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宦海见闻录》是清中后期最著名的自叙年谱，兼有官场笔记性质。作者张集馨进士出身，由玉堂翰林外放知府，历任地方官近三十年。其作品写尽道、咸、同三朝人情冷暖、政风鬼蜮，是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的宝山富矿。2023年初，笔者偶然发现一部从未被学界使用过的清代笔记钞本——《宦海闻见录》，该书记录嘉、道年间大小官吏行止、军国大事始末、疑狱要案内情、国计民生策对，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因题目与《道咸宦海见闻录》高度接近，作者又付阙如，这部书仿若六耳猕猴，被馆藏单位上海图书馆颠倒著录，混淆在版本众多的“见闻录”中，遂至石沉大海，无人问津。后经笔者多方考证，厘清其年代、作者、卷次、背景、内容，撰文发表，以资学界研究使用。
上海图书馆藏张祖基《宦海闻见录》
《宦海闻见录》作者名叫张祖基，生于乾隆四十六年，直隶天津府沧州人。学者研究《道咸宦海见闻录》时，常受到张集馨满纸积怨影响，感慨其官场失意，难遂封疆之志。而一旦跳出主观视角，放眼壅积窒碍的清中后期政治生态，由翰林高第而方面大员，始终周旋于帝王将相的张集馨，又何尝不似天上人也，令同道中人艳羡咋舌。与张集馨相比，张祖基的仕宦经历显然更接地气。他拔贡出身，才守兼优，却沉滞县职近四十年，是平庸世道下功名断送英雄老的典型代表。
清代史料汗牛充栋，基层官员见诸简编者亦复不少。以张祖基为例，综合冯桂芬《浙江石浦同知张君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陆心源《书张念哉大令遗事》、王国均《国朝沧州诗钞·张祖基传》，《沧县志》《天津府志》小传、轶闻，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题本、军机录副等历史档案记载，他的生平信息与仕宦经历，就可以被较全面地勾勒出来，不致湮没于历史夹缝之中。
民国《沧县志》所载张祖基生平信息
寒素之家 少年早达
张祖基字念哉，号敬轩，又号小岩。先世自直隶滦州迁往沧州张古风庄居住，而后耕读传家，间或出仕为教谕、州同等低级官员，祖、父两代均有秀才功名，是地地道道的乡间知识分子。祖基之父名元垲，四十岁时才与妻子刘氏生下独子，取名“祖璂”，寄予厚望。道光年间，张祖璂将名字自行改作“祖基”，方志、档案等史料提及其人，依照时间先后，各用璂、基不等。
沧县捷地分洪设施 邢景会摄
据《沧县志》记载中，少年时代的张祖基呈现一派神童气象：“生而颖异，读书有一目十行之资，为文超逸，吟诗警辟。”这是否桑梓后学谀词，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十六岁入泮，二十岁举为拔贡的经历，确实过于侪辈——拔贡虽是五贡之一，但含金量不亚于举人。各省每十二年一次，从地方官学选拔文行兼优的生员进京朝考，考列一等者可授七品小京官，二等试以知县，三等用为教职。这一授官规格，被乾隆帝称为“士子进身捷径”，较之举人的三次会试未中呈请吏部注册以知县用，显然更为优越。不过，由于拔贡考试人数少、频次低，上升空间有限，其受重视程度远不及乡、会二试，而师生年谊之奥援，更不能与举人、进士相提并论。张祖基仕途中的困惑与怨怼，不少都来源于此。
嘉庆七年七月，二十一岁的张祖基以朝考二等第四名引见，这是他一生中唯一见到皇帝的机会。接下来，便以知县品级，通过掣签形式，被分配到浙江省试用候缺。不过，作为老生独子，考虑到父母年过六旬，乏人奉养，他向吏部提出“亲老告近”请求，改掣邻省山东，并于当年十一月到济南赴任。从铨选制度上看，拔贡分发外省试用知县者，两年后即有实授资格，但其班次无一定之规，补授迟速权在本省督抚。
初入宦海 铩羽而归
《沧县志》“轶闻”部分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张祖基初入官场的得意之状：
以知县用，分发山东。抚宪见而稚之，派法审处，研究法律，数月后片言折狱，老吏不及。抚宪喜曰：“可以仕矣。”适黄县缺出，令其到任，举凡民间利弊，无不兴革。至于听讼，是非曲直立刻处断，以故有张青天之称。后升浙江宁波府同知。
所谓“法审处”差遣，确乎实有其事，而黄县兴革之说，究属溢美之词。按照常规逻辑，初入官场者务必攀附大员以为援引，而攀附捷径，无外乎亲谊、乡谊、年谊、门谊之类。张祖基生在清白寒素门第，家乡沧州罕有达官显贵，未登科甲又难蒙座师荫庇，惟期入仕后博得上司青眼，可资提携点拨。甫至济南，年轻的张祖基受到本省按察使金光悌赏识，将其指派到发审局研习律例。发审局即方志所称之“法审处”，是嘉庆五年设立的省内临时理刑机构，受按察使领导、由首府主持，专门审理全省疑狱大案，特别是京控钦部案件，权重事繁，专业性强。少年新进跻身其间，除津贴饭食等好处之外，也无疑拥有了根基扎实、前景广阔的仕途起点。
更重要的是，金光悌其人来头很大，他在刑部总办秋审十余年，又承审和珅重案，是简在帝心的刑名巨擘，外任按察使不过蜻蜓点水，三年五载即有大司寇之望。出于此种背景，金氏在山东官场表现强硬，气势凌驾于品级更高的布政使陈钟琛之上。《宦海闻见录》有《陈方伯》一节，详写陈、金二人权力之争：
陈紫岱，广西临桂人，榕门相国犹子也。长厚乏风骨，由县令洊方伯。金兰溪（光悌号兰畦，兰溪其讹也）司东臬，颇凌之。藩库出纳，金必预闻焉。陈以省垣需次者众，乃分发诣各府，余得曹州。余家去曹七百余里，去武定百余里，乃浼张溟洲为缓颊，以武易曹。陈弗应，余亦未能往。陈怒，乃与李观澜、徐越、吴邦杰同传见，诘以胡弗诣分地？众以路费无措对。陈曰：“将使藩司给路费耶？余上司也，上司之言，属吏可勿听耶？诸君苟为余弟子，余必威以夏楚，而诸君皆官员，可奈何？”李卒然曰：“卑职顶委。”陈曰：“分府便不委署耶？”李曰：“恐有往返之劳。”陈曰：“君知余必委君权历城耶？”立饬经历押发。金兰溪扬言曰：“方伯谓省中人众耶？吾方嫌其寡，而欲调分府者归省。”众闻之，益不往，陈亦无如何。
由此可见，金光悌虽然职司刑名，却热衷插手财政事务。在人事安排，特别是候补官员差遣问题上，也较“长厚乏风骨”的陈藩司更有话语权。张祖基如能以金氏为靠山，在发审局站定脚跟，无疑为之后的派差补缺、平流进取，争得有利条件。不过，金光悌怙恃揽权、喜人逢迎，对少年意气、清高自诩的张祖基先器重而后疏远。《宦海闻见录》有专写金氏篇目，但内容残缺，只能就其所存言之。
文中，张祖基自认“沐兰溪恩最深”，入发审局后，由于“时委员皆以摄篆出省”，一度为之“独司笔札”，交情不可谓不厚。奈何自己“两袖清风，无可持赠，兼以入国未问禁，辄以晚生刺谒介弟，长揖不拜，忤其意”。所谓介弟者，是金光悌随任在省的七弟，其人倚仗兄长势力干预公事，大小官员极尽谄媚，径呼为七大人、七太爷，甚至“用手版称七叔，自称卑职，屈膝请安，用属吏谒长官礼”。张祖基不屑于此，引起金氏兄弟不满，后仍隶济南府办事，与老上司渐行渐远。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张祖基似乎颇为懊恼，感叹“前事可师，孤陋寡闻，悔其可追耶？”如果入仕之初能放低姿态，结好金氏，此后的人生，是否将呈现另外局面?
清朝地方官审案情形
在山东期间，张祖基先后署理荣成、黄县知县，时间均在一年以内，难有兴革利弊、处断大案举措。墓志提到他还曾署理济阳知县，或因时间更短，而未见于《济阳县志》及《缙绅录》记载。嘉庆年间官多缺少，候补知县如过江之鲫，哪怕署任机会，也颇不易得。《宦海闻见录》有《策方伯》《富总戎》两篇，都提及张祖基署理荣成县波折，兼讽满洲大员颟顸腐朽：
策丹，满洲人，为东藩，尝燕见……谓余曰：“曾摄篆否乎？”对曰：“蒙牌示，委署荣城。”策曰：“委檄下乎？”曰：“否。”策曰：“牌示已若干日？”曰：“月余。”策曰：“月余犹未檄委耶？虽然，荣小邑也，当无高下其手者。”旋更端曰：“荣邑女色最佳，知之乎？”对曰：“未至其地，不能知。”策谈吐大率类此。
清代地方官凡实授者，必经督抚奏明，吏部题准；若署理各项差事，则可由督抚径行委派，通常采取“轮委”形式，即按照出身班次和到省时间依次委任，以示公平。嘉庆九年，到省近两年的张祖基有望在短期内体验高坐堂皇的荣耀——巡抚衙门已经发出宪牌，派他到登州府荣成县署理县印。然而公示月余，正式的委任文书仍未下达。闲谈间，老于官场的布政使策丹先提出事属反常，不排除被人高下其手，半途截去的可能。转又安慰头遭“摄篆”的张祖基：荣成是偏僻小县，竞争不甚激烈，檄委缓慢，更像是巡抚衙门效率低下，可以不必过虑。对于策丹的顺水人情，张祖基并不买账，接下来，他毫不留情地记下那句大失身份的问话：“荣邑女色最佳，知之乎？”这样亵近露骨的表达，或是策某素性使然，与前文结合，亦不排除对张祖基的暗示与引诱：檄委经久未至，不定是何人手脚，到任后若能贿赂美色，以藩台之尊，些许小事，自然手到擒来。
所幸，对策丹报以冷眼的张祖基到底拿到荣成差事，然而下车伊始，又见识了“耽玩好，喜渔色”的登州总兵富宽。初谒时，这位酷爱荣成花斑彩石的武职大员就迫不及待向其询问：“有佳文石否？”见张祖基无言以对，命绿营官兵什伍编队，专程到荣成海滩采集石头的富总兵立即取出珍藏炫耀——“其石方二寸许，有波涛汹涌形，中现一红日，洵异宝也”。文武上司多是如许人物，无依无傍，又性近孤高的张祖基虽有循名，在山东盘桓多年，终未候得实缺。
半生未遇 晚境渐侵
根据墓志与道光朝档案推算，最迟到嘉庆十七年，三十少壮的张祖基离开山东官场，请长假回籍。至于理由，墓志称为“归养”，档案则作“告病”，而细绎其处境，亦不排除失落弃官，再战科场可能。清中期以后，那些已经获得官员身份的贡生、监生、捐纳人员，如果候缺艰难，又年纪较轻、能作八股，常选择另行参加科举考试，争取更有利的政治前景。然而无论初衷为何，现实遭遇让他不得不长期乡居——因为父母在嘉庆后期相继去世，张祖基连续丁忧，一晃十年有余。在此期间，他也曾重返济南并参与公务，或是仍作销假候缺之想，但真正守制期满踏入官场，已晚至道光一朝。
因为双亲均告亡故，复出的张祖基不必考虑就近养亲问题。道光二年十一月，四十二岁的他赶到前次掣中的浙江省，只是身份原地不动，仍以拔贡班次试用知县。二次出山，张祖基的运气较前次稍有好转，试用不过一年有余，即由浙江巡抚帅承瀛加注“年力强壮、办事勤明”考语，题署衢州府常山县知县，道光五年五月奉文任事。所谓题署，虽然仍在署理之列，但与省内委署不同，需由督抚写具题本上报，经吏部审核通过后，奏请皇帝批准，距实授其职只有一步之遥。
此时的张祖基已经四十五岁，眼见仕途上曙光乍现，他将自己的名字从祖璂改为祖基，或有一鼓作气、步步登高之想。可惜运舛时乖，命不由人，道光六年夏天，上任仅一年有余，他就“染患暑热，腹泻头晕，兼之怔忡，旧病一并举发，精神恍惚”。常山县地当浙江、江西、安徽、福建四省通衢，政务冲繁，病体难支的张祖基只好把情况报告衢州知府，请求交卸养疾。上司惜其才干，从中缓颊，建议给假一个月，留在任上调养。无奈他病势沉重，难以好转，只能再度请辞，弃官回籍。
一场大病休养接近六年，道光十二年三月，年过半百的张祖基三出乡关，再赴浙江。由于资望已深，这一次，他的候缺时间明显缩短，当年即有署理丽水之命，次年又得巡抚保举，坐补常山县原缺。道光十五年八月，张祖基试署期满，实授常山知县。这是他入仕三十四年来，第一次获得知县实缺。半生未遇，老境侵人，闻命之下，不知作何感想。
鞠躬尽瘁 终老县职
张祖基在常山颇有民望，墓志称其：“甲申补常山两载，循声大洽。旋引疾去，去之日，阖境皆流涕。”时隔多年故地重回，士民爱戴如旧，“父老闻君至，皆迎郊外”。常山是八山半水半分田的丘陵地貌，民风彪悍，坟山林地争讼不已断，宗族间多有械斗发生。张祖基擅长“方田之术”，即丈量土地、计算面积办法，能够平允有力地处理地权纠纷，使争讼者心服口服。他的谳狱经验也充分发挥出来，不但施之本县，还常被上司征调，协助邻近各县会审疑难案件。《宦海闻见录》记载了他跨境主持审讯的江山、开化、西安三县命案，是其循能之名，在衢州府乃至浙西南地区已颇显著。
道光十五年十一月，经浙江巡抚奏请，张祖基被调到更加富庶、繁剧的湖州府乌程县任职，这是一名官员仕途渐入佳境的表现。在乌程，他的口碑亦好，陆心源所撰《书张念哉大令遗事》，即就该任而言。文中提到他所办三件小案，读之颇有趣味：
盐商某尝诬良民为私贩，县受例馈，多曲意从之。祖基抵任，某循例馈金，却之。后执一人赴县，祖基讯知非私枭，问曰：“尔能走乎？”曰：“能。”祖基曰：“汝试走，吾观汝能。”其人行数十武止。祖基大声曰：“速走！不得住！”其人遂疾走去。
诸生某素无行，乡人有售肥鸡者，过其门，伪为欲市，而以瘠鸡易之。争辨未决，祖基过，乡人攀舆而号。驻舆诘问，生不承。祖基曰：“尔鸡何食？”曰：“食粟。”问乡民，民曰：“适食豆滓。”剖之，如乡人言。生语塞，输钱与乡人而罢。
富绅某之家属匿贾人布，贾人讼于县。祖基邀某至署谈次，甚夸某臂上金钏工作之精，托言欲仿制，借之入内。密遣人持钏至某家，言其主以匿布被留，令持钏为证取布。其家恇扰，急出布与之。祖基出布示某，而还其钏，某大惭。贾人感泣去。
这些判例颇有传奇公案趣味，准确性有待考察，却足以反映张祖基抑强扶弱、机敏变通的为政特点。《沧县志》称他“莅任所判奇案辑有数册，惜散失，无从搜寻”，另据乡人传颂之说罗列若干，性质也与陆心源所记类似。张祖基入仕之初受教于申韩名家金光悌，又在山东发审局历练多年，虽然对补缺升官无所助益，却为他树立起“片言折狱”的干吏形象。这一点大可作为基层官员的杀手锏，博得民间好感，引起上司注意。陆氏称其“案无留牍，人无冤抑，吏不敢为奸，有青天之目”，即是就此而言。
晚清知县形象
事实上，乌程所在的湖州府是“漕赋要区”，巨绅云集、赋役沉重，官绅、吏民、绅民，以及漕运系统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治理难度远过于张祖基此前就职的各个县份。相比于灵光一现的如神妙判，缓解漕弊，及其引发的各色冲突，才是他面临的最大难题。在《宦海闻见录》的后半部分，张祖基突破基层官员眼界限制，开始讨论国家大政，其中涉及钱漕、赋役的内容最为深刻，与其在乌程的任职经历直接相关。当然，对于这些积重难返的系统性问题，官卑职小的张祖基根本无力扭转，他能做到“平减斗斛，严束吏胥侵蠹”，已属难能可贵。
道光十七年，张祖基一度奉命署理杭州府仁和县，成为全省“首县”。很快，又在三年一轮的大计考核中被定为“卓异”，并于道光十九年由本省巡抚保奏，升任宁波府海防同知，这是他入仕三十八年来第一次晋升品秩。按照铨选制度，在交卸乌程县印后，就可以北上进京，觐见皇帝。然而禄命有司，修短随化，实非人力所及。当年十月初五日，“已经部覆，尚未咨请引见”的张祖基肝病复发，在乌程县衙病逝，终年五十九岁。
张祖基去世时，其子回籍赴考，不在跟前，只能由管事家人上报病故情形：
缘家长体质素弱，向有肝气病症。道光十九年夏秋复感暑热，骤患红痢。时因天雨连朝，出外祈祷，又以田稻被水，周历四乡履勘。十月初一日回署，痢即大剧，肝气复发。初五日交送乌程县印，不意是日肝逆气厥，医药罔效，即于亥刻身故。
当年九月，乌程久涝成灾，升迁在即的张祖基力疾从公，四处祈雨勘灾，终致过劳而死。这一鞠躬尽瘁举动，不能不令人唏嘘感叹。墓志称赞他“居官讲求实用”“凡有利于民者无不为”，实非寻常虚誉可比。
张祖基富于著述，道光后期刊刻的《国朝沧州诗钞》载其著作有：《守拙堂诗文集》《备忘集》《养心编》《区田图说》《学制汇存》《宦海闻见录》《救灾纪略》《海壖杂记》《还淳于役日记》，共九种祖基著作虽富，却未能付之梨枣，即便存世，大约也只有稿钞本。除残存的两册《宦海闻见录》钞本外，其余作品未见著录于重要古籍目录，流传递藏情况也乏记载。这可能与他的后代声名、官职均不显赫，家中又无余资有关。
古沧州文化地标镇海吼（沧州区域文化研究所孙建提供）
内卷时代的理想主义与务实精神
清中期以降，承平日久，人口激增的大背景下，士人生产过剩现象日趋突出。民间的读书人不断增长，而科举中试人数，特别是职官员额却大体维持常量。小农经济的发展规模，以及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难以将士子们引向科举—仕宦路径之外的工商科学文化事业。这个波澜不惊的世道看似安全、稳定，却因为发展停滞、代际挤压、过度内卷而显得保守沉闷，了无生机。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体进取变得极为困难，拢紧少得可怜的既有资源，成为大多数社会中上阶层的共同选择。偶有不甘自弃的良才美质，如果在羽翼未丰时，就跃跃欲试谋求突破，难免被归为集体意识与社会规则的叛逆。于是乎，一代代读书人皓首穷经，挤在愈发狭窄、讲求形式而摒斥真才实学的“仕途”独木桥上，哪怕身负匡济之才，也难免“遏之于登进之前”“排斥于致仕之后”，譬如章学诚、包世臣、龚自珍、魏源等，多有“十余试，讫无一遇”的蹭蹬经历。
张祖基早运颇佳，年方弱冠即选为拔贡，进入官场，人生底色充满理想主义，尝曰：“人生当著绩旂常，否则兴利除弊有裨于世。若皆不能，即当穷经研史，既往哲、开来学。促促常途，何堪寿世。”然而他的宦海生涯实在不尽人意，常年丁忧、告病、难得当道提挈，一路踉跄到五十六岁，才实授知县。郁郁不得售其才的经历，难免让他出言刻薄，对待旗下颟顸之辈、夤缘攀附之流，乃至声气相通、华而不实的翰林高第，以吏事娴熟自居的张祖基常常不留情面，揶揄他们糊涂庸沓、公务荒疏，又自命不凡。他的意气也时而消沉，一度“涉猎于释老之书”，隐做出世打算。难能可贵的是，沉沦下僚的平淡人生，并未彻底磨灭他出世救时的儒者追求，一旦获得主政一方机会，兴利除弊的情怀又勃然而起，全无尸禄疲软的老官僚作风。
龚自珍愤愤然于十九世纪初叶的政治空气，认为时人凡有“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者，无不被这糟糕的世道嘲讽鄙弃，在精神上屠戮殆尽。然而从张祖基这位政权基层实践者的感慨与抱怨、挣扎与坚持中，我们可以看到，理想主义的光辉总是被消磨，却不尽被泯灭，当它与务实精神形成自洽，即便在最无所奢望的时节，也总能传递出一股动人的力量，在超越与映射之间，寻找前近代历史岔路上的国运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