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就从媒体的报道上获知谢俊美教授在研究晚清重臣翁同龢，也许出于同姓缘故，让我在记住翁同龢的同时，也记住谢俊美的大名。但我们真正的相遇相知却是在上海中山学社的学术研讨会上，因为姓氏笔画数相近，在安排研讨座位上往往紧密相邻，这样也就有了更多沟通和交流机会，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和学友。
谢俊美（左）与此文作者翁长松（右）摄于2021年6月
南开大学青年才俊
谢俊美，1942年生于江苏盐城，祖上属河南陈留堂一支。东晋以后，从中原南迁，清乾隆初年由浙江落籍盐城西乡（今大纵湖镇），耕读为生。抗战爆发期间，其父在反日军扫荡战斗中受伤，落下病根难以从事体力劳动，1949年苏北新中国成立后，应召出任小学校长，遂也成了谢俊美的启蒙老师。谢俊美说：“父亲自担任校长，他识字不多，但意志顽强，经常冒雨冒雪向有文化老师求教。他的奋斗精神，顽强意志，给我影响很大，我在他的影响下，拼命读书。”谢俊美是在大纵湖镇读完小学，1956年考取盐城县中。盐中的前身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校内正北楼是当年刘少奇、陈毅、洪学智等老一辈革命家办公地方，使他受到革命传统熏陶及参与力所能及的工作。据谢俊美回忆说：“曾参加中央省党史办对盐城新四军资料抄录，这对我后来学习近现代史很有关系。何况我的故乡就是革命老区，此外，胡乔木、乔冠华等都是盐城人，这些都是影响我决定报考历史系原因，周恩来总理南开毕业，令人景仰，也是直接影响我报考南开大学。说来凑巧，那天盐城地区中等技校考试考场设在我校，作文题目是《雨后》。复习之余，我也作了一篇，并请语文老师修改，想不到这次高考作文题也是《雨后》，所以，我得了高分，被南开录取。”
1962年，谢俊美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是郑天挺教授。当时授课老师多毕业于西南联大或留学欧美日本的高才生及学问深厚的学者。南开老师多以自己的著作授课，求真务实，丰富精辟，给予谢俊美日后教育研究以深刻的影响。在南开六年，谢俊美除了认真学习读书外，曾任《火花》墙报主编，也曾参加过李秀成的学术研讨会，代表南开年级发表评价李秀成的文章，受到老师魏宏远、刘泽华、来新夏等名师的肯定和好评，同时，也折射出青年才俊谢俊美不俗的史学才识。1959年思想活跃，文笔流畅的谢俊美，又在《历史教学》杂志上刊发了他的处女作《论清代闭关政策》，文中论述自给自足经济是闭关政策的基础，强调闭关阻隔了我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也是导致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此文受到历史学家戴逸关注，戴逸还联系自己学术思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闭关的教训》，参与讨论让谢俊美颇受鼓舞和鞭策。
1968年离校，谢俊美被分配到上海戏剧学院附中任教。他不忘历史研究的当年初心，联系故乡曾受日军扫荡烧杀掠夺暴行，襁褓中被迫在芦苇荡中躲藏，险遭日军杀戮的惊险经历，萌发了工作之余，穷十年之功，搜集日本侵华史料，撰成了一部近30万字的《日本侵华史》书稿，以揭露和声讨日军侵华的滔天罪行。
谢俊美先生近照
师从陈旭麓受赏识
上苍不负有志者和有思想准备的人。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谢俊美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他是拎着这部《日本侵华史》书稿与陈旭麓教授见面的。陈教授被他的韧劲和求知精神所打动，录取了他。
说起陈旭麓，让我也联想起我1974年与他交往的岁月。那年我作为《文汇报》通讯员，经报社理论部主任张启承的推荐参加了上海市委写作组举办的首届历史学习班学习，学习班设在原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漕溪北路40号）四层楼高那幢大洋房内。当年我就是在历史所内零距离聆听他讲授中国近代史。那年他56岁，我23岁，咱们几乎是两代人，记得他操一口湖南土话，初听有些难懂，但时间长了、听他授课多了，也就习惯，也不影响交流了。
陈旭麓天庭饱满，两眼炯炯有神，但他不修边幅，长年穿着那件陈旧的中山装，显得像个土里土气农村大爷，但这不影响他做学问和非凡的史学造诣。他对年轻学子热心呵护，循循善诱，予以无私指导和鼓励。记得一次见我手中握着一卷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所著的《史通》线装本，笑容可掬地说：“小翁，多读古籍经典好，坚持数年必有收获！”接着又说：“天下做学问，无捷径，唯有多读经典、勤思考、多动笔，才是正道！”寥寥数句，醍醐灌顶，从此长年在我心中回荡，鞭策我前行。这番话是陈旭麓长期治学的经验之谈和思想精髓，也是他所以能从湘乡私立起陆中学任教，一路走来，脱颖而出，创造‘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思想学说的关键因素，独领风骚，成长发展为大学名教授，名扬遐迩历史学家的成功秘诀。
大凡造就一位学者，除他本人天赋智商高外，在其成长过程中往往拥有一个优秀指导老师也是至关重要的。谢俊美是有福的幸运儿，竟然在研究生学习成长过程中有缘成为陈旭麓学生。自1978年，他成为陈先生学生后，一边听先生讲课，一边为先生搜集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相关资料，还负责帮先生记录整理讲稿。先生对谢俊美颇为赏识，也加倍呵护和指导，不仅教他如何治学，如何为文，还引导他在宏观、理论、辩证、逻辑思维方面下功夫，在研究人物上学会形象思维；在史料应用上，强调“研究历史，光有史料不行，要善于将史料消化理解后，融入文章里”，即如何学会用自己语言去表达思想内容；在写作技巧上，为文要有文采，力求形成个性语言特征。为了更好提高唯物史观和古典文化素养，先生还要求谢俊美多读书、多读马克思哲学著作，多读文学经典名著，例如《红楼梦》、古今小说、唐诗宋词等。在先生指导下，谢俊美不仅读了数以百计的中外经典名著，达到融化贯通境界，同时，还深入地明确了读书学习目标和奋斗方向，更加踏实自信和向前。
协助“新陈代谢”研究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做学问也是如此。1981年谢俊美研究生毕业留校，出任陈旭麓中国近代史研究室学术秘书，协助先生从事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课题研究，并为先生查找资料，整理文稿，有时也偶尔代为起草文稿，从中得到先生的许多教益和指导，迅速增长了学问和才华，同时也为后来陈旭麓《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的成功问世贡献了一份力量。作为弟子，谢俊美始终以崇敬眼光瞻仰着先生，不断地接受着先生学术文化的传授和熏陶，亦步亦趋，十年磨一剑，终于修成真果。
近代中国是我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变化最大的时代，由一个封建君主制演变为人民民主共和国。但长期以来却少有人研究，即使有人问津也是蜻蜓点水，例如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虽完成了《中国通史简编》巨著，却仅写出上册本《中国近代史》。陈先生对当年史学界这种舍近求远，厚古薄今的学术研究动态很有想法，并针对这一现状经过多年深思熟虑的思考和研究，有的放矢提出全新的“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学术思想，即用“新陈代谢”一词来形象生动地展现近代中国社会的百年历史“变”的特点，响亮地指明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变化发展的社会。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经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转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立，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浪头，迂回曲折地新陈代谢的社会发展形态。先生的这一史学观生动地揭示了我国近代社会发展本质特点，也为后人研究中国近代史开辟了一种新方法和新途径。为了深入研究和传播“新陈代谢”思想学说，先生指定爱徒谢俊美参与该课题的研究。陈先生对他说：“早年钱实甫教授对清代官制作了多年梳理，但没有讲‘变’，你要在‘变’字上下功夫。”谢俊美不负恩师的期望，遵照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历史观，历时十余年最终完成了一部45万字的《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初版）。全书有《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中的军政府》《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和夭折》《联邦制论和联省自治运动》等20个章节，集中论述了鸦片战争后到民国初期中国政治制度“新陈代谢”的重大演变。书出版后受到政治学、历史学专业和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欢迎，当年被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列为优秀的学术著作，很快销售一空再版。201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第三版，并成为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全国诸多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必读参考书。
翁氏研究第一人
说到谢俊美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笔者最为钦佩和欣赏的是对翁氏的研究成果。据唐代谱牒姓氏之学专著《元和姓纂》记载：“周昭王庶子食采于翁山，因以为氏。”又见《姓氏考略》：“周昭王庶子食采于翁山，因以为氏，望出钱塘。”故翁氏谱牒《翁氏源流歌》中开首说：“翁氏肇翁山，在周乃姬姓。”这是有历史文献记载的。翁氏为周昭王后裔，已有三千余年的历史，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姓氏，也是个有趣的历史文化话题。这个话题也很早引起思维敏捷的谢俊美关注和重视。
谢俊美在《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前言》中说：“1981年我开始领受这一课题后，不久，又开始有关常熟翁氏，尤其是对翁同龢的研究。在这两项研究中，以翁氏研究费力最大，费时最久，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也较大。”那么清代名臣数以百计，谢俊美为何唯独青睐选中翁同龢呢？对这个问题在近期独家专访中，谢俊美为笔者做了解释：“翁氏是江南大族，父子同朝为帝师，职掌文衡，一门四世，代有才人，是江南少有的望族，翁心存主朝清正，翁同书、翁同爵、翁同龢协执掌权衡，这些在当时世族中少有，且人品高尚，有才有德，我看了史料，对这一家族肃然起敬。所以，决心一辈子研究这一家。”言者心声!这是谢俊美由衷的肺腑之言，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经过努力终于写出了《翁同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这是谢俊美的第一本书，也是翁氏研究系列的第一种。为此谢俊美花费了极大心血。翁同龢身前虽留有一部手写日记，由于种种原因，却屡遭删削改纂，且手迹多处涂改，不易辨识，但谢俊美没有畏难退缩，反而认为要研究翁氏必须先读通读懂这部传世手迹本《翁同龢日记》，经过一年多夜以继日地披阅努力，终于将日记“啃读”一遍，并按日记中所提人物、事件做成卡片，而后再去查阅相关资料。同时他又阅读《清实录》《光绪朝东华录》《筹办夷务始末》《清史稿》等，进行地毯式搜检，还不辞辛劳去上海图书馆，上海各高校图书馆查找，甚至多次自费前往北京、南京、苏州、常熟、合肥、长沙、广州等地全国性大查找，瓜熟蒂落，终于有了这本传记。陈旭麓也很高兴地说：“翁同龢已死了80余年，却还没有人写过，如今谢俊美填补了这一空白。”
在成绩面前，谢俊美没有沾沾自喜，停辍不前，而是跃马扬鞭奋勇向前，后又有《翁同龢传》《常熟翁氏》《翁同龢评传》《翁同龢集》《翁同书传》《翁同龢年谱长编》《翁同龢人际交往与晚清政局》《翁同龢与近代中国》等翁氏系列作品问世，其中不乏精品巨著，如《翁同龢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第1版），全书3大册，1990余万字，长达1815页，被评为2018年该社文科类的十大优秀著作之一。此长编以翁同龢为主线，从大量的翁氏文集、日记及相关资料中爬梳、罗列、提炼，展现翁同龢跌宕起伏，充满悬念，人生的活动轨迹，还入木三分的理清翁同龢身上发生的一些历史悬案，例如1898年翁同龢被开缺回籍，究竟是西太后还是光绪旨意？这在我国史学界曾众说纷纭，莫衷是一，现经谢俊美的研究和推敲及“亲见光绪帝朱笔所书同龢开缺回籍的谕旨，是光绪帝下令让同龢回籍”记载，终于水落石出，正本清源，解决了这件历史悬案，可见《长编》的严谨和权威性，也折射谢俊美治史和著作的科学严谨性。
《翁同龢人际交往与晚清政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6月第1版），则是一本极佳展现翁同龢人际交往众多历史实录，全书有《家族与家世》《同光问政》《甲午年间》《戊戌前后》《人际交往》《晚年在籍与去世》等七大部分，约750万字，并附录有《翁同龢生平大事简表》《百年来翁同龢研究概述》《翁同龢开缺、革职原因考》《翁同龢日记删削改篡影印出版的真相》等资料。谢俊美在《前言》说：“当初在撰写和出版有关翁氏著作的过程中，因出版要求和字数限制，着重于翁氏本人的史迹撰写，与之有关的其他方面并未展开，尤其是同政局息息相关的人际交往很少，对此一直抱憾至今。现在手边留有大量未曾使用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虽很零碎，但属于吉光片羽，很有价值；有些资料为史书所不载，弃之可惜；有些资料今人闻之未闻，几近湮没，尤其是翁氏人际交往，与帝、后、亲王及部院大臣、地方督抚和众多翰林编修交往的诸多细节为史书所不载，对于了解和研究晚清政坛和当时社会不无价值。”至此谢俊美凭一人之力将有关翁同龢传、评传、年谱、集子、论文集基本出版齐全，前后耗时40余年，计字近800万，创我国史学界之奇迹，也尽到一名历史学家的责任和义务，惠及后人，功德无量，无愧为“翁氏研究第一人”。
破解常熟和浙江翁氏关系之谜
近期也有文友对笔者发问：“翁先生，您也是翁氏后裔，在通读谢先生有关翁氏研究的专著，哪一本印象最深刻？”我答道：“论书的史料和文化厚重，当数《翁同龢年谱长编》《翁同龢人际交往与晚清政局》名列在前，但凭个人阅读感觉和情趣，最吸引我的是《常熟翁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此书不仅史料丰富，考证精辟，描绘细腻生动，还破解了翁氏先人的一些历史谜团。例如对翁氏追根溯源的论述及落户常熟的历史考证，令我拍案叫绝，犹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
谢俊美著《常熟翁氏》签名本书影和扉页
笔者原籍浙江余姚，多年来一直欲解浙江余姚翁氏与常熟翁氏的关系，历史上是否一家人？现据《常熟翁氏•第二章；由浙迁常，耕读而仕》记载：“翁氏之先，出于姬姓。自周昭王封庶子于翁山，因以命氏。其后有称（翁）弘者，仕楚，官左氶，居于梁的原城。西晋末年，因避石勒之乱，由原城北渡南来，定居于钱塘、仁和、海盐、余姚一带。”上述这段话，与笔者祖传家谱《余姚邑翁氏宗谱》所记如出一辙，完全吻合，因此余姚和常熟翁氏皆为周昭王后裔，因避石勒之乱，迁居江南。时至元代至元年间，又有钱塘翁氏一支迁姑苏平江（今苏州）。明初，居姑苏长洲翁寿一幼子翁景阳入赘常熟西南乡事件，这就是常熟翁氏的始祖。初期翁景阳家境艰难，但他们头脑清醒，明白要改变现状，出人头地，必须有所作为，唯一途径是教子弟读书，学而优则仕，方可光宗耀祖。此外，别无他途。经过七代人坚持努力，到了明代万历年间翁氏迎来了希望，苦尽甘来，诞生了常熟翁家史上第一批举人、进士和从政的官员。至清嘉庆年间，翁心存进士及第，入阁拜相，翁氏家族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到了翁同龢状元及第，成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翁氏更是名震神州，光宗耀祖，名垂千秋。
谢俊美仿佛与笔者心灵相通，饱含激情地说：“翁心存一家，父子入阁拜相，同为帝师；叔侄联魁，状元及第；三子公卿，四世翰苑，如此功名福泽的，实属罕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翁氏一门四世都能在八股时文外，勤研经世学问，在晚清复杂多变的朝局下，突兀峥嵘，虽履历风波而终能化险为夷。尤其是翁心存、翁同龢始终能以经世有用之才匡时救国，他们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正色立朝，其言行举止洞观朝局，对晚清政治文化曾产生过重大影响。”谢俊美妙笔生辉，将翁氏功德才华，画龙点睛般展现得淋漓尽致，绝妙无比，因此翁氏传记一经面世，顿时便博得中外史学界好评如潮。中国台湾师大教授王家俭赞道：“大师一鸣惊人，诚史坛盛事。”韩国研究中国史“泰斗”闵斗基教授特邀请先生出席韩国翰林大学做学术报告，日本神户大学、京都大学等纷纷邀请谢先生访日讲学，欧美著名大学也纷纷接踵而至，邀请谢俊美教授交流和讲学。
笔下不同凡响近代人物
玉琢成器，靠的是功夫，学术成果，靠的是坚持。长期以来谢俊美在翁氏研究领域的坚持和深耕细作，自成一家，达到炉火纯青，晶莹透彻的程度。
为了研究和掌握翁氏家族的来龙去脉和悠久历史，他不仅广泛翻阅家谱、地方志、史书古籍，还多次冒严寒战高温往返于北京首都图书馆、中央档案馆、浙江档案馆、江苏档案馆之间寻寻觅觅，查找翁氏档案资料，辛苦不寻常。更不寻常的是谢俊美还苦心孤诣，别出心裁地将翁氏研究置于晚清和中国近代史之中来观照，造就他在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一张闪亮名片。谢俊美说：“这样立意高，也不多见。从这层意义上讲，我是开拓者。近代史是中国历史大变局的时代，研究历史从来是为现实服务的，只有研究近代史，才能深入认识今天的一切。近代是现代的前天和昨天，知往知古，才能理解今天，知道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历史，才知道今天幸福来之不易，更爱新中国。”这样也再次清楚地道出他的爱国情怀及研究近代史的目的和意义。
综观谢俊美作品我们会发现他的作品中具有一种鲜明闪亮的特点，紧紧围绕我国近代人物、事件来展开的，不断为我们呈现出一个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及惊天动地重大事件。如在《翁同龢人际交往与晚清政局•人间交往》中就叙述了名臣左宗棠功绩：“1876年10月，左宗棠率军收复了玛纳斯城，除了被俄军占据的伊犁之外，新疆全被收复，清朝又恢复了对新疆的统治。”在《举荐康有为》中，谢俊美不仅叙述翁同龢爱国理政，还披露举荐和“密保”康有为支持戊戌变法的勇敢壮举。那么当年翁同龢为何会将康有为推荐给光绪帝呢？谢俊美精准归纳为三点：一是“康有为的变法主张适应了甲午以后清朝统治的需要”；二是“翁同龢与康有为在学术旨趣方面比较接近”；三是“翁家与康家早有来往。”但关键是他们志趣一致，“1895年5月，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备陈变法先后缓急次序和下手之方，献上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四大救国方案。翁同龢见后，大为赞赏。”为此，翁同龢坚定地充当康有为与光绪之间联系的线人，不顾个人安危为戊戌变法作贡献。这再次生动展现谢俊美笔下近代英雄人物不同凡响的光辉形象。
说到谢俊美笔下的近代人物、事件，写得最精彩的当数《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10月第1版）之中人物和事件。全书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叙述和介绍了我国近现代史上的邹容、孙中山、黄兴等12名著名人物；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光复会、中国通商银行、中华书局、“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中国同盟会等8家政治、文化团体和组织；第三部分主要记叙了南北和议、清帝退位、《临时约法》等5件涉及我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此外还附录“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等。谢俊美在序中说：“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发展界碑性的标志。它继承和完成了延绵二百六十多年秘密会党的反清斗争和太平天国推翻清朝的斗争目标。而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权——“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王朝更迭嬗递的历史，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辛亥革命意义深远，谢俊美将其归纳为五点：其一，“民主共和国的确立是史无前例的”；其二，“确立了民族国家的认同”；其三，“中国现代化开始起步”；其四，“催生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兴起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其五，“给人们留下主权在民、国家统一，以及追求民族平等、民主正义的强烈理念”。谢俊美不仅以个性的语言，概括了辛亥革命历史意义，还创造性地提出：“辛亥革命的成功可以说既是‘体制外革命’胜利的结果，也是‘体制内改革’失败的产物。”所谓“体制内改革”，就是在保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采用欧美日的相关政治法律制度，对现存的封建政权进行适当改革；“体制外革命”则借鉴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方式，组织政党，发动民众，武力推翻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就属于体制外革命。这也充分彰显近代中国历史新陈代谢的思想理论，威武雄壮的一幕。
谢俊美著《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签名本书影和扉页
此书不仅谈论辛亥革命，还谈光复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的创建，也谈中国通商银行、中华书局的创立，更谈晚清、近现代史中的英雄人物，展现这群历史风云人物，如何为近代中国历史新陈代谢发展变化中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壮志英雄本色。谢俊美在书中以严谨构思，精美文字，再现了他们威武不屈，豪情万丈，为中华开创共和制的丰功伟绩，例如称“共和国方案的设计者”邹容，在完成从单纯民族主义到资产阶级阶级民主主义转化后，撰写和完成的《革命军》中首先“明确宣布革命的目的是要‘共逐君临我之异种，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之天赋人权’，建立平等、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为这个民主共和国提出了具体方案，制定了二十五条建国纲领。”在论及“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时，更是饱含激情地说：“孙中山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先驱，最初设计者。”还称辛亥革命元勋、爱国者蔡元培：“不仅仅是一位教育家，而且也是一位集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学者于一身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在近代中国并不多见。”他也没忘掉称颂“从呼吁立宪到拥护共和”实业家张謇：“开始主张实业救国，后看到仅有实业还不够，还须国家政治改良，进而主张君宪救国。待到这一政治目的无法实现，于是不再扶持清廷，而转附共和，他的每一政治转向都带有强烈的反思和自我修正的意味。”张謇的思想乃至行为修正目的只是为了救国，为了中国现代化。谢俊美笔下有神灵，将这些近现代精英们的爱国情怀和先进的政治、经济、思想理念展现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
晚年笔耕不辍著作等身
岁月无情，人生易老。谢俊美现已迈入83岁高龄岁月，鬓毛衰，白发苍苍，但可谓廉颇不老矣!他依然腰杆挺拔，精神饱满，神采飞扬。读书、治学、写作不止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每次与他聊起读书生活，神采飞扬，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我爱读古籍，如《纲鉴易知录》《赵翼全集》《日知录》《李慈铭读书记》《四库全书提要》《白居易全集》《三苏集》《曾国藩全集》等经常翻阅，琢磨回味，乐在其中。一旦读到精彩和有感处，我还会挥毫涂上几笔写成小文，投寄报社，与读者交流。如近期就有《我的导师陈旭麓》《导师戴逸》《杨度的人生》《钱大昕的潜研堂》等，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发表，反响颇佳。”此外还有《东亚世界与近代中国》《中国通商银行简史》等专著问世，这是他晚年读书与治史的产物，也是作为优秀史学工作者使命的产物。著作等身，成就显赫，惠及后人，令人景仰。
谢俊美不仅是个历史学家，还是个嗜好藏书的学者。多年来，凡与谢先生聊到藏书和读书话题，他总是犹如打开的闸门，滔滔不绝地聊起所读所藏古籍经典和近期著作。他谦虚地说：“我的藏书不多，却也不乏古籍善本，如1924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翁同龢日记》、民国影印本《张季子九录》等多种，哪天您读书或研究需要我支持，我会为你打开借阅之门！”不久他就兑现诺言，为我提供多种所藏古籍和他本人的著作，并将沉甸甸十余册书，肩背手提地送至我手中，好在他行走依然敏捷，步履矫健，令我惊叹不已，但他毕竟已是耄耋老人，令我颇感意外和感激。
晚年的谢俊美很勤奋，依然才思敏捷，笔耕不辍，还经常会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如笔者就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读到过他的《我的导师陈旭麓》《先生戴逸》《杨度的人生》《钱大昕的潜研堂》等生动活泼，人物楚楚感染人的短篇美文，例如在《先生戴逸》中写道：“在1983年，我去常熟，戴先生正好也回乡和我同住在当时的县第二招待所。初次相见，只见他个子修长，对我问寒问暖，十分亲切。对我研究翁同龢表示全力支持，并表示有什么困难一定想办法帮助解决。我听后，心里感觉到一股浓浓的暖意，感到遇上了一位好老师。果不其然，后来我到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查档案资料，他给我写信分别介绍北京的诸多先生助我。因他的介绍，我结识了中华书局李侃、陈铮、陈东林诸先生和侯明、欧阳红等编辑，当时中华书局与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有业务联系，经中华书局推荐，我的《翁同龢集》纳入出版计划，后来最终得以出版。”这话虽不多却将戴逸的人品、人脉、学问、秉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一清二楚。后他们交往密切，惺惺相惜，互相欣赏勉励，谢称赞说：“戴师志存高远，立志学术事业，文合时运，立论宏通，笔带感情，自成一家。晚年不顾九旬耄耋之龄，全身心地投入中国历史科学事业，令人敬佩不已。”2015年戴逸在给谢俊美的信函中也赞叹道：“与君相识多年，足下风骨俊朗，勤奋著作，文藻秀逸，史才纵横，自成一家。”以简练、精辟、生动语言展现了谢先生史才纵横，勤奋著作，自成一家的光辉学术人生。
谢俊美给予翁长松信函
谢俊美晚年生活是充实而快乐的，他不仅可以无忧无虑地翱翔在晚清、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中发光发热，尽情地抒发和释放真知灼见的史学见解，还可自由潇洒把玩自己爱好。谢俊美自小酷爱书法，俗话说：“三岁到老，六十难改。”翁同龢书法早年崇尚瘦劲，中年转学颜体，晚年得力于北碑，平淡中见精神。他博采众长，对唐代颜真卿和北魏碑版潜心揣摩，深得颜真卿书法之精髓，参以己意，笔力雄健，形成翁氏字体的独特风格，被誉为“乾嘉之后第一人”。谢俊美长年模仿翁同龢书法手迹，日常又坚持用毛笔书写，练就一手漂亮的翁氏体，堪称一绝。
谢俊美是翁氏的贵人，也是我学习的榜样，在他的精神感染和影响下，笔者也曾试着撰成《两朝帝师翁同龢》一文，刊于《新民晚报•夜光杯》2003年5月21日上，社会反响极佳，不久5月26日又被《中国剪报》转载，这说明翁同龢至今在社会上具有巨大影响魅力。这固然与历史上翁同龢所创功德魅力有关，但这也离不开谢俊美先生多年来不忘历史学家使命，对翁氏所作无私传播和宣传有关，感谢先生！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蒋楚婷
来源：作者：翁长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