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非常赞同胡愈之的分析，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见解。他立刻向旅大区（今大连一带。如去注）党委报告，建议马上送胡愈之前往中共中央驻地河北省平山县。经研究，旅大区党委决定派人专程扩送胡愈之，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汇报这一重要看法。
1948年9月底，胡愈之抵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立即向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汇报了海外工作情况。不久，毛泽东接见了他，彼此进行了交谈。胡愈之遵照李一氓的叮嘱，把自己对战局的看法面陈毛泽东。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对他的看法很重视，并与其他中共领导人重新进行了研究。
不久，毛泽东在吸取胡愈之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己掌握的国共双方军事形势，对战局作了更为准确的分析。11月14日，毛泽东写成《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对自己原先的估计作了更改。他在此文中说：“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胡愈之
以下为如去注：
关于《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这是毛先生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在这篇评论里，毛先生对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时间重新作了估计，后来的军事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个预见。
以下为全文：
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的第二年底，即今年六月底，总数约计尚有三百六十五万人。这个数目，对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开始发动全国性内战时期的四百三十万人来说，是少了六十五万人。这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两年战争中虽然被歼、被俘和逃亡了大约三百零九万人（其中被歼、被俘为二百六十四万人），但在此期内又补充了约二百四十四万人，故亏短数尚只有六十五万人。最近则起了一个突变。经过战争第三年度的头四个月，即今年七月一日至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时，国民党军队即丧失了一百万人。四个月内国民党军队的补充情形尚未查明，假定它能补充三十万人，亏短数为七十万人。这样国民党的全部军队包括陆海空军、正规军非正规军、作战部队和后勤机关在内，现在只有二百九十万左右的人数。人民解放军，则由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百二十万人，增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的二百八十万人，现在又增至三百余万人。这种情况，就使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长期占有的优势，急速地转入了劣势。这是由于四个月内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英勇作战的结果，而特别是南线的睢杞战役⑴、济南战役⑵，北线的锦州、长春、辽西、沈阳诸战役的结果。国民党的正规军，因为它拚命地将非正规军编入正规军内，至今年六月底，尚有二百八十五个师的番号。四个月内，即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了营以上部队合计共八十三个师，其中包括六十三个整师。
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至于在全国一切地方消灭反动势力，完成人民解放，则尚需较多的时间。
敌人是正在迅速崩溃中，但尚需共产党人、人民解放军和全国各界人民团结一致，加紧努力，才能最后地完全地消灭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如去注毕。
一九四九年六月毛主席为《光明日报》创刊题词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胡愈之参加了北平文化接管委员会，负责接管了国民党的《世界日报》，并为筹办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日报》作准备。原来还在西柏坡时毛泽东就曾和胡愈之提过，应该办一张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现在正好把《光明日报》办成为知识分子发表言论、进行思想学术交流和开展对知识分子教育的文化阵地。
经过三个月的筹备，6月16日，在毛泽东的同意下，《光明日报》在北平创刊，胡愈之为首任总编辑。应胡愈之邀请，毛泽东为《光明日报》创刊号题词：“团结起来，光明在望，庆祝光明日报出版。”
9月，胡愈之被聘为新华书店总编辑，并着手筹划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10月3日，第一次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毛泽东在胡愈之和陆定一的陪同下，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并为会议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
早在20世纪30年代，胡愈之曾为开明书店主编过大型的国内外报刊文选杂志《月报》，但出版七期就停刊了。因此，他一直想出版一种文摘刊物，一卷在手，读者就能知道天下大事，了解学术、文化教育、文艺及科技的最新成果和优秀作品，及时掌握信息与资料，还可供日后查阅使用。建国前夕，在他的积极倡议下，此事终于得以实现，并将此刊物定名为《新华月报》。他亲自写信给毛泽东，请其为《新华月报》题词。
毛泽东接信后，于9月29日为刊物写了题词：“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而胡愈之则亲自作了一篇题为《人民新历史的开端》的代发刊词。11月，在胡愈之的积极筹办和毛泽东的支持之下，《新华月报》创刊号诞生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胡愈之虽然也处在逆境之中，但他还是处处帮助别人，关心别人。1972年7月5日，毛泽东的姨表兄王季范在京病重，作为王季范的学生和挚友，周世钊专程进京探望，并拜访了一些老朋友，大家无不为国事担忧。7月16日，周世钊在胡愈之寓所与胡愈之、杨东莼、楚图南、萨空了和沈兹九等人谈了一晚，达成了要向毛泽东上书言事的共识。
一九四九年九月毛主席为《新华月报》创刊题词
以下为如去注：
关于周世钊：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字惇元，又名敦元、东园，1897年3月12日出生于湖南宁乡县五都东湖塘石子冲；1913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毛先生同学六年，共寝五载，情谊甚笃。
1918年夏，周世钊首批加入毛先生发起并领导的新民学会，兼工人夜校管理员，积极支持和协助毛先生的革命活动，在创办《湘江评论》、“驱张运动”、创办“文化书社”时期，与毛先生通力配合，结下深厚的友谊。
当时，在徐特立的言传身教影响下，周世钊抱定了“教育救国”的理想，矢志从事教育。故在1921年，周世钊谢绝参加毛先生、蔡和森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发展，赴南京考入东南大学，学习教育和文学。
对于周的这段经历，毛先生在新中国建国后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说：“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
由于周世钊在青年时期与毛先生结下了深厚情谊，故建国后常受毛主席邀请到北京，两人过从较密，时有诗词唱和。周世钊在中国现当代诗词界名声不显，但他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诗词大家。翻开《毛泽东诗词集》，便会发现，真正能与毛先生作诗唱和的，只有柳亚子、郭沫若、周世钊三人；柳亚子是南社领军人物，郭沫若是文坛泰斗，而周世钊是毛先生的少年同学。
周世钊不仅是毛先生的同学、诗友，而且还是挚友、诤友，曾被主席称作“贤者在位与能者在职”可以得兼的人。新中国成立后，周世钊历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省教育厅副厅长、湖南省副省长、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76年４月20日在长沙病逝。
如去注毕。
毛主席写给周世钊的信件
10月2日晚，在王海容陪同下，周世钊前往中南海晋见毛泽东，当面递交了8月5日写好的近四千字长信，双方长谈了三个小时，并达了胡愈之等人希望见面进言的愿望。毛泽东看信后，便指定汪东兴去听取意见。从10月3日下午至10月5日下午，汪东兴用了整整两个下午听取胡愈之、周世钊、杨东莼的进言，其间华国锋也来听了一个半天。
胡愈之三人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便很诚挚、很沉痛的心情和态度，对当时全国带有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作了痛切进言。进言全部内容由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李金德记录。周世钊谈的是教育问题，杨东莼谈的是青年问题，胡愈之则着重谈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搞“群言堂”的必要，希望在可能的条件下恢复民主党派的活动，即使是恢复部分代表人物的活动也好，并表示如可能，他愿意出来筹办一份报纸或杂志，认为这对疏导舆论，团结知识分子有积极作用。胡愈之的这一愿望，在当时没有实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他又多次强调必须发扬民主，提倡“群言堂”。1985年4月，在他的积极倡导下，民盟中央创办了《群言》杂志。
<全文共两部分、这是第二部分。完>
文后说明：
文中相关史实来自于《毛泽东与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献出版社 尚同编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