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动物而战: 19世纪英国动物保护中的传统挪用

作者｜李鉴慧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历史学博士，台湾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与教学兴趣包括欧洲近代史、英国史、动物史学与西方史学史等

19世纪初，一场以改善动物待遇为目标的动物保护运动于英国悄然萌兴。1824 年，第一个反虐待动物协会成立并成功延续。在接下来的近百年间，数以百计的类似协会及其地方分支机构亦相继涌现，一场波及英国本土，且影响力远布大英帝国的动物保护运动也蔚然成形。自18世纪末思想发端，至19世纪初组织行动，及至一战爆发所带来的运动重大变迁，人类历史上第 一场动保运动在所谓的“漫长的19世纪”（long nineteenth century） 期间，不仅改变了英国大众“看待”和“对待”动物的观念，更使“善待”动物这一价值观念成为英国国民认同中的一项关键元素，甚至延续至今。运动中渐次发展而出的各项目标、论点和策略亦日趋丰富与成熟，并与今天的动保运动具有高度延续性。是以我们也许可以说，这场萌发于19世纪的动保运动，无疑或直接，或间接地为今日蓬勃发展于全球各地的动物权益运动，埋下了根基，也建立了典范。由于这百年事业，在我们所栖居的星球已然迈入“人类世”之今日，世人已愈来愈越意识到重新审视人与动物之伦理关系的迫切性。在学界，一个方兴未艾的“动物转向”趋势更相应而起，既为历史悠久的动保思潮所驱动，更成为其进一步发展之驱动力。

《为动物而战: 19世纪英国动物保护中的传统挪用》

李鉴慧 著

曾琬淋 译

光启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1月

本书旨在追溯当今动保运动倡议最为关键的前——英国第一场动物保护运动，通过探讨运动如何挪用英国社会中的各项重要文化和智识传统，包括基督教传统、激进政治传统、演化思想、自然史以及文学传统等，呈现运动的动态形塑历程与社会改造潜能。本书指出，通过挪用19世纪丰富而多元的文化与智识传统，第一场动保运动不但完成各项动员任务、推进运动发展，更同时参与这些传统的重构工作，使其进一步在广大社会中协助促进了人与动物伦理关系的发展。如同一场运动无法脱离其时代而自成，一本著作亦是如此，本书便自当代动保运动和相关学术研究中获得了甚多灵感和助力。

19世纪英国动物保护运动的历史学

自20世纪70年代起，动物伦理在英国渐获重视。个中缘由，不外乎西方世界在此时兴起了又一场激昂的动物解放运动。伴随着运动的勃发，倡议者、评论家与史家也滋生了探讨过往 动保运动的兴趣。早期的动保运动往往被视为“现代感性能力”（modern sensibility）的一种展现。在这至今未息的现代感性能力与动保运动史的重建工作方面，不论在学术作品还是大众叙事中，约略可区别出三种解释模式。

第一是思想解释。由于长久以来思想之力量在历史进程中备受重视，又或者依常理假设，“思想”必然促发“行动”，所以一些学者往往将现代动物保护运动的起源，追遡到近代早期以 及启蒙时期以来的智识发展。他们大量引用表达人道主义情感的文学和哲学作品，以及能重构人与动物关系的科学发现等，认定 思想所发挥的历史形塑力。传统思想史普遍侧重“伟大思想家”和“经典著作”的倾向，使得哲学家和科学家诸如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等人的观点在历史叙事中备受强 调，并被认定直接促成了时代集体思维的转变。第二是社会经济解释。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物质决定论，以及受其影响不小的社会经济结构解释观也盛极一时，尤其是在政治史方面，而在动保史领域也不例外。为了解释19世纪动保 运动的兴起，学者多认为工业化与都市化等社会经济结构性因素 是人类转变对于动物的态度的主要促因：工业化使经济主要生产 模式不再仰赖动物；都市化使城市人与动物不再有真实接触的机 会，逐渐崛起的中产阶级因而转而拥抱宠物；以及社会中上层阶 级将其自身价值施加于劳动阶级的霸权控制等。这些被认为共同 造成了起源于城市中产阶级的组织化动物保护行动。第三是社会心理解释。心理层面的解释也经常伴随社会经济解释，形成社 会心理取向（socio-psychological approach）这一特定的解释学派。 采用此类解释的学者通常用运动支持者的内在心理情结，如隐藏欲望和恐惧不安等情绪，来解释运动之兴起与消退。例如，在一部记述19世纪反动物实验运动史的重要著作《维多利亚社会的 反动物实验运动和医学》中，作者理查德·法兰奇（Richard French）首次针对“反动物实验者之心灵”进行深入剖析。他认为运动热潮源于反动物实验者对宠物的热爱，而这种热爱则源自性压抑的维多利亚时代社会中，大众“对肉体和潜伏体内的暗黑‘低 级自我（lower self）’的恐惧”。随后的著作例如詹姆斯·特纳（James Turner）的《思及禽兽》和卡罗尔·兰丝伯利（Carol Lansbury, 1929—1991）的《老棕狗：爱德华 时代的英格兰女性、工人和活体解剖实验》，同样对于剖析动保行动者的内在心理世界展现出格外的兴致。特纳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动物爱好者或动保运动者，多半是想通过关爱动物及帮助它们，排解自身对于性、人类的动物性（animality），以及社会压力的焦虑和内疚感。而提倡“善待动物”的懿行，不但可以在“后达尔文时代”作为“对人类拥有野蛮兽性之说最有力的 驳斥”，还可为饱受工业时代压力折磨的都市人提供“抵御现代化冲击的心理屏障”，并且能使因阶级压迫而“深感罪疚的新兴中产阶级”将注意力从“被剥削的工人”转移到受虐待的动物身上。兰丝伯利同样认为，在20世纪初期，有众多工人和妇女声援一只受活体解剖的“棕狗”，他们支持反动物实验，并非因 为真心关怀实验动物的痛苦，而是由于他们自己在抑压的工业化 社会或父权制度下，有着相似的经验而被运动吸引。部分女性改革支持者的动机，更被说成是“出自一种被虐之欲望，希望如她们所见的解剖台上的动物一样被制伏并被施加痛楚”。根据兰丝伯利的说法，这些暗藏的身份认同和欲望冲动，不但排除了运动者真心关怀动物的可能，也部分解释了20世纪初反动物实验运动衰退之因，因为这从不是一场真正为动物而发的运动。

这几个主要解释模式——思想解释、社会经济解释和社会心理解释——对于我们恰当地理解动保运动势必有所影响。首先，思想解释和社会经济解释虽然有助于在历史大背景中定位动保运 动，但这两者往往将与动物虐待无关的思想或物质条件视为运动 兴起与发展的充分解释因素，运动则为其直接产物。然而，存在于抽象领域中的各种纷杂思想是透过什么样的过程，又如何作用于物质世界中的实际事件和行动？关注点各自不同的历史行动者，又是怎样从其身处环境中相竞的各种观念寻得可用之材并创造出意义的？在这两类解释中，动保运动在挪用思想资源或诠释物质条件时，所展现出的中介（mediating）角色和历史能动性（agency）总是被略而不提。其次，从社会心理角度解释动保运动的著作，则倾向于回避或淡化运动者自我宣称的动机，以求揭示 深藏于历史探究对象的复杂心理，或潜意识中的所谓“真实”动 机。因此，运动参与者为动物而发的理性行为往往被翻转成为 “非理性”之作为，对受苦动物的真实同情心也同遭否定。这些解释趋势，自然不幸断阻了对动保运动的实际理据和运作的探究，也加强了当代广泛存在的偏见，即视动保运动者为多愁善感、病态痴迷和非理性之流。

然而，在后结构主义的智识浪潮冲击下，无论是新文化史所倡议的传播与接受理论，还是以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为代表的剑桥思想史学派，皆对思想和文本本身意义的确定性提出了质疑。学者不再假定语言或文本之意涵来自其语言或文法结构，而是产生于特定时空、语境脉络下之“用”。在研究上，则因此着重于探讨不同思想传统的多重阐释与挪用，借以发掘不同“利益群体”（interest groups）或“诠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在面对支配性的文化结构时，尚能展现的一定能动 性与文化创造力。历史中的中介主体，小至某一读者，大至 整个诠释社群，在文本意义生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转而成为探究的对象。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和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等新文化史家与社会思想史学者所阐述的“挪用”（appropriation）概念，亦明确彰显了即便是平民百姓，亦有 其解读概念与事件的独特模式，并且透过一个建构性的意义创 造过程，善用身边的各种文化形式，以实现自身利益、满足自身 需要和完成自身任务。此外，在后结构主义同样带动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的激发下，以加雷斯·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率先挑战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19世纪英国史研究中盛行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使人们注意到语言和论述亦具有现实的中介与建构力量，因此应当 关注“意识”（consciousness）和“行动”（action）的解释，从而纠正了马克思主义过度简化的物质化约论（material reductionism）或社会学的结构化约论（structural reductionism）。继语言学转向揭露了唯物论解释的有限性之后，行动者所宣称的信念、提出的动机、表露的想法，以及从前被忽视的历史主体的实践和经验，开始在历史分析中占有了席位。一方面，“语言”和“言语行为”（speech acts）在意义建构过程中被赋予了更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这些意义同样不再被认为是仅存于文本之中，或是文本作者所预设的内在含义，而是由众多持有不同利益、关注点和需 求的历史行动者的诠释行为彼此激荡与角力产生。此外，随着史学中各种决定论观点日益受到挑战——不论是文本的、正典的还是社会经济决定论的，众多历史行动者的中介力量亦在社会运动分析中得露锋芒。

另外，社会学中的社会运动研究理论的发展亦面临与史学类似的问题。譬如，早期社会心理学对集体行动的解释，倾向于将社会运动描述为自发、杂乱无章的，并且是由心理失调或 反常引发的。有鉴于此，发展于20世纪70年代的资源动员理论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ies），首先聚焦于运动群体获取和部署资源的理性活动，从而修正运动者不具理性的负面形象。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文化框架视角（cultural framing perspective）， 则更充分地考量了运动中的观念要素，以及结构和意识形态如何 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转化为行动，将对历史主体的意义诠释带入分析之中，补充了在马克思主义和韦伯式社会科学范式下，对运动兴衰的决定论式结构性解释。这些理论皆对本书聚焦运动 的动员过程与传统挪用具有一定启发作用。

除此之外，20世纪70年代社会史中“底层史”（history from below） 取径所带动的广纳边缘群体为历史探究对象的“史学民主化”趋势，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史和动物研究，同样使得动保运动研究充满了发展的希望。除了主题上日渐多元，分析视角也推陈出新。希尔达 · 基恩的《动物权利：自 1800 年以来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一书，除了全面描绘19世纪动物保护运动亦提醒了视觉作用也是历史变革的力量。其他重要研究亦以 不同取径探讨了动保运动的不同面向，如从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和帝国等角度理解动保运动；或聚焦动物实验、狩猎、表演动物、素食主义等具体议题。

对于动物伦理争议中不同行动者的立场与脉络的侧重，同样 在近年带动了多重视角的探究，使历史考察更趋周全与持平。艾玛 ·格里芬（Emma Grifffn）对于牛狗相斗这一民间休闲娱乐活动和上层人士狩猎活动的研究，就是其中一例。格里芬不采取传统 以改革者为中心的叙事，而是转从休闲运动参与者的角度出发，将动保运动置于日益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英国，以及国内的政治斗 争脉络中分析。此外，19世纪迅速发展的动物实验及其反对运动也吸引了一众科学史家投入其中。这些科学史家多能顾及更 广的科学发展脉络，将动物实验置于生物医学科学发展、科学自 然主义，以及科学和医学的专业化与制度化等脉络中理解。他们不但关注反动物实验运动，还发掘动物实验从事者的科学实践、 理据、身份认同，以及对于反动物实验浪潮的应对。随着学界的 “情意转向”（affective turn），此研究领域同样转向分析“情感”对历史之作用。保罗·怀特和罗伯·布迪斯（Rob Boddice） 都借此取径重构了支持动物实验科学家的理据与身份认同。怀 特和布迪斯指出，虽然这些科学家于道德上备受社会质疑，但是他们通过在科学和诠释面上对“情绪”与“同情心”等概念的重新定义，成功建立起了科学家的正面形象，将其自身认同和职业身份打造为“道德的”和富有“男子气概的”。总而论之，这些研究上的拓展，部分虽非直接涉及动保运动，却同样有助于阐明动保运动所处的大环境以及与之持续互动和交涉的各股社会力量。

此外，对19 世纪人与动物关系领域的发展举足轻重的著作， 则要数哈莉特 · 里特沃（Harriet Ritvo）的《动物阶层》（The Animal Estate）。里特沃的关切远远超出动保运动本身，而是广及阶级、性别、种族和帝国主义这些文化研究中的热门探讨层面。其取 径是将动保运动与维多利亚时期与动物相关的其他现象，例如 动物品种培育、狩猎、动物园建设和狂犬病防治等，视为探索人 类社会与权力重大关系的折射镜，正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 的名言——“ 擦亮动物这面镜子，我们得以寻见自身”。里特沃的动物史学奠基之作虽然后来被批评为未将动物本身视作值得关注的议题，但仍算是以一番雄辩说服了前一代的学者——动物议题实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社会，其作用不可或缺。随后的动物研究，多强调回归动物在不同时空脉络中的主体性和经验，以重构出一个“不独具人类”的完整世界认识。这些研究趋势共同营造出一个对于动物的存在与历史能动性更为敏感的整体史学趋势，也对动保史学和人与动物关系史的接续探究有着莫大促进作用。

在当代多股学界潮流的影响下，笔者得以通过一种独特的取径，将英国第一场动物保护运动的故事重新讲述，娓娓道来。这本书聚焦于全球第一场动保运动——19世纪英国反虐待动物与反动物实验运动，并以这场动保运动与当时主要文化和智识传统间的互动作为主要线索，探讨该运动如何挪用各项重要智识与文化传统，以进行运动动员并达成各项目标，进而重构了19世纪英国社会人与动物的伦理关系。本书跳脱思想和物质决定论，不将动保运动视为这些因素的产物或必然结果，而是透过考察运动者如何诠释并巧妙地挪用其当世重要传统，以凸显运动者的主体性与创造力。本书同样充分呈现了动保运动者的自我表达和以目标为导向的努力，建构出动保运动者的理据和作为，据以重建为社会心理学派所否定的运动理性基础，并修正主流论述中动保运动者的负面形象，如心灵扭曲的社会边缘人，或是痴迷动物的怪人。另外，就本书所探讨的各个传统来说，包括基督教传统、激进政治传统、自然史传统、演化论传统，以及文学传统，本书期盼通过考察不同中介群体，在不同历史情境中基于这些传统创造出的多重价值和变动意涵，指出任何思想或传统实不具有单一的意义、固有的影响或绝对的支配力量，而是透过历史行动者的主动挪用与再诠释，转化成为极具潜力的改革资源，甚至是有力的文化转变工具。

当然，即便受益于各路学术发展，本书并不硬性套用特定分析框架，而是仅撷取其中有益之处。譬如，为了还原动保运动者的主体性、宣称动机、表述和经验，本书多着墨于运动的动员过程，仅在必要时才会如社会科学研究般，对各类型的动员工作细加区分，例如对内和对外如何达成共识、形构认同、强化运动者间的凝聚力与个人内在决心等。为避免使语言结构反倒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固化根源并导致另类决定论，遮蔽行动者的主体性，本书也特别关注改革者如何针对自身关注点和需求进行选择 性挪用和创造性行动。而笔者之所以决定着眼于定义上更为松散 的“传统”，而不是“思想”或“文本”，也是为了贴近历史行动者所处的真实情境。他们面对的，并非脱离物质条件的纯粹思 想和未经解读的知识，而是由众多混杂形式、不同历史主体共同构成的动态性传统。在任一传统之中，不仅仅有思想、论述与文本，还有各类文化、道德以及情感力量等元素和惯习，这些全都能被足智多谋的运动者收入其动员工作的百宝袋中，以待挪用。为进一步说明动保运动动员工作的广度和文化重要性，本书集中讲述了维多利亚时期社会中最具影响力，同时又与运动关联最为 密切的文化和智识传统，包括基督教传统、激进政治传统、自然史传统、演化论传统，以及文学传统。透过深入探讨动保运动其 实从未停歇的文化工作，例如挪用、诠释、重构和传播各个传统 中的丰硕资源，本书也将展现出英国第一场动物保护运动的活力和创新力，并显示出运动在英国智识和文化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最后，绝大部分的传统，无论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科学思想的、文学的，今时今日仍然是广义的全球性动保运动的论理基础、道德动力与情感来源，对于运动动员乃至文化深层转化皆具有莫大助益，是以这些传统挪用的故事也格外具有当代意义。

在此笔者也须强调，本书并非这些个别传统本身的历史，而是关于动物行动者选择性“挪用”这些传统的历史。标准的社会 运动史一般多按时间顺序叙述运动，并系统交代其组织、领导和成员、部署和策略以及专项活动等面向，本书则因特殊目的而依 “传统”分章。然而，笔者仍尽可能依时间顺序讲述，并相信所有的传统挪用历程，应能共同投射出动保运动从19世纪20年代的萌芽阶段到20世纪初的现代景况的基本轮廓。最后，笔者不得不承认，这个关于人类尝试改变动物命运的故事仍是一部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历史，较少涉及动物本身的经验与能动性。然而笔者相信，重建人们的能动性，特别是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中重建，仍将有助于建立一种能够促进“赋权”与“变革”，并有利于现实行动的主动性史学（pro-active historio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