下巴支在膝盖上，眼睛望着缓缓流淌的河水，一直一直地望着。
电影《孩子王》
我任教的地方是一个全球闻名的旅游景点，一年四季，中外游客络绎不绝。他们村有一条河横穿而过，景色很好，因此也被政府包装打造，夏天到这里游玩、烧烤的人也很多。可是谁又能想得到，在这个阳光明媚、游人如织的地方，隐藏着一个少年的孤僻和忧伤。
星期天，他按时返校。我没有批评他，只是谈心式地给他交代了几句学校的纪律，并让他以后管好自己，不要再犯错误了，他都一一应承下去。班上的学生犯错，我都会对他们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罚。但唯独对他，我什么方法都使不出来，他那总是躲避的眼神，还有不像同龄人那样光滑的脸庞，总让我觉得这个少年在身体和心理上承受了不知多少我这个成年人都无法想象的痛苦。
有一次学校政教处组织大检查，从他的桌箱里搜出两包烟，检查组的老师盯着他问：“你不是说没有吗？这个是什么？”说完在他脸上狠狠拧了一把。他那张黢黑的脸瞬间就红了，眼里透出一丝不服的恨意，只有一瞬间。那是我第一次在他的眼神中看到这么明显的情绪。
还有一次，我刚下课，校长打电话给我，让我带他去一趟校长室。一进门，我就看到两个警察，其中一个警察拿着一张照片，是一个小伙在人行道上奔跑。照片是监控摄像头拍下的，所以有些模糊。那个警察拿着照片对着他看了半天，问：“小吴？”
“到。”小吴回答。
“星期天你在哪里？”警察问。
“我去一个同学家里玩，在我们旁边的村子。”他说。
“没有和小张在一起？”
“没有，我好久没见过他们了。”
“哪个可以证明你星期天在那个村子？”警察又追问。
小吴说了我们班另外一个同学的名字，说就是去他家玩。警察看照片上的人不是他，他也有不在场的证明，才不再追问，严肃地对他说：“你最好老实一点，你落在我的手上好多次了。这次你没和他们一起就算了。自己要好好读书，假如再做什么坏事被我抓住，我不会轻易放过你的，知道不？”
“嗯嗯，知道了。”他说。
之后警察给我解释，他们接到报警，有失主的摩托车被盗，他们通过调查，把嫌疑人锁定为小张。因为小吴跟小张一起偷过东西，所以他们才会来调查他。
出了校长室后，我问小吴，“你偷过东西？”
“偷过。”他还是像平常一样，你从他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
“偷过什么啊？”
“和他们一起偷过电瓶车的电瓶，还有水果。”
“你进过少管所吗？”
“进过。”
“里面的教官凶不凶？”
“凶，有时候会打我们。”
“回去吧，以后别再偷东西了，知道不？”
“知道了。”
望着他的背影，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我每次喊他的名字，他都会正一正身子，然后规矩地回答我一个“到”。
3
七年级上学期，虽然偶尔逃课，但小吴还是坚持下来了，算是有始有终。到了下学期，他便没了开始，没有来学校报到。我打电话问他爷爷，他爷爷说他过完年就走了，一直没有回来，不知道去哪里了。
我问他爸爸知不知道这个情况。老人说他爸爸没回家过年，不知道。我问老人要他爸爸的电话，老人说没有，他俩从来不联系。没办法，我只能在 QQ 上发消息给小吴，但他一次都没有回。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上级部门要来我们学校检查“控辍保学”工作的开展情况，要求一个辍学生都不能有。校长问我小吴的情况，我说过完年就出去了，现在一直联系不上。校长也没什么办法，只是让我尽量联系。
电影《风柜来的人》
终于，在检查前两天，他回我的消息了。他说他过完年就打了个出租车去贵阳，现在在一个洗车场洗车。
我问他想不想回来。他说想回来，但是没有钱，老板说要工作满两个月才发工资，他也没有身份证，手机也没有电话卡，是连了洗车场的无线网络，才给我发的信息。
我把他的情况向校长反映，校长让我先打钱让他自己回来，或者我亲自去接一趟。那天是星期五，没有课的老师都回家了，我自己找人代课已是不可能。我给校长说，请学校安排老师给我代课，我去接他回来。校长说这时候不好安排，让我再想想办法。
最后，我找到那个洗车场所在区的派出所电话，把他的情况跟警察说了，请警察帮忙把他送到车站坐车。警察很热心，很快就根据我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他，并把他送上了车。
事情解决了，校长又打电话问我情况，我如实地说了。校长说，以后不得学校的同意，不能私自报警。我没有说话，把电话挂了。
回来后的小吴还是没有多大的变化，翻墙逃课依旧。我联系不到他父亲，便想找一找他的母亲。
我打电话给他爷爷问他母亲的情况。他爷爷说他母亲生下他就走了，多年来一直没有联系，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只给了我一个地名和他母亲的小名。
我看着这个地名，突然想到以前的一个同事也是这个地方的，就打电话问这个同事。同事说他们村确实有这个人，但是已经联系不上好几年了，家里人也不知道她在哪里。
就在我为小吴打听他妈妈的下落的时候，他又走了。这次走得很远，去了广东，和他父亲一起。
4
小吴的七年级下学期就这样无头无尾地结束了。八年级，正好赶上国家级别的精准扶贫工作检查，对“控辍保学”的工作要求也更加严格。只要出现一个辍学生，就会影响全区的“减贫脱帽”，所以领导们格外地重视。我们这种班里有辍学生的班主任隔三差五就被叫到政府开会。
省里面的文件规定，连续一个月无故不到校读书的学生就是辍学生。领导们想了很多办法，对那种还在本地但不愿意回学校读书的，让班主任尽量去做工作，只要他们答应回学校，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他们。
为此，政府还敦促学校成立了一个兴趣班，这个班不开语数外这些课程，只上音乐、体育、美术等。但实际情况是连音体美都上不起来，每个学生都抱着一个手机，自顾自地玩，从来不管上什么课、来什么老师。
有一次，政府的领导来这个班视察，问学生还有什么需求，有的学生说网不太好，领导就要求学校尽快为这个教室安装无线网络。
对于那些已经外出打工的学生，政府组织专门的工作组到各地去，把学生强制带回后送去兴趣班。不愿意住校的学生则由政府统一安排车辆接送。这样的政策，让很多学生十分向往兴趣班，其他的学生们开始逃课、违反纪律，就是为了能进兴趣班。
我们班就有三个学生，晚自习之后翻墙出校，被我连夜找了回来。他们说他们也要读兴趣班，我只得通知家长，和家长一起教育，折腾好久，才把这件事平息。
电影《孩子王》
正当我被辍学生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小吴家的“包保”干部给我打电话，说小吴回来了，他们正在他家。我立即骑车去他家，包保干部和村干部都在，在村干部的强势要求下，小吴抱着一床棉絮，又回到了学校。除了棉絮，他什么都没有。我把自己的床单被罩给了他，又给他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
他是自己回来的，回来办身份证。过完年，再出去打工。我跟他说，既然不急着走，就先安安心心地待在学校，不要乱跑，有什么困难就直接找我。他同意了。
小吴辍学的问题解决了，但还是改不了翻墙逃课、夜不归宿的毛病。我接过两回电话，让我去处理他的问题。第一次是去派出所，他和另一个学生在一个工地上的小房子里过夜，被工人发现，送到派出所，学校让我去把他们领出来。
第二次是在男生寝室的宿管室，他翻墙被隔壁学校的保安抓住，那保安打了他一拳，然后把他送了回来。那一拳打在他的眼角，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蹲在宿管室的墙角，眼睛高高地肿起，不断地淌着眼泪。那时已是晚上十一点了，我怕他伤得严重，只得骑车带他去医院。在路上，我问了一些他之前去广东的事情。
“你爸爸带你去广东，是让你读书还是打工？”
“打工。”
“你找得到工作？”
“找到的，和我爸爸在一个工厂。”
“你做多久了？”
“两个月。”
“领得工资没有？”
“领得，领了四千多。”
“挺多的了，花完了吗？”
“没有，我爸爸拿去了。”
“哦哦，他帮你存啊？”
“不是，他拿去自己用。”
“过完年还去吗？”
“还去，我自己去，不和我爸爸一起。”
“为什么啊？”
“他答应我，发工资就给我买手机，但是他把钱全部拿去，不给我买，只给我很少的钱用。”
“为什么这么想去打工？”
“没有钱买衣服裤子穿。”
“听说你小时候和你爸爸一起捡过垃圾，是不是？”
“我一开始和我爸爸在贵阳，读到三年级，我爸爸没有钱，他们就不要我读了。我爸爸就带着我去捡垃圾，后来他又带着我回家，自己出去打工。”
“你回来读的几年级？”
“六年级。”
“小吴。”
“到！”
“你不要去打工了，如果没有衣服穿，你跟我说，我尽量给你想办法。但是，你至少要待在学校，把初中读毕业，行不行？”
“行！”
小吴的包保干部告诉过我，他小时候一直在外面捡垃圾，后来精准扶贫工作开始，查出他还没有户口，村里才把他找回来，上了户口。那时候他年龄已经大了，就直接安排他读了六年级。看来，小吴跟我说的，都是真的。
那晚之后，他似乎变得规矩很多，翻墙的行为也少了很多，有时候想出学校，都会来和我请假。周末，他给我发了三个拼多多的链接，是一件衣服、一条裤子和一双鞋，他让我给他买，我按之前的约定买了。东西到的那天，我去兴趣班找他，看到十多个留着奇形怪状的头发的孩子都在低着头玩手机，十分地入迷。我心底升腾起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
小吴站在走廊上，正在和一个女生说话，我听到他对那个女生说：“我不打算出去了，等读完初中再出去。”
听他这么说，我反而有一些难过。像他这样的孩子，现在出去和初中毕业出去又有什么区别呢？除了让我的辍学生工作轻松一点，除了让学校应对政府检查的时候更顺利一点，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把东西给他，嘱咐他好好地待在学校，有什么困难再跟我说。晚上，他敲我的门，说我买的鞋子太小，穿不下。我看了一眼他脚上那双已经变形变色的鞋子，找了一双我已经不穿了的鞋子，暂时给他穿着。
就这样，磕磕绊绊地，八年级上学期就在这些紧张忙碌又毫无意义的工作中匆匆过去了。期末考试结束后，国家检查组也走了。我们学校所在的区顺利通过检查，各项工作都没有出问题。政府领导特意到我们学校召开会议，宣布这个好消息的同时，对我们老师在“控辍保学”工作中做出的努力给予了很大的肯定。
作者与小吴所在的乡镇中学
编辑：菜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