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此刻开始，我们将跟随老子一起，穿越历史的时空，重新探访华夏心灵世界的原风景。那么，老子是一位怎样的人？他是《老子》这部古典著作的作者吗？现代的学者们对此聚讼纷纭。关于老子其人及著作的记载，当以太史公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6）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相关叙述为最早，所以，我们首先就沿着太史公绘制的路线图，开启我们的探索之旅吧。
首先，根据太史公的描述，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因而又称“老聃”。老子出生于“苦县”，当时属于古楚国，位于今日的河南省。老子曾经出任“周守藏室之史”，这个“守藏史”又称“柱下史”，相当于掌管周王朝图书馆的史官。太史公特别记载说，青年时代的孔子（前551—前479）曾经到周王朝王都，向老子请教“礼”的问题。临别时，老子告诫孔子要去掉“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即要去掉虚骄的神气、过多的欲望以及由此而来的神情和志向，因为它们“皆无益于子之身”。孔子回去后，曾在弟子面前感叹道：“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孔子将老子比作“神龙”，这就是老子被称为“犹龙”的由来。
太史公又记载说，老子在周王都居住许久后，看到王朝日渐衰败，就选择了离开。据传，当老子乘青牛走到函谷关时，关令尹喜“预占见紫云西迈，知有圣人当度”，所以见到老子后便强求“为我著书”，老子于是留下五千余言，这就是《老子》一书成书广为流传的缘由；尹喜也由此与老子并列，成为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老子西出函谷关后，“莫知其所终”，堪称神龙见首不见尾，为后世道教徒将其神化留下了绝好的余白。紧接着以上描述，太史公又记载说，与孔子同时代的一位叫“老莱子”的楚国人，也曾“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另外还有一位晚于孔子一个多世纪的周朝太史儋，有人认为他可能是老子。太史公留下的如上史料非常珍贵，这里将原文抄录如下，供各位读者参考：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这里全文抄录太史公的叙事，其实还有一层目的。20世纪以来，华夏世界出现了一股强劲的疑古之风，许多先秦古籍都被贴上了后人“伪作”的标签。保持怀疑精神以求真，这是理性昌明的表现，值得称许；然而，如果没有确实证据而随意推翻旧说，就难免为“证伪”而做牵强附会的解释。我们仔细看上述材料就会发现，太史公正是出于历史学家严谨的阙疑意图，同时记载了另外两种说法。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新的证据出现，按照太史公的意思，我们当认为老子就是李耳，亦即老聃。
另外，《史记·孔子世家》篇记载，孔子离开时，老子有赠言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迹，《庄子》《吕氏春秋》《礼记》等古籍中也有相关记录。由此亦可见太史公再次认可了孔子见老子一事。
现代考据学者虽广泛检索古籍，但所能证明的事实，鲜少有超出太史公的记载。比如，有学者指出，周秦时代的人们但言“老聃”而不言“李耳”，而老、李二字古音极相近乃至相同，春秋时代尚无“李”姓，所以老子本来就姓老，李为后来出现的借字。这是对老子名“李耳”说的怀疑。又有学者考证说，“老莱子”在文字上或应写作“老李子”，因为在先秦时代，莱、李是同一个字，也只是在发音上略有差异。这条证据支持老子为“李”姓。这些考证虽说证据有限，目的亦各不相同，但综合看来，孔子“问礼于老子”中的老子就是老聃；而“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出现的“太史儋”，今日的学者普遍认为不是老子。
我们现在可以得出结论了：老子即老聃，大概出生于公元前600年前后，主要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的东周王都，相当于孔子师长辈的人。
二
其次，关于《老子》其文，按照太史公的说法，就是老子本人在隐居前留给这个世界的礼物。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老子留下的五千余言，是以口传还是文字的形式，最终定型为后世所见的《老子》文本呢？太史公对此语焉不详。基于考古学、古文字学以及思想史研究的进展，现代学者倾向于认为，我们今日所见到的《老子》文本有一个逐渐定型的历史过程，其中包含着后人的制作和加工成分。
这个看法或许不错，但我们不能过于强调后世对文本进行的“加工”工作。比如，有现代学者认为，传世本《老子》是后世战国时代（前403—前221）学者收集各种文献记录，将其中被视为老子的言论加以重新编制而成；更有学者考证说，《老子》文本出现于汉代初期。但这些其实都是浅率的臆度。事实上，《老子》文本中部分说法源于当时的共有认识与智慧，自然也可为其他作者所使用，而20世纪下半叶的一系列考古发现，直接否定了20世纪初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臆度与妄说。
关于传世本《老子》字句的搜订，近代以来中外学者用力甚多，文本的精确性大大提高。提到《老子》各种写本的历史，最值得关注的两件事均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1973年12月，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3号墓出土了两种《老子》写本，均抄写在帛上，一种用篆书抄写而成，一种用稍晚的隶书抄写而成，分别被命名为“帛书甲本”和“帛书乙本”，通称“帛书本”。乙本讳“邦”字而不讳“恒”字，而甲本这两个字均不讳，根据传统的君主名字避讳礼制，可以断定乙本抄写于汉代初年，即汉高祖刘邦（前256—前195）与其第四子汉文帝刘恒（前202—前157）之间，而甲本则抄写于汉高祖之前。帛书甲乙本虽都有文字缺失，但与传世本非常接近，所以当时学者多认为是《老子》最早的写本。不过，1993年10月，位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的东周时期楚墓中又出土一批有《老子》文本的竹简，现存1750字，篇幅约为今本的三分之一，学术界通称“郭店本”或“竹简本”。据考古学家测定，郭店楚墓年代为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战国中期，由此郭店本被视为目前所知的最古老的《老子》写本。另外，北京大学于2009年从海外获赠的一批汉代竹简中有一部《老子》，由成熟的隶书写成，总字数约为5300字，与传世本基本相同。该写本的成书时间被推定为汉武帝刘彻（约前156—前87）前期，或西汉后期至晚期，但无论如何都是较早的写本。
在帛书本和郭店本出土之前，通行的传世本以相传生活于西汉文帝时期的河上公（生卒年不详）的《老子章句》系统、三国时期魏国王弼（226—249）的《老子道德经注》系统最为著名。大致成书于东汉末年、由道教创始人张道陵（约34—156）或其孙张鲁撰写的《老子想尔注》是道教体系内的著名作品。1900年著名的敦煌藏经洞被偶然发现后，里面有多种白文《老子》或注解《老子》，多为唐代以前的写本，其中《老子想尔注》被认为是南北朝时期的写本。这个写本体系又被称为“五千文”体系，因文本字数为五千字而得名，在民间影响较大。另外，作为传世古本，生活于西汉末年的著名学者、隐士严遵的注本《老子指归》，对后世有较大影响；而在今天仍存的一些石本中，位于河北易县的唐景龙二年（708）制《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与唐开元廿六年（738）制《易州龙兴观御注道德经幢》，时代较早。有学者认为，这些石本大致可归入河上公注本系统。
这里的目的不是罗列《老子》的版本学知识，而是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认为帛书本以及郭店本为更古老的写本，因而更接近《老子》的原貌？很多现代学者主张说，这些出土文献优于以河上公、王弼注本为代表的传世本。但这种看法并非不证自明：焉知传世本不是依据更古老的写本或者口传的某个版本演化而来？在郭店本形成前的公元前6至前4世纪之间，围绕文本的形成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未来的考古学发现给出进一步的证据前，认为老子过函谷关时留下的文本就是《老子》的祖本，才是科学的态度；当然，目前人们还无法断定这个可能的祖本存在于何处。
无须说，从某种可能存在的祖本或曰写本到传世的河上公注本、王弼注本或严遵注本，期间因辗转抄录，文本自然会发生一些变化；与此相对，新出土的写本自诞生时刻起未发生变化却也是事实，这一点明显优于传世本，异常珍贵。不过，既然传世本和20世纪新出土的几种写本都可能有自己的“祖本”，那么我们在版本上就不可轻易厚此薄彼。再进一步说，既然目前人们无法断定传世诸本所依据的祖本晚于帛书本或郭店本，那么当写本间出现差异时，我们就有必要从文字、文法、义理等角度去进行综合的取舍判断，尤其要以义理为重。这个判断方法，可称为思想史的方法；简单地说，那就是我们要综合地去辨析，哪一种写法在解释老子思想时在逻辑上更为自洽与严密、在思想上更为深刻，并以此为基础确定老子的文本。
如果提到文本的思想史意义，我们就可以说传世本《老子》的价值远远高于帛书本和郭店本了。道理并不难理解：在老子的思想流传于世的两千多年间，各个时代的思想家们正是通过对传世本的注释和阐述—事实上正是他们同时“创造”了各种传世本—才得以将老子思想纳入华夏精神与生活世界，使得文本和思想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人们经由传世本创造了异常丰富的老子解释，这种认识积累的意义甚至不亚于原创。比如，道教就是建立在对老子思想的宗教化的基础之上，对后世华夏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汉末年佛教体系传入华夏后，老子思想又为其体系的本土化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进入宋代后，一批杰出的儒家学者通过全面吸收佛道两家的思想，创造了闻名后世的新儒学思想体系。老子思想的这些影响，显然都要归功于传世本。
三
我们这里对老子其人其书进行的简略介绍，目的是为初次接触《老子》的读者提供相关的基本知识，同时将几种主要的传世本形成的思想空间呈现出来。在本书中，我将以河上公和王弼的注本和解释体系为线索，结合后世知识与观念体系的变迁，尝试将老子的真意揭示出来。这种探寻老子真意的过程，就是我们这里所要进行的“穿越时空”的旅程。
穿越时空，这并不仅仅是比喻的用法。当我们完成这场旅行时，老子究竟是何许人以及《老子》成书于何年何月的问题将不再重要，因为读者朋友们届时会自然地意识到，《老子》的思想已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仿佛就是成书于后世每一位读者生活的时代。—这么说吧，我们可以认为《老子》成书于此刻，是为此刻我们每一位读者而写。因此，读完本书，我们的心中就会有一个自己所认识的“老子”，而这又会让我们最终意识到，老子是一位穿越时空的旅人。
当然，我们还会高度确信，《老子》就是一位被尊称为“老子”的华夏圣哲的作品，而老子就是孔子曾经拜访、问礼的老聃。这自然也意味着，老子绝非后世虚构的人物，《老子》文本更非后世学者对古来的谚语、箴言、格言进行的汇编。不过，由于后人抄录时出现的讹舛，传世本以及出土本《老子》与最初的某个祖本会有所不同，自然亦是题中之义。
这种经验或许意味着，围绕老子其人及《老子》文本而出现的某种非确定性，对于我们的探寻而言反而是一个有利的起点：如同风景吸引我们的恰恰是它的非确定性，从而需要我们自己去发现一样，老子其人的某种“神秘性”以及文本高深莫测的属性，会天然激发我们用自己的心智去进行探索的动力。我们将通过老子的眼睛，去凝视宇宙和我们自身的本质；通过老子的耳朵，去倾听来自宇宙洪荒和我们心灵深处的讯息。在这个过程中，老子和当下的我们之间两千五百年的时间距离，以及老子生活的周朝王都和当下我们所置身的空间—无论你此刻在这个星球的何处—的差异都将自然隐去，荡然无存。
再进一步说，我们的认识将通过老子的文本，进入一个堪称永恒的世界当中。当我们用语言进行描述时，这个世界必然表象为一个由概念和语词构成的观念世界，但在我们的探索旅途中，我们会发现它就是一个真正实实在在的世界：天地，山谷，江海，风雨，草木，楼台……这些寻常的事物将次第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们自然会从中体味到旅途的自由、自在、喜乐以及清静，它们其实就是华夏心灵世界的原风景。
我们仿佛已经看到了途中的风景。——不错，自由、自在、喜乐与清静，这些正是我们把握老子思想的一些关键词，但并不是全部。我们可以从《老子》文本的任何一章开始，去探索这幅心灵风景的原貌。我们会重逢我们一直渴望的朴素真理。比如说“清静”二字，我们将会发现，将其用于人生，则人生喜乐幸福；将其用于智慧，则智慧清晰纯粹；将其用于天下，则天下海清河晏。在旅程中，随着我们认知视野的扩大和清晰，我们将会看到一幅全新的人生与世界图景。
本文选自李永晶著《老子智慧八十一讲》，世纪文景2025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