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我的兄弟王小波》
转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败兴归来，学习英语
七十年代初的北京城，也许是因为心态的原因，在我看来，是一个晦暗落寞的地方。绝大多数建筑都有了年头，有些民居已翻盖多次，墙上的砖头都像鹅卵石一样磨掉了棱角，由于缺乏粉刷和修缮，在煤烟的腐蚀下残旧不堪。这是世代贫穷留下的丑陋印记。人皆有羞耻之心，所以市政当局一旦有了钱，就急于除掉这些寒酸的印记，改换成亮光闪闪的摩登大厦。这些大厦一栋栋分开来看，除了有些异想天开的顶子显得不伦不类，卖相还是相当不错的，只是合在一起显得怪异万分，好比一个暴发户满口镶上金牙，张嘴一笑，金光灿烂。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千年古都的风貌荡然无存，城墙和旧建筑也遭了难。这种做法是有点没文化，但也有可以谅解的地方。毕竟只有书香门第，或者世代簪缨之家才能欣赏古物的价值，升斗小民多半喜欢大红大绿、锃光瓦亮的东西。换句话说，高尚的品味要假以时日，用钱慢慢喂出来，也许再过一两个世代，这种情况就会获得改善。
那个时候，只有楼房里才有暖气，住平房的人家靠烧煤取暖。所以家家户户安着烟筒。冬日早晨，如果爬到景山上四面眺望，就会看见脚底下千万只烟筒冒出袅袅煤烟，缓缓蒸腾，在高空汇集，倒也蔚为大观。只要把煤烟当成水汽，就可以想见“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所形容的天水难分的壮丽景象。虽然屋顶上煤烟滚滚，但汽车不多，就空气污染程度而言，决计赶不上今天。但只要看看胡同里大片残破老旧的民居，和墙上刷着的斑驳青灰——这可能是世上最令人沮丧的颜色——就足以使人意兴萧索。
小波意气风发地奔赴云南，又丢盔卸甲地败兴归来，此番回京，没了户口，没了工作，前途渺茫，好像触礁的舟子，心情恶劣，自不待言。当时我二姐到山西插队，小波到云南军垦，都没了北京户口，变得没着没落儿。母亲去了安徽干校，难得回家一趟。父亲年事已高，又有脑血管的毛病，免掉了下干校劳动，孤身留在家里。眼瞅着这两个孩子惶惶不可终日，也是百计思量，无法可想。看着他们整天蔫头耷拉脑，就建议他们趁着眼下有大块时间，学个一技之长，将来如果时局有点变化，也好混条出路。为了帮孩子打开门路，他到处结识社会人物，寻访藏龙卧虎之人。他结识了一位针灸名医贾先生，据说贾老先生的针术乃独传之秘，给人治病，不多不少，就扎三针。他的医术高明，名震遐迩，人称“贾三针”。我父亲还有一位故交黄先生，是个语言学家，学一门外语如拾芥般容易，当时赋闲在家。于是二姐跟贾老先生学中医，而小波拜在黄先生门下，开始学习英语。
在学问上胃口不小的
黄先生
提起黄先生，那可是个大有学问的人，据说光外语就会七八种，其中包括将近失传的古西夏文，古突厥文，只是后来混得不好，落魄了。黄先生是俄语科班出身，当年是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的高材生，五十年代在北京当口头翻译。他老先生在学问上胃口不小，杂七杂八学了那么多种语言，后来潜心于古代语言研究，干脆辞职回家，靠笔译为生，成了自由职业者。这在当时看来是个聪明的抉择，因为润笔颇丰，生活又自由自在。本来以为可以一直这样过下去，谁能料想得到后来会出了个文化大革命呢？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表任何文章都要单位出具证明，担保作者政治上可靠。黄先生没有单位，没人担保，从此断了财路。黄太太虽有份工作，又不幸得了咽癌，一家三口人，每月只靠劳保金二十几块钱生活。窘迫之极时，竟然到小河沟里捉田螺充饥，像曹雪芹一样割粥而食。
黄先生虽然落魄，然腹有诗书，终不脱衣冠本色。他住在皇城根下的小胡同里，平日里与一班市井中人为伍，便掉书袋也没个掉处，突然得了小波这样一个聪明学生，登时快乐非常。师徒二人，同是天涯沦落人，都有不凡的才情，每日里谈天说地，黄桷树下弹琴，苦中取乐，倒也十分相得。
我跟小波去过黄先生家，那时他家中虽然破落，但处境已略有改善，不复是割粥而食的光景。桌上放着一碗揉碎的烟叶子，师徒二人以纸条卷烟，相对吞云吐雾，在廉价烟草的燃烧中，默默地承受这个贫乏的世界提供的瞬间享受。
他根本就是一个
不走正路的人
小波学英语的方法与众不同，不是从初级读本开始，循序渐进。学了没多少日子，就开始攻读莎士比亚。当然这种办法学英语不是不行，只是学着费劲而已。就像一个人爬山不沿山路走，专往树棵子里钻。他后来告诉我，那一阵子他学了不少中古英语，生僻字学了一大堆，只是像屠龙术一样无处施展。我怀疑在这一点上他是受了黄先生的影响，因为学英文学到中古英语是僻了点，但再怎么说，也僻不过古西夏文和古突厥文。有其师必有其徒，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
他学英文不走正路，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他根本就是一个不走正路的人。从小到大，奖状之类永远和他无缘，正道儿上永远看不见他，如果提起什么旁门左道，他的兴趣可大了。其实那个时候，不走正道儿的人不只他一个，简直是人人如此，大家伙儿都疯疯癫癫的不务正业。工人不做工，农民不下地，学生不念书，和堂·吉诃德先生一样，脑子里灌满了奇思异想，举着长矛，和想象中的邪恶巨人搏斗。至于知识分子，更是靠边站的货，连撒癔症式的革命都没他们的份儿。其实他们不是不想加入革命党，只是像阿Q一样，横竖加入不进去而已。
那年月，知识分子是怪可怜的。自己的本行不许干，想干革命又没人要，干什么都不成，真是动辄得咎。正像茨威格名著《象棋的故事》中的那个家伙，憋得难受，只能干点儿明知没用的事情。据说北京有一位老先生，把一部牛津英文大字典一字不落，从头背到尾，再从尾背到头，每年一次。研究学问，在环境的逼迫下，竟然成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对无聊的排遣。陈景润先生苦苦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也许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小波以他的方法学英文，分明也正在加入这一行列。实际上，即使你用高效率的方法学习英文，又能怎样，学成后难道还能派你出国留学去？还不如在那里铁杵磨针，至少一年到头都有活儿干。
小波在英文上真没少下力气，这一点你看看他的词典就全明白了。他那本《英汉大词典》，凡是手能翻到的地方都是乌黑的，翻得越多的地方也就越黑。我猜，如果把这本书送到实验室里作色调分析，保证能准确地得到每一个英文单词在文献中的使用频度。
他记单词的方法也和别人不一样。他自称：不用脑子记，而是用手记。办法是把单词放在面前，一遍一遍抄写，总有写会了的时候。平时别人问他英文单词怎么拼，他十有五六答不上来。但只要他的手拿起一管笔，就能准确无误地把这个单词写下来。所以他这个办法虽然临池费墨多，再加上糟践了无数纸张，但也有些可取之处。我猜他这个法子是从王羲之那儿沿袭而来，原本是造就书法家的功夫，和学英文风马牛不相及。他这样误打误撞地乱用一回，虽然没能成为英文书法上的王羲之，好歹记住了不少单词，也可以算是独辟蹊径了。
这样学了几年之后，他终于可以抱着大部头的英文书自得其乐地阅读，按说英文应该是登堂入室了吧。事实上，按科班的标准，他的英文只会了一半。正像一个普通的业余者一样，他对知识的掌握极不平衡。凭着翻烂了一本词典的功夫，他的词汇量相当惊人，纵然及不上那位背诵《牛津大字典》的老先生，相去也不甚远。所以他读起书来十分流畅，哪怕科班出身的也赶不上。但是英文的全套功夫是听说读写，读字只占了四分之一。他写英文也可以差强人意，当然流畅的语感是谈不上了。然而，对于一个非英语环境的自学者，你根本无法指望他会成为另一个马克·吐温。他真正糟糕的是听和说。毛病出在他的启蒙老师——黄先生身上，因为他自己就既不能听，也不能说。黄先生的俄语是科班出身，会话自然娴熟非常。但轮到学英语时，他只是凭着对多种语言的理解，无师自通地学了一套哑巴英语。作为他的门徒，小波的会话能力基本为零。
因为英语口语不好，小波后来到美国留学时，受了不少挫折，也闹了一些笑话。其中最有名的笑话出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加油站。当时他到加油站加油，想给轮胎充点气，就去问那儿的工作人员：“你们有气吗？”(Do you have air?)没想到话从嘴里出来时，竟鬼使神差地变成了“Do you have ass?”(你们有屁股吗？)只见那个人神色尴尬，不知道答什么好，说有不行，说没有也不行。这时小波也已经悟出这话说得不对头，于是丢盔卸甲地掉头溜走。一边走一边说：“他八成把我当成了个同性恋。”这件事情，从此被朋友们传为笑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