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2025年新年伊始，美国新奥尔良与拉斯维加斯相继发生致命袭击事件，两起事件的嫌疑人均是美军现役或退役军人。事实上，4年前的“国会山骚乱”事件已掀起一波针对美军士兵从事极端主义活动的整治行动，当时五角大楼采取了停练整顿、成立反极端活动工作组、修订《统一军事司法法典》、禁止在社交媒体“点赞”或转发极端主义观点等一系列措施。但是，批评者认为，这些措施“只是在打勾，没有产生持久的结果”。当下，新年的恐袭事件触目惊心，再度引发部分美国民众、媒体和专家对“美军极端主义”的担忧和反思。
图片：1月4日，美国民众在路易斯安那州悼念新奥尔良市新年汽车撞人案件受害者。 （视觉中国）
“并非新问题”
1月1日，在新奥尔良，美国退役陆军士兵、恐袭事件嫌疑人贾巴尔开车冲撞人群，造成至少15人死亡。同日，在拉斯维加斯，电动汽车爆炸事件的嫌疑人利费尔斯贝格是现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士兵，这一事件除导致利费尔斯贝格身亡外，还造成7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犯罪嫌疑人虽然没有交集，但有一段共同经历——都曾在2009年被派驻阿富汗。这两起袭击事件发生在同一天，但袭击动机有所不同。其中，贾巴尔打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旗号实施袭击，而利费尔斯贝格曾订阅极端网站并在该网站煽动民众“反对政府”。
尽管五角大楼在事发后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两起事件存在关联，但两起事件还是再度将美军内部的极端主义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加剧了民众的恐慌情绪，也引发了民众对五角大楼在识别和根除极端主义方面所采取措施的广泛质疑。
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称，从历史案例来看，“美军极端主义”并非新问题。2023年，美国陆军预备役士兵罗伯特·卡德在缅因州刘易斯顿市制造了致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导致18人死亡。2020年，现役空军士兵史蒂文·卡里略因使用枪支和爆炸物袭击并杀害警察被判处41年监禁。2009年，在美国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中，陆军少校兼精神病医生纳达尔·哈桑杀害了13人，伤及30多人。
美国马里兰大学恐怖主义及应对策略全国研究联盟的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24年4月，至少有721名具有美国军事背景的个人在美国犯下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或宗教目标的罪行。从2018年到2022年，参与极端主义攻击的有军事背景的个人比例从11%增加到18%。数据还显示，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的参与使极端主义阴谋具有造成更大规模伤害或死亡的可能。另据美联社的一项调查，退伍军人和现役军人的激进化程度正在上升。自2017年以来，已有数百名具有军事背景的人因极端主义犯罪被捕，他们的极端主义行为已造成近100人死伤。
除实施极端主义暴力行为外，国际反恐研究中心（ICCT）的报告显示，美军士兵常见的极端主义行为还包括协助极端组织实施暴力行为、实施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仇恨犯罪、通过活动或个人行为妨碍军队多元化或破坏军队规则等。
“美军一直是极端主义团体的关键招募场所”
全球反仇恨和极端主义项目联合创始人海蒂·贝里奇担忧地表示，美军未能充分解决极端主义问题非常危险，无论是白人至上主义者还是伊斯兰极端分子，有潜在极端倾向的人不应接受军事战术训练，因为退伍军人和现役军人能够更有效地实施杀戮。美国军事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高级行为科学家、暴力极端主义专家托德·赫尔穆斯认为，暴力极端主义在美国退伍军人中更为突出，因为他们退伍后往往会面临一系列问题，如心理健康、再就业和离开战友等。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研究员米娅·霍布斯专门研究退伍军人在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为应对“9·11”事件而进行的全球军事行动）中与暴力相关的经历，并得出结论认为，美军士兵服兵役的经历与暴力极端主义存在明显联系。数据显示，虽然多数美军士兵退役后能过上平静的生活，但美国现役和退伍军人占全国大规模枪击案嫌犯的28%，这一数字与大规模枪击案嫌犯中的家庭暴力实施者占比（27%）等相当。霍布斯认为，如果一些人曾在特定环境中有实施暴力的历史，可能会使暴力成为这些人表达观点和用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常态。
据霍布斯研究，大规模暴力事件的施暴者通常有一些共同特征。比如，他们会将某些群体或社会视为造成自己痛苦的责任方。从大规模枪击者到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这些人的“暴力宣言”中往往显示出对特定地位的权利感及被剥夺权利后的不公感，这些特征在美军退伍士兵中尤为显著。在霍布斯的研究中，近半反恐战争退伍军人表示难以适应平民生活，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复杂官僚体系也加剧了这一问题，使得不少退伍军人感到自身社会价值降低，这种心理落差引发仇恨心态。
此外，美军一直是极端主义团体的关键招募场所。研究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运动的历史学家凯瑟琳·贝卢的研究显示，越南战争后，白人权力团体迅速招募了对战后社会感到失望的士兵、退伍军人和执法人员。许多长期服役的士兵对美军内部等级森严、指挥清晰、目标明确、偏向保守的结构感到安心，例如新奥尔良汽车冲撞人群事件的嫌疑人贾巴尔就表示“很感激在军队服役的时光”，因为“这让他学会了纪律”和“脚踏实地”。贝卢认为，部分民兵和恐怖组织的结构同样严密，这对那些在退役后感到失去目标的个人具有一定吸引力。这些团体还会将个人的不公正感归咎于移民、政府、外交政策等原因，并利用阴谋论为个人表达不公正感提供渠道。
在霍布斯看来，军队、民兵和恐怖组织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即都视暴力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恰当方式及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手段”。新年的两次袭击事件中的嫌疑人都表现出某种心态，即暴力可以解决腐败世界的问题。比如利费尔斯贝格在其手机上留下两封信，宣称其袭击是对国家的“警钟”，称国家由“软弱之人”领导，只“为自己致富”。
停练整顿、修订法案、出台禁令
事实上，美国军方对极端主义的防范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称，二战时期，美国陆军成立了名为第620工兵总务连的单位，其用途之一是羁押在德国出生的士兵，因为他们被怀疑“不够忠诚”。1986年，五角大楼发布了关于军人参与仇恨组织的备忘录，此前有报告称，现役士兵卷入了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种族主义组织三K党的活动。
近期的关键时间点是2021年1月6日的“国会山骚乱”事件，一些持极右和白人至上主义立场的退伍军人和现役军人参加了当天针对华盛顿特区国会大厦的暴力示威活动。这类人员占此事件被指控人员总数的16%。
事发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要求美军停练整顿，集中整治军队中的极端主义思想，并成立反极端活动工作组，发布修订案明确规定，反政府或反民主的行为违反适用于所有军人的《统一军事司法法典》。去年1月，美军还出台了针对军人参与极端主义活动的具体禁令，此类活动的定义包括14个部分，涵盖“拥护恐怖主义”“倡导、参与或支持推翻政府”“向极端主义团体提供资金”“在社交媒体发布、点赞、分享、转发或以其他方式传播极端主义观点”等。
极端组织吸纳具有军事经验的人员，企图借助其专业训练与丰富经验来壮大自身实力，这引发了恐怖主义问题专家们的高度警觉，他们纷纷敦促美国国防部及退伍军人事务部在招募新兵以及审批安全许可时务必进行更为细致严谨的审查工作，比如根据美国陆军最新政策，新兵不得在面部等部位文身，且文身尺寸也受到限制。同时，专家们还强调要对那些即将退役且容易受到极端组织关注的人员实施严密监控。
在美国退伍军人群体内部，一些积极的应对策略也在被实施。许多参与过反恐战争的退伍军人选择投身于美国退伍军人和平运动的行列，这些活动人士对于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深感悲痛，他们不美化任何军事行动，并呼吁为退伍军人提供更多的支持，开展项目帮助退伍军人将自身的军事背景与和平的未来愿景相结合。比如举办更为严肃庄重的战争纪念活动，让反战呼声传播并影响到更多美国民众。
沦为“政治足球”，治理效果有限
尽管美国政府已采取诸多举措以应对极端主义问题，但这些努力取得的成效却很有限。原因之一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政治分歧。《国会山报》报道称，在五角大楼解决美军极端主义问题的过程中，奥斯汀“面临着来自共和党国会议员的巨大压力”，他们将针对美军极端主义的部分措施视为“政治迫害”。而在共和党人看来，与超过200万的现役及预备役军人和大约1800万的退伍军人数量相比，被发现具有极端观点的个体数量极为稀少，极端主义在军队中并非一个主要问题。
英国《卫报》报道称，奥斯汀2021年宣布的一系列应对措施“最终以失败告终”。2023年12月，国会共和党人通过在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削减资金的方式，事实上终结了反极端主义工作组的工作。此前几个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该工作组因遭受所谓共和党“反觉醒运动”的有组织攻击，已“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该工作组解散前夕，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向国会呈上了一份报告，详细列出了军队内部涉嫌极端主义的183项调查。这些调查包括数十起涉及军人在美国或海外倡导、参与或支持恐怖主义的指控，另有14起涉及“倡导或参与非法使用武力或暴力以实现政治、宗教、歧视性或意识形态目标”的行为。这份比原计划晚发布18个月的报告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军队中极端主义者的角色，其主要发现包括：“没有证据表明军队中的暴力极端分子数量与美国整体的暴力极端分子数量不成比例”“没有证据表明国防部文职人员存在暴力极端行为”。
但美联社在2024年11月的调查中发现，这份报告中包含的数据已非常过时，“严重低估”了因“国会山骚乱”事件而被捕的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人数，并“对日益严重的军事极端主义问题提供了误导性的描述”。
全球反仇恨和极端主义项目的贝里奇表示，虽然美国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但问题在于这些措施能否真正得到执行。“我们不知道这些措施是否正在实施，有多少人因违反规定受到惩罚？我们没有国防部内部的可靠数据，也没有关于军队内部极端主义程度的可靠信息。”贝里奇还表示，军队极端主义问题已沦为两党之间的“政治足球”，她担心，特朗普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赫格塞思若能上任，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因为赫格塞思曾表示，清除军队中的极端主义者本质上是一种“骗局”。
在贝里奇看来，五角大楼已经降低了对极端主义问题的重视程度，退伍军人事务部也未能设立有效的项目来帮助那些容易受到极端主义招募的退伍军人。此外，军队各分支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协调一致的行动。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国防部的责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历史教授马特·达莱克表示，实施犯罪行为的个体大多是退伍军人，而且往往是光荣退伍的。关键问题在于政府，特别是退伍军人事务部，如何解决退伍军人面临的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如获得医疗保健、心理健康护理、适应社会和再就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