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9年11月22日下午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上海的，我们要到遥远的西双版纳，去那里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火车抵达昆明后，我们又换乘大卡车继续前行，浩浩荡荡的车队经玉溪、杨武、元江，过通关、思茅，总共历时十天，终于到达了云南西双版纳境内的勐腊县，我们最终被分派在勐腊水利二团的下属连队，成了水利二团的兵团战士，那年我十七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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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利二团修水利的那段日子很苦很累，任务重工期紧，我们天天都起早贪黑奋战在水利工地上，一日三餐基本都是盐巴汤泡饭，汤里不见一个油花，一个月能吃上一两次肉，就算是改善伙食了。那时国家穷，百废待兴，我们作为一名兵团战士，理解国家的难处，为了让老百姓早日过上好日子，我们甘愿奉献青春和汗水。
历时四年多，我们圆满完成了大树脚引水工程引水渠的修建任务，上级随即撤销了水利二团的兵团建制，我们所谓的兵团战士被划归到地方国营农场，完成了从兵团战士到农场工人的转变。我们不修水利了，又开始烧荒栽种橡胶树，为祖国的橡胶事业做贡献。
转到农场后，农场的要求虽然不像在水利二团时那么严格了，可我们的生产任务也不轻松，劳动量还是很大。好在经过了在水利二团四年多的高强度锻炼，我们的身体强壮了，也渐渐适应了艰苦的生活环境和繁重的生产劳动，再加上农场的伙食比在连队时好了很多，月月都能按时发工资，还有了休息日，大家并不觉得农场的生活有多苦。
在农场当了两三年农场工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像入伍、招干对我们越来越遥远，我们不安分的心渐渐趋于平静，有的工友开始谈恋爱，多数人做好了在这片红土地上生活一辈子的打算。我们小队的祁队长还要让我做他家的女婿，他大女儿长得挺漂亮的。
1978年冬季，云南知青集体请愿事件爆发，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不久，国家就下发了知青可以返回原籍的文件。一时间，我们农场的上海知青和北京知青都争先恐后地办理回城手续，生怕日后政策有变。当时我已答应做祁队长家的女婿了，可看到同学们一个个都回上海了，我的心也开始不安分了。纠结了好久，最终我还是放弃了农场稳定的工作和美好的爱情，到了6月份才从西双版纳返回上海。回到上海好久，我还觉得挺对不起祁队长对我的信任和关爱。
离开上海十年，我的户口又迁回了上海，我又成了上海人，我感到很欣慰。离家多年又回到父母身边，我高兴，父母更高兴。
可过了两三个月，衣兜里的钱花光了，工作问题还是落实不了，我再也高兴不起来了。没有工作就没有工资，我又成了在家吃闲饭的寄生虫，即便父母不说什么，可我心里也不舒服。三番五次往街道办事处跑，隔三差五去找知青办的领导，可我的工作问题却成了一个棘手的大难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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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79年冬季，我才被安置到环卫所当了一名垃圾清运工。不说工作好不好，总算有了工作，能自食其力，我已经很满足了。
回城后，这是我遭遇的第一个大难题，这个难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当时我已经二十七周岁了，二十七周岁还没解决个人问题，我已经属于大龄未婚青年了。等工作稳定下来，我父母就四处求亲告友给我张罗对象。相看了无数个对象，可人家都嫌我的工作不好，再加上我的年龄大了，没有一个姑娘愿意和我轧朋友。
当时我也想过，我要是留在西双版纳，留在农场当工人，也就不会面临这么多难题了，最起码留在农场有稳定的工作，再做了祁队长家的女婿，我的父母也就不用为我的婚事着急上火了。
过了不久，一位在仪表厂工作的女生答应和我轧朋友，她除了脸上有一块胎记以外，其他没什么可挑剔的。我看那个姑娘挺开朗挺大方，就答应和她交往。可过了几天，她就提出一个令我为难的问题，她说结婚后要单过，必须有住房。
婚事刚有了一点眉目，人家又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简直是快要崩溃了。我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我还有一个弟弟，四口人挤在老弄堂的两间房子里。我刚参加工作，短时间内单位根本解决不了住房问题，我弟弟的单位也不可能分房，结婚后单过，房子问题根本没办法解决。无奈，我实话实说，那个姑娘没说啥，只跟我说了两个字：拜拜！
回到上海，这是我遭遇的第二个大难题，我的婚事亮起了红灯。
我的婚事没解决，我弟弟倒是把女朋友领回了家。我和弟弟住在一间房子里，弟弟的女朋友来了，我就得躲出去，给他腾地方，每个星期天都是如此，我真有点受不了。
后来我弟弟要结婚了，我只好借住在姑姑家，和姑姑的公公挤在一间四平米的房子里。我姑姑的婆婆去世多年了，姑姑的公公跟她一起生活，我好赖算是有了栖身之地。后来我买了一些废旧角钢，让单位的电焊师傅帮我焊了一个上下铺的铁床，我就不用跟姑姑的公公挤在一张床上睡觉了。
一晃就到了1983年春天，我都三十一岁了，还没找到女朋友。我爸妈天天为我的婚事发愁，愁得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在亲戚家借住，家里连放一张床的地方都没有，谁家的姑娘会跟我轧朋友？
住房问题，又成了困扰我婚姻大事的大难题。工作难，婚恋难，住房难，这就是我回城后遭遇的三大难题，一件比一件棘手。我真后悔，后悔当初不该回上海，要是留在西双版纳，我就不会遭遇这样的难题，工作、婚姻、住房，统统没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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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的一个休息日，我到四川北路闲逛，意外见到了我的初中同学吴春梅，她在摆摊卖儿童服装，还有女士内衣。十多年没见面了，我差点没认出吴春梅，要不是她主动和我打招呼，我也就从她面前走过去了。
读初中时，我和吴春梅同桌半年，她总爱和我说话，老师就把我俩调开了。初中毕业后，我去了云南西双版纳，成了水利二团的兵团战士。吴春梅因为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她没能去兵团，无奈到贵州农村当了插队知青，1977年冬季病退回沪。
回沪后，吴春梅在上海毛纺厂工作了两年半，因为一次疏忽酿成事故，吴春梅只好离开了毛纺厂，失去了她喜欢的工作。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吹遍大江南北，吴春梅就自谋职业，当了个体户，在重庆北路卖起了服装。
吴春梅听说我在环卫所清运垃圾，还没有找到女朋友，她就劝说我和她一起卖服装。当时我不想丢掉稳定的工作，就婉言谢绝了她的好意。吴春梅理解我的心思，就笑着对我说：“蒋明诚，你不要小看我这个摆摊的个体户，不是吹牛，你在环卫所工作一年的工资，都不一定有我一个月挣的多。不信你在这看着我卖服装，我卖一件你记一件，等我收摊后我请你下馆子。”
那天我也没啥事，看吴春梅是诚心邀请我，我就躲在旁边，看着她卖服装。吴春梅没撒谎，她的生意确实很好，顾客络绎不绝，服装一件接一件被顾客买走了。收摊后，我没跟吴春梅下馆子，默默地回家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吴春梅的婚姻也不尽人意，她和我同岁，也没找到男朋友。吴春梅比较强势，不顺眼的男人她看不上，她看上的男人嫌她太强势，她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
几次见面后，吴春梅问我能不能做她的男朋友，我说我的工作不好，家里住房还紧张。吴春梅突然来了脾气，她生气地说：“废话少说，到底想不想做我的男朋友？”我和吴春梅同学两年，知道她的秉性，我也喜欢她直爽的性格。
就这样，我俩相爱了。半年后，我辞掉了环卫所的工作，跟着吴春梅做起了服装生意。他带我去过广州，去过珠海，等我熟悉了服装批发厂家的情况，他就让我一个人去进货，她留下来负责销售。
三年后，我们有了自己的门面房，生意越来越好，规模越来越大，我也不用到姑姑家借住了，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婚后的生活充实又快乐，我了解吴春梅的性格，两个人基本没什么摩擦，也很少吵架。有了孩子后，我妈就帮我们照看孩子，我俩一心一意做生意，后来雇了服务员，开了连锁店，也成了别人口中的大老板。
疫情前吴春梅做主转让了所有店铺，我们过上了赋闲的日子。前段时间我和吴春梅又去了一趟西双版纳，看望了几位老工友。当年的老队长虽然不在了，我和他的两个女儿都保持着联系，我们就像兄妹一样。每次去西双版纳，祁队长的两个女儿都热情款待我们，我和我老伴都挺感动的。当然，我老伴也是个大方人，从不让别人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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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就在转瞬间，我已从一个翩翩少年变成了一位白发老翁，每当回想起当年刚从云南回到上海所面临的三大难题，我心里还挺难受也很感慨。好在苦日子都过去了，我们都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这要感谢党的好领导。我们更要珍惜当下，勤俭自强，让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富强，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富足快乐的小康生活。
作者：草根作家（感谢蒋明诚老师提供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