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头版刊发！张晋藩：为祖国而努力，以育才为乐事

张晋藩：

为祖国而努力，以育才为乐事

又是一个金秋时节。每到此时，张晋藩的记忆总会“溯源而上”，越过岁月的千山万水，来到75年前的那个9月……

1950年9月1日，刚满20岁的张晋藩坐在教室里等待分配专业。得知组织上要调他去读“国家与法权通史”研究生，他“心里很是高兴”。他还记得，开学那天，刘少奇同志在典礼上告诉同学们：国家困难的时候，你们在这里学习，国家情况好转的时候，你们要出去工作……所以，诸君一定要努力。

从此，“为祖国努力”成了张晋藩一生的追求。75年时光流转，今天，荣获“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晋藩，端坐在自己一手创立的蓟门法史书苑会客厅里，身后陈列的，是记录古代法典的一部部古籍、一根根竹简，那是一个古老民族的法律足迹。张晋藩，正是这足迹的守望者，是新中国中国法制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和杰出代表。

从教70余年，张晋藩为中国法制史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丰富了其学术内涵，填补了不少历史空白。他以确凿史料论证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诸法并存，民刑有分”，打破了西方学者“中国古代只有刑法、没有民法”的偏见，也修正了中国学术界在西方中心论影响下不承认中国固有民法的认识。

早已著作等身的张晋藩做到了“开一方风气之先”，但他最珍视的，还是“老师”这个称谓。他招收培养了第一届法律史学博士生、第一届博士留学生、第一届论文博士生，创建了第一个法律史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基地。1984年，张晋藩招收首届中国法制史博士生，他的学生朱勇的博士学位证书上，赫然印着“001”号。

今天，张晋藩仍然坚守在教学一线，亲自带博士生。每年9月，他都会给学院的博士生上大课。70多年教学生涯，内容早已熟极而流，但是他的学生、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讲师张京凯告诉记者，先生仍会自暑假就开始备课。

“先生的每一节课都会形成一篇严谨的讲义，通过重要概念串联起资料和历史脉络，既生动又有说服力。先生自中年后，深受眼睛黄斑病变的困扰，近年来尤甚，只能通过6倍镜甚至12倍镜工作。但是高倍镜下，工作十分钟以上就会头晕不止，因此先生课上不能板书，他会把重要概念口述给学生，并请学生做成PPT在课上边播边讲。每次讲课，慕名前来‘蹭课’的学生都把教室挤得满满当当”。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院长顾元1999年考入张晋藩门下。20多年间，“先生耳提面命，春风化雨”，让顾元获益良多。

顾元告诉记者，在学校里，张老师的学生“最好认”，因为“带有张老师学术传承的印记”。

“先生常说，法律史学的研究不能一味钻故纸堆，为历史而历史，不能做成‘书斋里的学问’，而应放眼天下，沟通历史与现实，挖掘并阐释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之精髓。”顾元介绍，“先生治学特别强调创新，主张‘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他对学科的卓越贡献，就是在不间断的创新开拓中完成的。我们这些学生也谨记先生教诲，以创新为目标，‘文章不写一句空’，不拾人牙慧，希望能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作些贡献。”

张京凯仍然记得先生指导自己第一次讲课的情景。哪怕对材料掌握得很充分，他仍然无法做到“像先生那样游刃有余，说是讲一个小时，总能正好在一小时处收尾，恰到好处”。先生让他把内容写成讲义，对着镜子练习，“一遍不行两遍”，“讲课不能只靠临场发挥，要讲的内容，必须尽在掌握”。

这样的字斟句酌，是“张门弟子”的必修课。张京凯说，成为先生的博士生之后，每学期总有一段时间十分紧张，那是交论文的日子。

“由于眼疾，先生无法长时间伏案修改，但是他有自己的方法——每到交作业的时候，他就让两名博士生到家里，挨个读论文给他听。读到关键处，他会让学生停下来反复读。碰到有的学生论文没写好，遣词造句粗糙，他会提醒学生——要认真、严谨，要建立规范科学的学术思维。然后便逐字逐句反复斟酌，帮其修改。曾有一位学生，论文总是达不到要求，先生就让他像高中生一样每周去家里汇报。他的论文涉及中外比较，中文部分先生逐句修改，外语部分先生求教别的老师，直到改得满意为止。先生带学生，像是古代师带徒一样，手把手教学，拳拳之心令人感动”。

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景良最感慨的是，先生培养学生，首重其德，而后将“诚、信、智、勤”结合起来。“先生曾引用学者熊十力的话说，‘恶莫大于俗，俗莫偷于肤浅’‘天下唯浮慕之人，最无力量，绝不肯求真知’。在他心里，治史是庄严的事，史料的钩沉辨伪尤不可偷懒、自欺、敷衍塞责”。

“不偷懒、不自满”，这是张晋藩的人生格言。“做学问的人对学问了解越多，学习时间越长，就越感觉自己学识浅薄。如果再给我这么长的时间，我能看多少典籍、简牍啊！我把这些希望都寄托在我的学生身上。”张晋藩满怀情感地对记者说。

回首求学生涯，张晋藩还记得两位授业恩师对自己的影响：

“一位是我初中时的老师。少年时，喜欢华而不实的辞藻，一次写游记，我写出两句类似‘临风涕零’的骈句，自己得意非常。发作业的时候却发现，我只得了70分。老师说，少年人要有昂扬向上的生气，不可沉溺萎靡，否则即使文章辞藻优美也无意义。还有一位是我读研究生时的老师——法学家何思敬先生，他既是革命家又是法学家，他告诫我，做学问不能讲条件。在延安时，他翻译《哥达纲领批判》，一盏油灯如豆，在灯下他聚精会神，生怕有错漏，结果完成得很好。新中国成立后，条件好了，他再次翻译《哥达纲领批判》，明亮的灯光下，却把‘金钱铁律’误写成了‘金钱铜律’。可见做学问只与‘认真’二字相关，并不因条件好而有所改变。”

70余年来，张晋藩不忘老师的教导，追随心目中“大先生”的足迹前行。采访中，他欣慰地说：“我迄今培养的100余名博士生，他们或在学术上成为带头人，或在实际工作部门担任要职，无不尽职尽责为党工作，未闻有玩忽职守者。”

桃李芳菲，这是他送给国家的“礼物”，是一位人民教师最大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