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出版人、英语文学重要奖项布克奖的创始人汤姆·麦奇勒说过：“在我看来，出版业中最重要的环节是与作者的关系以及对他们作品的编辑。”
作为一个标准的老派出版人，麦奇勒在20世纪坚守的一直是书稿本身的内容。也是在整个20世纪，这种几乎是整个出版业的共同追求塑造了一大批伯乐与千里马的故事。比如著名的“天才捕手”麦克斯韦尔·珀金斯发现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和伍尔夫就是其中范例。而在这种发现之外，编辑的另一作用还在于“引进”。大量优秀的书籍或者作者也许早在一些特定的文化圈或圈层中获得声誉，但缺乏一个合适的“引路人”完成破壁。发现和破壁，对于出版和知识文化的贡献可以说不分伯仲。
在当下的时代，图书的宣传、销售的重要性已经不亚于作者和编辑，更多的出版业前端和非出版业的销售者已经成为出版的另一个重要支柱，实际上他们做的事情和编辑一样都是破壁，一个是文化突围，一个则是阅读范围的突围。相较于各种营销技巧和营销突围——消费领域的历史，出版编辑代表的出版历史则往往付之阙如。西方像是兰登书屋、企鹅出版社、伽利玛出版社的历史都有相关的作品，甚至有专门的出版人传记，而在国内李昕的《翻书忆往正思君》可以说正是补充国内出版史空白的作品。
《翻书忆往正思君：一个出版人和一个文化时代》，李昕 著，青豆书坊丨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10月版。
李昕作为三联出版社前总编辑，在整个出版生涯里经手的重要图书无数，由于曾经在香港三联的任职经历，李昕成了很多著作在两岸三地的联系人。出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多港台经典著作都很难进入内地市场，和一般出版人不同，李昕的使命就是在大量的藩篱中斡旋，找到一条图书突围的道路。
李昕主导引进的著名作者和著作，有过去二十余年在内地家喻户晓的李敖，有过去十五年畅销百万册影响无数人对改革开放理解的《邓小平时代》，有对现当代历史回忆和散文写作翘楚的王鼎钧，甚至不在这本书中的齐邦媛《巨流河》、余英时作品系列。这些作者，有的如今已经在阅读界“被迫”销声匿迹，有的成为了在内地的孤本作者。这些结局，从另一个角度标榜了李昕的突围之功。
除了引进上的突围，李昕还实现了对作者的发现，“红色特工”马识途，（上世纪）80年代末销声匿迹的刘再复，都最终被李昕挖掘出来，成为了相关领域的畅销作者。而与挖掘、引进相对的，则是突围的艰辛，沟通交往的不易，以及谦逊背后的学识与策略。在《翻书忆往正思君》20余件出版往事中，我们时常能见到不同面貌的李昕，来应对不同的人物与环境。
在四十年的出版生涯中，李昕遭遇的最具戏剧性的出版事件无疑是傅高义与《邓小平时代》一书的版权争夺和背后的出版故事，甚至可以成为引进版权出版的范例。作为后来者的三联，面对三十多家出版社的竞争，李昕很好地运用了三联本身的学术招牌，以真诚换信任，将对作者的了解转化为手中的杀手锏，将对国内审核机制与文本处理技巧之间的张力精准对应到傅高义自己对作品出版担忧的回应。在时间、报价、印量报价都不具备优势的情况下，完全调配起三联的学术运作机器，最终后发先至的结果，不仅缘于李昕的真诚，还缘于通过书了解傅高义本人的智慧。
虽然这本书的“版权战争”发生于2012年，但60岁的李昕提出的对傅高义书稿处理的五项原则实际上早已经贯穿于他整个编辑生涯：
一、能不动就不动； 二、改动不伤害原意，以删为主不修改内容； 三、尽量以改动个别字词解决问题，避免大段删动； 四、编辑处理此类问题前应征求作者同意； 五、宁可壮士断臂，不必削足适履。
每个出版人都有自己的出版原则，无论立意如何，受困于现实利益的考量，以及来自审核和作者不同的压力，最终能落实、落地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丁曾经说“翻译即背叛”（Traduttore—traditore，这也是一句著名的意大利双关俗语），强调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在表意、情节乃至结构这些问题上，也就是我们所说一个故事在讲述什么、是如何讲述，在对原著的忠实性上，都会存在重大的偏差。
而对于处理书稿，尤其是有必须进行删改的书稿时，这种挑战甚至比翻译更甚。李昕能在12年的“战争”中成为最后的赢家，依靠的就是应对这种挑战长足的经验和坚定的原则。齐邦媛的《巨流河》，李敖的作品系列，王鼎钧的回忆录，邵燕祥的回忆录，以及后来马识途先生的著作，都成为了这五项原则的集中体现。当傅高义强调“所有的改动，都经过了我的认可”“整本书中没有一句话不是我说的”，就已经奠定了《邓小平时代》在编辑出版领域的经典地位。
“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在二战爆发前的一次宴会游戏中，一位在牛津大学修古典文学的贵族，把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的这句诗告诉了以赛亚·伯林。没想到这句酒后闲言，竟激发了伯林的思想火花，催生出他著名的“思想史面貌”二分法。如果我们将其带入出版人，就能发现李昕的出版生涯无疑是狐狸型的。我们很难定义他的出版方向，文学史诗、回忆录传记、近现代历史、文人掌故，都有过重要作品出版。但一旦遇到“刺猬”，李昕会变为一个虔诚的倾听者和学习者。
吴敬琏先生三次更改李昕所起的书名，因细节差池对杨绛先生的三次道歉，面对自己的引路人韦君宜先生的误解以及再理解后的释然，与那个雷厉风行的李昕全然不同。他希望减少在细节之处的作者的“背叛”，他希望在书稿中，在对历史和作者本身的处理中不要留下遗憾。正如珀金斯所言：“我讨厌被人写……我渴望无名，我认为编辑应该是无名的，作者才是他生命中的重要人物。”他会随时回到那个“狐狸”一般的状态。在后记里李昕强调本书的第四辑，“主要不是写人而是写事，每篇都涉及一些笔墨官司。”通过澄清梁启超换肾因西医失误而死的谣言，梳理争议人物李敖的二三事儿等，李昕展现了他对历史和人物的熟稔，用轻松顺畅的考据和整理，展现了多知与编辑应有的严谨。这些人事考古，不仅给出版史留下了财富，也给整个文化界留下了贡献。
书籍的存在使得人们得以逐渐摒弃口口相传以保存信息的方法，教人沉默、安静、思考。而那些关于书籍本身的书籍，似乎往往不被重视，如同读者阅读时常会记住作者，很少有人会在意版权页上的那些编辑的名字和书本封面背后的故事。在封面之下，一本书——一个文本符号，它的创作、生产，永远要面对冲动与考验，对李昕而言，在编辑出版经典作品之余，为还在萌芽期的中国出版史留下作品，既是实践，也是新的实验。《翻书忆往正思君》的副标题“一个出版人和一个文化时代”，也许正在预示着一场关于出版写作本身的黎明。
撰文/阿隆
编辑/商重明
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