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遗迹与遗物，而且随着田野考古的不断开展，新的发现层出不穷。也正是这一点，使得考古学成为一门研究古老学问的年轻学科，也是一个魅力无穷的学科。同时它也常常是解决一些历史问题的关键，正如郭沫若所说：“地下发掘出的材料每每是决定问题的关键。”王国维也曾说：“自古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陈寅恪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不断涌现的新发现，也决定了考古学是一门知识更新较快也是永远年轻的一门学科。
作为中国考古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隋唐考古学，首先是中国考古学按照朝代划分的一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一个分支，不仅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畴，而且是典型的历史考古学。它所研究的对象不仅仍然是遗迹和遗物，还有其自身的研究特点。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数量巨大，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揭示当时社会深层次的问题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同时，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问题，不仅是历史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且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特色。因为像中国这样古籍如汗牛充栋的国家世界上恐怕再难找出第二个。如何让这一特色能够得到很好的利用并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并为世界所承认，则是值得不断探讨的一个问题。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对历史考古学的定义：历史考古学是从研究的年代范围上而言的，属于考古学的两大分支之一，研究范围限于有了文献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与史前考古学的界限在于文字的发明。在世界各地，文字的发明有早有晚，所以各地区的史前考古学的年代下限和历史考古学的年代上限各有不同。历史考古学和史前考古学一样，也是以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但由于历史考古学必须参考文献记录，同时还需要结合古文字学、铭刻学、古钱学和古代建筑学等知识，只有这样才能究明历史时代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断定绝对年代的手段来讲，历史考古学主要依靠文献记载和年历学的研究， 这和史前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技术有一定区别。隋唐考古学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要从隋王朝到后周灭亡（581—960 年），包括隋、唐、五代十国。
从隋唐考古学的研究历史来看，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英、德、法、日等国即派遣所谓的探险队，先后进入我国的新疆、甘肃等地，挖掘墓葬、调查古城遗址和石窟寺，掠走大批隋唐时期的文书、壁画、绢画和其他文物。1900年以后，在新疆及近邻地区进行过多次考察的就有英国的斯坦因，瑞典的斯文赫定，德国的格林威德尔、勒柯克，日本的大谷光瑞、橘瑞超，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科兹洛夫、奥登堡等。他们发掘的和隋唐时期有关的地点有：吐鲁番的高昌故城、交河故城、阿斯塔那墓群；吉木萨尔的北庭都护府城址。他们从这些遗址盗掘并窃取了大量唐代丝织品和其他珍贵文物。1906—1910年， 日本人足立喜六受聘于陕西高等学堂（今西北大学前身），他利用授课之闲，曾部分地实测了长安城遗址，调查了关中唐十八陵，写了《长安史迹考》一书。日本侵占东北期间， 又大规模挖掘了渤海上京龙泉府等遗址——东京城。20世纪40年代，日本人安藤更生还对扬州城址进行了调查。
中国考古学者在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旁的雅尔湖和甘肃敦煌老爷庙发掘了唐墓。1927 年，中国、瑞典共同组织成立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由北京大学教务长徐旭生担任中方团长，斯文赫定任瑞方团长，黄文弼代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参加该团到新疆从事考古工作。其间，黄文弼在吐鲁番附近调查发掘了高昌故城、交河故城遗址及高昌墓地等，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调查了汉唐时期的城堡、寺庙、沟渠和屯戍遗址等。袁复礼在新疆吉木萨尔附近，勘察并实测了唐北庭都护府城址。1929年，在发掘安阳殷墟的同时，还清理了175 座隋唐墓葬。1939—194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 在云南大理附近调查发掘了南诏时期的几处遗址。后来，又与四川博物馆等单位合作，由冯汉骥、刘复章等于1942年在四川成都发掘了五代前蜀王建墓，并于1964年出版了发掘报告。1937 年，中国营造学社在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率领下，根据敦煌壁画中的五台山图， 在山西五台山发现了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大殿。1944—1945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四家单位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参加者向达、夏鼐和阎文儒3人在武威附近发掘了唐代吐谷浑墓葬，在敦煌老爷庙发掘了2座唐墓。这些早期的隋唐时期的调查和发掘，对以往的古不考三代（夏商周） 以下的思想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突破。
与现代考古学相映生辉的传统金石学也有一定发展，特别是隋唐墓志的收藏与研究， 格外引人注目。清末民初，罗振玉为隋唐墓志的收集整理做了大量工作，他以在北京古董店购买到的墓志拓片为基础，四处访求，并亲自到河南一带访拓。而后，将自己收藏的拓片一一加以录文，陆续编辑成书，刊刻出版。有关著录就有：《芒洛冢墓遗文》《襄阳冢墓遗文》《山左冢墓遗文》《邺下冢墓遗文》《广陵冢墓遗文》《吴中冢墓遗文》《高昌砖录》等。这些著录主要收集了西安、洛阳、襄阳、邺城、扬州、山东等地的出土墓志，其中主要是隋唐时期的墓志。此外，他还编辑了《蒿里遗文目录》《蒿里遗文目录续编补》《墓志征存目录》等，在墓志收集整理方面建功卓著。其中《墓志征存目录》（后由其子罗福颐整理成书）一书共收入隋代墓志目录202件，唐代墓志目录3083 件。1924年，于右任收集到晋至宋时期的墓志300方，其中有150方唐代墓志，1930年编写成《鸳鸯七志斋藏石目录》。20世纪30年代，张钫开始收集唐代墓志，仅5年时间就获得1000多方志石，以后又陆续收集到约2000方，并在河南新安私邸的花园内建造了砖券窑洞，将陆续所收集到的墓志镶嵌在壁间，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为其题名“千唐志斋”。1935年，由郭玉堂整理成《千唐志斋藏石目录》。同时，河南省博物馆收集的志石也达千余方，国立北平图书馆和私人藏志石目录也相继出版。1941年，郭玉堂又著《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对洛阳地区出土墓志的地点、时间进行了详细记录。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和配合新中国的大规模基本建设，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三家联合，先后举办了4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考古工作者，其中就包括大批研究隋唐考古学的学者。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编写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961年）首次对隋唐考古进行了简要的综合论述，这标志着隋唐考古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写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年）则更进一步丰富了隋唐考古的内容。此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986年）中，隋唐考古的内容占了相当篇幅。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版的隋唐时期的考古报告数量非常有限，主要有《唐长安大明宫》（1959年）、《西安郊区隋唐墓》（1966年）、《唐长安城郊隋唐墓》（1980 年）等。
进入21世纪，隋唐长安城及其他地区发现、发掘、调查的帝陵、王公贵族墓葬，多以单独的考古发掘报告的形式出版，形成了近些年来隋唐考古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其代表性的报告有《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2000年）、《唐金乡县主墓》（2002年）、《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2004年）、《唐惠庄太子李㧑墓发掘报告》（2004年）、《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2004年）、《唐李宪墓发掘报告》（2005年）、《唐安国相王孺人壁画墓》（2008 年）、《五代李茂贞夫妇墓》（2008年）、《唐史道洛墓》（2014年）、《唐顺陵》（2015 年）、《唐懿德太子墓发掘报告》（2016年）、《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2017年）、《唐昭陵韦贵妃墓发掘报告》（2017年）、《太原沙沟隋代斛律彻墓》（2017年）等。而早年出版的《固原南郊隋唐墓地》（1996年）以及《偃师杏园唐墓》（2001年）、《陕西凤翔隋唐墓—— 1983—199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2008年）、《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2012 年）、《武昌隋唐墓》（2021年）则提供了几处墓群的埋葬情况。这些为深入研究隋唐时期墓葬制度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此外，各类重要遗址的考古报告也相继出版，《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2010年）、《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2014年）、《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2013 年》（2015年）分别展示了洛阳自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以及扬州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的发掘成果，是隋唐洛阳城和扬州城发掘成果的集大成者。《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2016年），提供了这座武则天时期修建的礼制建筑的概貌。早年出版的《唐华清宫》（1998年）以及《隋仁寿宫·唐九成宫——考古发掘报告》（2008年）为研究唐代离宫提供了重要资料。《青龙寺与西明寺》（2015年）则为唐代长安城寺院布局样式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唐长安醴泉坊三彩窑址》（2008年）、《巩义黄冶窑》（2016年）则为陶瓷器特别是唐三彩的生产地及其生产过程、产品特征等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黄河蒲津渡遗址》（2013年）为研究隋唐时期的桥梁、渡口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从这些已经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也可以看出隋唐考古目前的研究状况。
作为中国历史考古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隋唐考古学，也需要理论和方法的不断创新。近几十年来，前辈学者们进行了艰苦而有成效的探索。以宿白先生为代表，创建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而隋唐则是中国古代石窟寺开凿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一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隋唐考古学。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宿白先生在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对中国石窟寺的研究实际上是反映着中国考古学在石窟寺考古研究方面的全部历程。”另外，隋唐考古学的理论探索还包括如何将考古学资料与文献资料完美结合的问题。历史考古学在分区方面的研究， 相对于史前时期而言，还是比较薄弱的。20多年前，徐苹芳先生撰文对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分区问题进行了探讨，他指出：中国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与史前考古学文化分区，在内容和方法上皆有所不同；在研究中国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时，一定要考虑当时人对地理分区的意见；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政治体制建立，全国一统的因素大大加强，它对中国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历史考古学文化内涵丰富，在文化分区方面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中国历史考古学文化的分区上，民族的移动，因战乱和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口迁徙，都对中国不同地区文化上的差异产生了影响。这一论文对于隋唐考古学文化的分区研究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此前，权奎山在对南方地区隋唐墓葬进行分区和分期研究时，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墓葬的分区与当时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这些理论探索和实践，都对隋唐考古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丝绸之路”经过汉魏晋时期的发展，隋唐时期空前繁荣，自然也成为这一时期考古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在各类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域外遗物或域外色彩浓厚的遗物数量巨大，如数以千计的各类外来金银货币，陶俑中的胡俑，金银器中的高足杯、多曲长杯，长沙窑瓷器上所装饰的卷发外国女郎、装饰阿拉伯文字的扁壶，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的伊斯兰玻璃，临潼庆山寺塔基地宫出土的人面铜胡瓶等，无不洋溢着“丝绸之路”的光辉。这是隋唐社会的国际色彩所决定的，也正是隋唐文化的魅力所在。但是，由于隋唐时期的考古发掘中，经常会出土一些精美文物，对这些文物的研究不但必要而且必需，但“忽视理论，脱离历史，把考古学的目标降低到仅限于对古器物本身的欣赏、鉴定和考据”（夏鼐语），这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这当然也包括隋唐考古在内。
隋唐考古学的研究中也存在许多应当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与其他历史考古学中存在的问题相似。在“世纪之交中国考古学精品战略研讨会”上，学者们指出：目前汉唐宋元考古学中，两汉和唐代考古工作开展较多，宋辽金元明考古学比较薄弱。从总体上看，汉唐宋元考古发掘和研究缺乏统筹规划和宏观控制，薄弱环节和缺环较多；在发掘中有重墓葬轻遗址，重大墓轻小墓，或碰到什么挖什么的倾向，随意性大，学术目的性不够明确；在研究方面，对汉唐宋元考古学课题构成、学科生长点、前沿课题、主攻方向缺乏共识，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的广度和力度不够；学科基本建设薄弱，至今尚未建立主要遗迹与遗物的发展演变规律；和其他时期考古学一样，资料整理、编写和出版滞后，经费短缺，人才断层，科技手段落后或缺失。针对存在的问题，学者们认为：汉唐宋元考古学应当加强都城和城址考古、手工业遗址及其产品、帝王陵寝制度和丧葬制度、中外比较和中外交流考古学以及边疆考古学的研究。特别是墓葬研究方面，应当加强墓葬分区、分期和类型研究，从而建立墓葬形制和主要遗物组合以及形制的发展演变序列。这些看法不仅为隋唐考古学的学习和研究指明了方向，也应当在学习中引起足够的重视。
《隋唐考古》（冉万里编著.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2024.10）是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上编写而成的。其编写宗旨是从讲述基本知识和基本概念入手，尽量吸收至目前为止已经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新的考古发现资料，使得该著作的使用者，能够通过学习此书，对隋唐考古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同时也能借助此书展开自主学习。由于能力所限，错误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及使用本书的学生指正。
本文为《隋唐考古》（冉万里编著.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2024.10）一书“前言”，略有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西北大学考古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03-079598-4
责任编辑：王光明 董 苗
隋唐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属于典型的历史时期考古学，上承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下启宋元考古。这一时期国家统一，政治清明，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各类遗迹与遗物数量多且丰富多彩。遗址类有世人瞩目的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洛阳城遗址等；遗物类有色彩绚烂的三彩器、金银器、各类栩栩如生的造像以及反映“丝绸之路”繁荣的异域遗物等。通过学习，不仅可以加深对“汉唐雄风”的理解，触摸隋唐文化的脉搏，更能深刻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等特征。
本书适合于文物、考古工作者，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参考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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