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 | 浅谈苏轼作品创作道路

苏轼的作品是他生活和思想的形象反映，他的创作道路不能不制约于生活道路的发展变化。他一生历经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个朝代，这是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时代，也是统治阶级内部政局反复多变、党争此起彼伏的时代。苏轼卷入了这场党争，他的一生也就走着坎坷不平的道路。除了嘉佑、治平间初入仕途时期外，他两次在朝任职（熙宁初、元佑初），两次在外地做官（熙宁、元丰在杭、密、徐、湖；元佑、绍圣在杭、颍、扬、定），两次被贬（黄州、惠儋），就其主要经历而言，正好经历两次“在朝——外任——贬居”的过程关于苏轼生平事迹，参看《苏轼选集》附录：施宿《东坡先生年谱》。

苏轼这种大起大落、几起几落的生活遭遇，造成他复杂矛盾而又经常变动的思想面貌和艺术面貌，给研究创作分期带来不少困难。但是，第一，他的儒释道杂糅的人生思想是贯穿其一生各个时期的；笔力纵横、挥洒自如又是体现于各时期诗、词、文的统一艺术风格。这是统一性。第二，他的思想和艺术又不能不随着生活的巨大变化而变化。我们认为，与其按自然年序，把他的创作划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如按其生活经历分成初入仕途及两次“在朝——外任——贬居”而分为七段，并进而按其思想和艺术的特点分成任职和贬居两期：思想上有儒家与佛老思想因素消长变化的不同，艺术上有豪健清雄和清旷简远、自然平淡之别。这是特殊性，也是分期的根据。

嘉佑、治平间的初入仕途时期，是苏轼创作的发轫期。他怀着“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的宏大抱负走上政治舞台，力图干一番经世济时的事业。他唱道：“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屈原塔》），一副舍身报国、迈往进取、风节凛然的儒者面目。反映在诗文创作中，是《郿坞》、《馈岁》、《和子由蚕市》等一批富有社会内容的诗歌和《进策》二十五篇、《思治论》等充满政治革新精神的政论文。苏轼是位早有创作准备的作家，这时的诗文虽然不免带有一般早期作品幼稚粗率和刻意锻炼的痕迹，但艺术上已日趋成熟。论辩滔滔、汪洋恣肆的文风，才情奔放、曲折尽意的诗风，都已烙下个人的鲜明印记。如古体诗《凤翔八观》，王士禛认为“古今奇作，与杜子美、韩退之鼎峙”，“此早岁之作”可与黄州后所作匹敌。（《池北偶谈》卷十一“岐梁唱和集”条）《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汪师韩叹为“诗格老成如是”。（《苏诗选评笺释》卷一）而《和子由渑池怀旧》等近体诗，纪昀评为“意境恣逸，则东坡本色”（纪批《苏文忠公诗集》卷三）。其豪健清雄更足以代表他以后整个任职时期的独特风格。

两次在朝任职时期是苏轼创作的歉收期。熙宁时与王安石变法派矛盾，元佑时又与司马光、程颐等论争，激烈动荡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占据了他的注意中心。今存熙宁初二三年间所作诗歌不足二十首，为苏诗编年的最低数字（前在凤翔任职的三年内，写诗共一百三十多首）；元佑初所作固然不少（二百首左右），但除题画诗外，名篇佳作寥寥无几；且题材较狭，以应酬诗为主，虽不能一笔抹煞，但毕竟视线未能注视到更重要的生活领域。这时的诗歌风格，仍然在多样化之中保持健笔劲毫的统一倾向。他的至亲好友文同曾追忆熙宁初他天天去汴京西城访晤苏轼：“虽然对坐两寂寞，亦有大笑时相轰。顾子（苏轼）心力苦未老，犹弄故态如狂生。书窗画壁恣掀倒，股帽褫带随纵横。諠詉歌诗嘂文字，荡突不管邻人惊。”（《往年寄子平〔即子瞻〕》）宛然是李白再世。其时为数甚少的诗作也多少留下这种狂放不覊的投影：或记人物：“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壮日千里。”（《送任伋通判黄州兼寄其兄孜》）或抒感慨：“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齿牙牢，是中惟可饮醇酒。读书不用多，作诗不须工，海边无事日日醉，梦魂不到蓬莱宫。”（《送刘攽倅海陵》）或写书法艺事：“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岛。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至于元佑初在京所作的一批题画诗，如《虢国夫人夜游图》、《赵令晏崔白大图幅径三丈》、《次韵子由书李伯时所藏韩干马》、《郭熙画秋山平远》、《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等，苍苍莽莽，一气旋转，令人想见其濡墨挥毫时酣畅淋漓、左右逢源的快感。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五云：“子瞻虽体格创变，而笔力纵横，天真烂熳。集中如虢国夜游、江天叠嶂、周昉美人、郭熙山水、定惠海棠等篇，往往俊逸豪丽，自是宋歌行第一手。”除咏周昉美人图的《续丽人行》作于徐州、《定惠海棠》作于黄州外，其他三篇皆作于此时。而《定惠海棠》淡雅高絶，已属贬居时期的风格，实不宜以“俊逸豪丽”目之。

熙宁、元丰和元佑、绍圣的两次外任时期是苏轼创作的发展期。不仅创作数量比在朝时增多，名篇佳作亦美不胜收。先后两次外任都是苏轼自己请求的，他企图远离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漩涡，一则避开是非，保全自己，二则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践初衷。因此，其时尽管由于抑郁失意不时流露出超旷消沉的情绪，但积极入世精神仍是主导。加之实际生活扩大了他的政治视野和社会阅历，他的总数不多的社会政治诗大都产生于此时。其中有抨击时政的《吴中田妇叹》及其他涉及新法流弊的诗篇，有他杭州赈济疏湖、密州收养“弃子”、徐州抗洪开矿、颍州纾民饥寒的艺术记录，有《于潜女》、《新城道中》、《无锡道中赋水车》、《石炭》等各地风土人物的形象描绘。这都说明苏轼具有反映重大题材的思想基础和艺术才能，只是由于生活巨变等原因未能继续得到新的开拓，在贬谪时期的创作注意力主要转到个人抒慨，题材趋向日常生活化。政治社会性较强是苏轼整个外任时期（包括初入仕途时期）诗歌的共同思想特点。

其次，以这时期为主的整个任职时期，苏轼诗歌的主要风格在豪健清雄方面，于前代诗人，对李、杜、韩、刘（禹锡）汲取较多。他的不少七古七絶，如《东阳水乐亭》、《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书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等颇具李白超迈豪横之气，前引《送刘攽倅海陵》的起句直逼李白《行路难》，其《送张嘉州》“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见月时登楼”，更是句用李诗《峨嵋山月歌》，格从李诗“解道澄江浄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化出，而此诗首句“少年不愿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则反用李白《与韩荆州朝宗书》。他的《荆州十首》之于杜甫《秦州杂诗》，《真兴寺阁》之于《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访张山人得山中字二首》之于《寻张氏隐居二首》以及《次韵张安道读杜诗》、《寿星院寒碧轩》等诗，前人常有“句句似杜”、“前六句杜意，后二句是本色”（纪昀语）之类的评论。他的《石鼓歌》，其奇横排奡，泼墨淋漓堪与韩愈《石鼓歌》比肩，《司竹监烧苇园，因召都巡检柴贻勖左藏以其徒会猎园下》亦与韩《汴泗交流赠张仆射》、《雉带箭》等围猎之作一脉相承。至于由杜韩肇端的议论化、散文化倾向对于苏诗结构、选字、用韵以至宏伟风格的形成，更发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赵翼《瓯北诗话》卷五云：“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所言甚确。至于刘禹锡，陈师道谓苏轼学其“怨刺”，则有《郿坞》、《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及指斥新法流弊诸作可为左证，参寥谓苏学其“峻峙渊深”、“波峭”，苏辙也推重刘诗“用意深远，有曲折处”（《吕氏童蒙诗训》），这在苏诗中也不乏其例。从上述师承关系中不难从一个方面看出苏轼其时的审美倾向。前人又多谓苏诗“伤率、伤慢、伤放、伤露”，“犷气太重”（纪昀语），“一泻千里，不甚锻炼”（赵翼语），正是放笔快意，追求豪健清雄风格所带来的缺点。

第三，这时期苏轼开始了词的创作。虽然比之于诗，起时较晚，但一开始即以有别于传统婉约词的面貌登上词坛。通判杭州初试词笔，他就打破了“诗庄词媚”（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李东琪语）的旧框框，运用诗的意境、题材、笔法、语言入词，初步显示出“以诗为词”的倾向。记游的《行香子》（“一叶舟轻”）写浙江桐庐七里濑“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的景色，观潮的《瑞鹧鸪》（“碧山影里小红旗”）写钱塘弄潮儿搏击江潮的习俗，抒写乡情的《卜算子》（“蜀客到江南”），感慨身世的《南歌子》（“苒苒中秋过”），都有一种清新流畅、疏宕俊迈的诗的情调。尤如赠别杭州知州陈襄的一组词作，如《行香子•丹阳寄述古》、《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诉衷情•送述古迓元素》、《清平乐•送述古赴南都》、《南乡子•送述古》等，语言明浄，意境深远，与设色浓艳、抒情纤细的传统送别词各异其趣。在自杭赴密途中，他作《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云：“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勃勃英气，力透纸背，洋溢着待时而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和自豪。沿着这一创作倾向继续发展，终于在密州时期写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这两首最早的豪放词代表作，从而在词坛上树起“自是一家”的旗帜。徐州所写《浣溪沙》五首农村词则以浓郁的泥土芳香和淳朴真挚的思想感情，表示了词在题材、意境上的进一步开拓。这时期词作的这一倾向与他以儒家积极进取精神为主导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也与诗风的主要倾向相类。

第四，包括这时期在内的整个任职时期，散文写作着重在议论文（政论、史论）和记叙文两类。前者如奏议、策论、进论是为了向朝廷直接表达政见，后者如亭台楼堂记是为了立碑上石，大都带有应用文性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但仍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尤如凤翔所作《喜雨亭记》、《凌虚台记》，密州所作《超然台记》，徐州所作《放鹤亭记》等，都是传诵一时的名篇。杂记《日喻》、《石钟山记》等则不仅以形象生动感人，而且以警策哲理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以上是苏轼前后三十多年任职时期的主要思想面貌和艺术面貌。

下面是关于《苏轼选集》的选注工作的说明：

本书选诗二百四十多首、词五十多首、文近三十篇，都按写作先后排列。所选的包括苏氏各体诗文的代表性作品，使没有机会阅读苏轼全集的读者在这选本中能领略苏氏作品的大致风貌。注释除了疏通原文外，还在原材料的核对和评论数据的征引上多做了一些工作，希望能对进一步研究苏轼的读者也有所帮助。

南宋施宿《东坡先生年谱》国内久佚。复旦大学顾易生副教授于一九八一年二月去日本讲学，大阪市立大学西野贞治先生惠赠此书影印本一件，今加以标点，按原式全文印行，作为本书附录（后又发现日本蓬左文库藏有此书另一钞本，取以对勘，作《校补记》）。对他们的热情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关于施《谱》的评介，可参看附录中拙著《评久佚重见的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