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的黄金时代
里斯本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仅作为葡萄牙王国的首都就有近800年的历史。与格拉纳达一样，在1147年被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一世夺回之前，里斯本被摩尔人统治了3个多世纪。如今，里斯本的人口约为56万，是南欧著名的旅游城市，风景秀丽，生活惬意。
蜚声世界的贝伦塔与热诺尼莫修道院是里斯本必去的热门景点。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是在周围逛了逛，就来到旁边的航海博物馆参观。相比于热门景点，这里的游客稀少，非常适合研究者静心参观。
博物馆位于贝伦区（Belem），展品主要是不同历史时期的航海地图和远洋船模。当年葡萄牙舰队就是从贝伦区边上塔古斯河（Tagus）的入海口出发，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进入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幅葡萄牙船队在大航海时期的航线图。通过这幅图可以看出，在大航海时代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葡萄牙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
地理大发现时期葡萄牙人航线图（里斯本航海博物馆）
这幅图的对面，矗立着葡萄牙伟大的航海家恩里克王子（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也称亨利王子）的雕像，他是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的第四子。在葡萄牙以及15世纪整个欧洲地理大发现的过程中，恩里克王子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不但对航海探险拥有巨大的兴趣，还把主要精力放在推进航海事业上。为此，他建立了首个航海学校，培养航海人才，不断提升航海技术。
在数十年的不间断努力下，到1460年代，葡萄牙已然成为欧洲的航海中心，不但控制了许多非洲沿海区域，还打造了庞大的船队，拥有优秀的造船技术，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的探险家、航海家，为葡萄牙进一步探索世界乃至整个欧洲的航海探索打下了基础。
当然，恩里克主导探险活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殖民主义基因。大航海时代也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时代。
所向披靡的“贝拉王子号”
“贝拉王子号” （Principe da Beira）船模
参观过程中，我被“贝拉王子号”船模下方的英文介绍所吸引。介绍说：“该船于1774年在里斯本兵工厂建造，曾多次前往巴西和印度，还作为执行‘中国航线’任务的船只之一前往中国。当时，它的指挥官令当地海盗闻风丧胆，以至于被他们称为‘老虎’。”
从模型来看，这艘船是当时欧洲列强升级了造船技术之后的三桅帆船，其船体结构更加合理，能装载大量生活必需品，可以在海上连续待上数月，甚至可以环绕地球航行。可以说，它的出现改变了西方在造船技术上落后于东方的历史，也促成了西方海洋探险的成功。
“贝拉王子号”至少配备了22门火炮，再加上航速较快、机动性更灵活等优势，在仍然以传统的平底船为主的东亚地区，毫无疑问是无敌的存在。
“贝拉王子号”下水的1774年，美洲12个英属殖民地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通过《权利宣言》，要求殖民地实行自治。第二年，也就是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10年后的1785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类进入蒸汽时代。蒸汽机的逐渐推广，让人类迎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西方列强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军事技术进入突飞猛进的快车道，全球除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国家外，基本都被瓜分。
而1774年，正值清乾隆三十九年，中国正处于所谓的“康乾盛世”，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几乎一无所知。尤其是西方列强已经从冷兵器时代迭代至热兵器时代，这种武器之间的代差所导致的降维打击将在东西方越来越直接的碰撞中显现出来。
“贝拉王子号”在中国海域所向披靡，但遗憾的是，它的出现并未在中国激起波澜。60多年后，清政府在英国殖民者的坚船利炮面前一败涂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陆止于此，海始于斯”
罗卡角矗立着的十字架
罗卡角（Cabo da Roca）是位于里斯本以西约40公里处毗邻大西洋的狭窄悬崖，既处于葡萄牙的最西端，也是整个欧亚大陆的最西点。
葡萄牙人在罗卡角的山崖上建了一座灯塔和一个面向大洋的十字架。当站在罗卡角的悬崖，面对着浩海无边的大西洋时，十字架上镌刻的著名诗人卡蒙斯的诗句“陆止于此，海始于斯”，不禁让我受到了深深的触动。
茫茫大海，一叶扁舟。很难想象5个世纪之前，包括葡萄牙在内的欧洲国家的探险家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开始漫长而煎熬的远洋之旅的。
也许，高耸的十字架就是答案。
始于15世纪初的航海探险和地理大发现的数百年历史进程中，西方殖民者以“发现即占有”的强盗逻辑，将十字架插遍亚非拉广袤的区域。到19世纪初，全世界几乎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在长达5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种族灭绝、种族压迫、奴隶贸易、资源掠夺成为无数亚非拉原住民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也是西方列强永远无法洗白的反人类罪行。
对于殖民者来说，即将到手的土地、黄金和女人是那么令人兴奋和冲动。在它们面前，面对未知世界的忐忑与不安、危险与困难，甚至鲜血与生命，都变得无足轻重甚至烟消云散。
近200年前的中葡字典手稿
游览了罗卡角之后，我前往葡萄牙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参观了澳门里斯本博物馆，拜访了观察中国协会并与几位中国研究者进行了座谈。
葡萄牙国家图书馆对我的到访非常重视，馆长助理特地准备了一份有关中国史料的目录给我，主要包括16世纪至19世纪早期葡萄牙传教士的日记、著作和书信。
其中一本中葡字典手稿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据有关研究显示，该字典由葡萄牙籍遣使会传教士江沙维（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亦称公神甫）于1830年前后着手编写。江沙维是19世纪上半叶活跃在澳门的著名汉学家，1781年生于葡萄牙，1799年进入里斯本里那佛勒斯（Rilhafoles）修道院学习，1801年留校担任教师，1812年获批前往中国传教，次年抵达澳门。抵澳后，江沙维一直在圣若瑟修道院工作和开展汉学研究，直至去世。
江沙维是早期葡萄牙汉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尤其是他以惊人的语言天赋完全熟练地掌握了汉语，先后出版了《中国青年实用拉丁文文法》《汉字文法》《常用辞汇和语法》《葡华字典》《华葡字典》《拉丁—汉语字典（洋汉合字典）》《拉汉大字典》等重要著作，对于推动当时的中葡文化交流和发展葡萄牙汉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包括葡萄牙传教士在内的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动机带都有一定的殖民主义色彩，但他们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却毫无疑问为今天的学术界了解当时的中国提供了一个较为客观全面的“他者”视角。葡萄牙国家图书馆提供目录中的其他著作和信件同样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非常值得开展全面的翻译和研究。
江沙维编《葡华字典》手稿
从“大西洋国”到“葡国”
葡萄牙国家档案馆，全称葡萄牙东波塔国家档案馆（Arquivo Nacional da Torre do Tombo）。接待人员为我详细介绍了档案馆的历史和基本情况。作为葡萄牙历史上最重要的档案馆，该馆自1378年费尔南多一世时期就开始运作，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后，转移至圣本笃宫。1990年迁入新建的“T”形白色混凝土新馆。
据观察中国协会主席Rui（中文名鲁翊君）教授介绍，“东波塔”（Tombo）在葡萄牙语中有“坟墓”的意思，但这里却特指“王室档案的保存地”，从而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
为了让我更加直观地了解档案馆的收藏，该馆接待部的负责人Pawlo事先准备了几件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档案让我观看。其中一件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三月十九日的光绪皇帝致葡萄牙国王的国书。
光绪皇帝致葡萄牙国王国书
Pawlo和Rui教授问我，为什么国书上清廷称葡萄牙为“大西洋国”。说实话，这个问题我也并不是很清楚。我知道，明朝时中国人难以区分这些远洋而来的西方人，有一段时间对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统统叫做“佛郎机人”。葡萄牙人窃居澳门后，人们开始称葡萄牙人为大西洋人，后来官方也这么称谓。康熙、雍正年间的一些官方正式文件中，也称葡萄牙为大西洋国或者西洋国，这种叫法可能就这么一直延续下来了。
直到前不久，由于开展中葡港澳铁路研究的关系，我开始浏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清代外务部中国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葡关系卷》，注意到了档案中对葡萄牙的称谓问题。我发现，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前后，清廷官方文件中对葡萄牙的称谓，“大西洋国”与“葡国”开始混用。比如对当时葡萄牙驻中国大使白郎亭，有称“大西洋国白使”的，也有称“葡国白使”“葡白使”的。由此可见，清廷显然也认识到按照惯例称葡萄牙为“大西洋国”是不适宜的，因此“葡国”“葡萄牙”等规范的称呼开始逐渐得到使用。
栏目主编：伍斌 曹静 文字编辑：曹静 夏斌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来源：作者：邵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