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日本滨田青陵奖得奖作品、第七届古代历史文化奖优秀作品奖。从亚洲看日本，一段不同于传统叙述的500年交流史。
从5世纪倭五王与中国的交涉到9世纪停止派遣遣唐使，本书以中日关系为核心，同时涉及东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各地与中国的关系。在涉及古代日本的相关问题时，特别考虑了朝鲜半岛诸国与日本的交流，并将视野拓展至当时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格局，以此在亚洲史的框架中看待古代日本对中关系。
★ 聚焦隋唐，再现中日文化交流与往来的辉煌时期。
从隋文帝时日本首次派出遣隋使与帝王“话风俗”，因使团没有精通两国语言的译员而导致信息传递错误，到武则天时期遣唐使受到隆重款待，获赐为武则天即位正名的经书……隋唐时期，中日交流往来频繁，随使团而来的，除了使节，还有学僧、留学生、医师，他们参拜孔子庙、寺观，学习医术，并周游各地，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 从留学僧到巡礼僧，以佛教为视角，不同于官方交涉的民间往来。
南北朝时期，就有僧人来往于东亚诸国；到了隋朝时期，各国纷纷向中国派遣留学僧，跟随高僧学习佛法，收集经典，并以沿途化缘的形式去到五台山礼佛，也让我们从另一重视角看隋唐从辉煌走向衰落；五代十国时期，日本不再派遣官方使节后，更有获得贵族资助的巡礼僧往来于两地，成为民间交流的重要使者。
★ 超出专业研究视角的丰富史料、特制图表，一部实证考据史。
不同于以往古代日本史研究者局限于《日本书纪》和《古事记》，作者将研究视角扩大到整个亚洲的史料及出土文献，特别是中国的《晋书》《宋书》《隋书》、日本古坟出土文物铭文、奈良国立博物馆馆藏作品等，并根据一众研究资料，绘制出中国王朝交替表、不同时期日本对中遣使表、天皇家系图以及古代中日关系年表等，以明晰的形式讲述不同时期的中日交流及其与国内政权的关系。
★ 以建筑看历史，走进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
中日的交流，也伴随着日本都城和寺院的建造。8世纪的日本都城平城京（今奈良前身）、9世纪后的都城平安京（今京都前身）以及日本延绵1300年的古寺元兴寺，其建筑的布局、细节无不显示出这一时期的文化渗透。在历史大事件背后，走进古都城与寺院，看建筑与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文摘
《大宝律令》制定后的遣“唐”使
律令的“律”指的是刑法，“令”则是律以外的基本法。701 年，即大宝元年，律令制定完毕，因此称作《大宝律令》。该律令以唐朝律令为蓝本，根据倭国的国情加以修改。在此之前，倭国已经有天智天皇时的《近江令》和天武、持统天皇时的《飞鸟净御原令》，而《大宝律令》是第一次完成了律和令的编纂。
大宝律令的施行象征着倭国向唐朝式的中央集权体制迈出了步伐。那么，焕然一新的倭国又要和唐朝建立怎样的关系呢？
从严格意义上说，由粟田真人带领、于702 年出发的使节团并不是遣唐使，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朝代名从唐改成了周。倭国使者来到中国后才发现改朝换代以及史无前例的女性皇帝武则天的登场，感到大为震惊。史料是这样记载的：
初至唐时，有人来问曰：“何处使人？”答曰：“日本国使。”我使反问曰：“此是何州界？”答曰：“是大周楚州盐城县界也。”更问：“先是大唐，今称大周。国号缘何改称？”答曰：“永淳二年天皇太帝崩，皇太后登位。称号圣神皇帝，国号大周。”问答略了，唐人谓我使曰：“亟闻，海东有大倭国，谓之君子国，人民丰乐，礼义敦行。今看使人，仪容大净，岂不信乎。”语毕而去。（《续日本纪》庆云元年七月甲申条）
唐人口中的“君子国”来自成书于汉朝的《山海经》，据说居民都是衣冠整洁、为人谦让。“人民丰乐”这四个字只有在佛教经典中才完整出现过，意思是如果崇尚佛法，让国土平安，人民安居乐业的一天也就不远了。“礼”和“义”则多见于儒家经典，由此可见，唐人的赞词是由三种来源不同的修辞构成的。
粟田真人与武则天
我们无法查证《续日本纪》是否忠实记录了唐人的发言。不过《旧唐书·东夷传·日本条》中记载“真人好读经史，解属文，容止温雅”，对粟田真人确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粟田真人在653年的第二次遣唐使中以僧人的身份入唐，回国后因为才华受赏识而还俗。在日本古代，僧人为了修行需要阅读大量汉文佛经，算是受过高深教育的精英。律令制时代早期，很多僧人还俗后在朝廷做官，发挥他们的学识。粟田真人就是其中之一。
粟田真人被选为使团的领袖还有另一个原因。在唐朝，佛教知识是贵族必备的常识，入唐后，与唐朝贵族交流时就需要用到佛教的基础知识。粟田真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又精通佛教知识，还有过入唐经验，是担任大使的最佳人选。
第七次遣唐使做好了准备，终于朝见了“周朝”皇帝。她的名字是武曌，一般称她为武则天，在日本则更多使用“则天武后”这个称号，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皇帝。
武则天之父地位并不高，但母亲却是隋朝皇族的后人。武曌一开始是唐太宗的妃嫔，但太宗之子高宗一见钟情，之后就成了高宗的妃嫔，还登上了皇后之位。另外，儿子在父亲死后娶父亲的妻子，是北方游牧民族比较普遍的习俗。
高宗死后，高宗和武则天之子中宗（684 年第一次在位）即位，但中宗因为与武则天不和而被废，武则天又立了睿宗（684—690 年第一次在位），睿宗也是武则天之子。睿宗在位期间，实权把持在武则天手中。武则天取得了一系列政绩，最终在690 年逼睿宗退位，自立为帝。
武则天的政治能力远高于丈夫和儿子们。她不问出身，只要是有才能的人都委以重任，国内统治得以安定。她用了各种手段强化王权，发挥了高超的领导能力，避免了人心离散。
不过武则天纵使是一代女豪杰，她也不可能永远统治下去。她在698 年把儿子李显，也就是唐中宗重新立为太子。
即便如此，武则天的这个决定并不明智。中宗是武则天儿子中能力最平庸的一个。无论如何，李显复位是705年的事，第八次遣唐使发生在武则天统治的晚期。
日本：提出改国号的请求并获得允许
我们回顾一下第七次遣唐使发生的事情。遣唐使首先向武则天提出，倭国希望把国号改为“日本”，并获得了允许。
过去的研究认为，“日本”这一国号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使用这个国号意味着主张日本与唐朝对等，甚至地位比唐朝更高。
近年在中国发现了推翻这一说法的史料，那就是百济祢军的墓志。墓志是总结死者功绩的文章，一般刻在碑上，放进墓里。祢军是唐朝、新罗联军灭亡百济时参加唐军的百济人。他死于678年。
祢军的墓志中出现了“日本”一词，但那指的是百济。他的墓志是在唐朝制作的，可以说反映了当时中国对“日本”一词的普遍认识。也就是说，在7世纪的东亚，“日本”指的只是相对于中国的极东地区而已。以日本为国号意味着接受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也就是说，“日本”这一国号显示的是作为极东国家加入以唐（周）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立场。
遣唐使提出请求以“日本”为国号，得到了武则天的许可。朝贡国是不能随意更改国号的，改国号需要得到皇帝的准许。这标志着“日本”向中华，也就是唐（周）朝朝贡的关系成为定例，绝不是表现与唐朝对等，甚至优于唐朝的主张。
在建造好新的都城、整理好律令之后，日本的目标就是加入唐朝主宰的世界秩序。朝鲜半岛战争进行的时候，武则天还只是皇后，她对日本朝贡使的到来感到相当高兴。
有好几样文物都显示日本朝贡使受到了武则天的款待。其中之一就是法隆寺所藏的“四骑狮子狩文锦”（宽134.5 厘米，长250 厘米）。这块锦布的外围是连珠重角圆环文，圆环中央画有果树（生命之树），树的两侧上下各有一名骑士，骑着天马，转身向后拉弓瞄准身后的狮子。天马的臀部有写着“吉”字和“山”字的圆形。锦布的制作使用了特殊技法，应该是7 世纪晚期，唐高宗、武则天时代设在首都里的宫廷作坊生产的，这些作坊有萨珊波斯宫廷作坊的工匠参与工作（长泽和俊、横张和子）。
遣唐使还获赐了《宝雨经》，这是一本为武则天即位正名的经书。正仓院藏有奈良时代的抄本，里面附上了抄写者在745 年五月一日写下的备注，说此经的目的应该是用佛教思想为武则天的即位背书，应该是武则天退位（705 年）前从唐朝请来的。除了《宝雨经》，另外一部用佛教为武则天即位背书的著作《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也在此时传入了日本。
此外还有奈良国立博物馆所藏《刺绣释迦如来说法图》（劝修寺绣佛）。《刺绣释迦如来说法图》（高207厘米，宽157厘米）是在淡黄色的平绢上，用绢的捻丝使用锁绣和玉绣两种刺绣技法，绣出的56个佛、菩萨的群像。
值得注意的是画面下方中央与释迦相对的女性形象。有学者认为，女性身边的10名僧人表现的是武则天身边的10名僧人，女性就是武则天（大西磨希子）。这是一幅象征周（唐）朝的财富与文化的巨型刺绣佛像。
曾经作为留学僧入唐的粟田真人，应该能够正确理解武则天下赐《宝雨经》《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以及《刺绣释迦如来说法图》的意义。
稳定的朝贡——遣唐使与年期
从第七次遣唐使以后，日本平均每隔二十年派遣一次遣唐使。840年，唐朝僧人维蠲写给延历寺僧人圆载的回信中有“约二十年一来朝贡”，东野治之认为这是“约定每二十年朝贡一次”的意思。
本来，朝贡是应该每年进行的。不过对于路途遥远的国家，每三年、五年、七年一次朝贡也是可以的，这种制度被称作年期制。中国自古以来就为朝贡国定立年期，年期制适用于日本也没什么奇怪的。不过，二十年一次的年期不见于他处。另外，东野关注的维蠲书信中所说的“约二十年”也可能是“大约二十年”的意思，可能只是表达“大约每二十年来朝贡一次”（坂上康俊）。
……早期的遣唐使除了特殊情况（如白江口之战的战后问题处理、送还唐使的使者、迎接藤原河清的使者等），基本上是每代天皇派一次使者。从这个角度出发，山尾幸久认为，遣唐使的其中一个性质是拥有“交涉权”的天皇每代进行一次的事业。值得注意的是，任命使者的时间点，不是天皇即位后不久，就是在决定继承人的时候。
如果遣唐使的派遣与天皇的世代交替有关，那这其实正是朝贡国应有的态度。过去东野主张的二十年一次的年期制长期以来一直广为人们接受，不过由于缺少可以证明年期存在的史料，现在看来山尾的说法成立的可能性更高。
不过，无论是约定好二十年一次遣使还是世代交替的时候遣使，都意味着日本并没有通过遣唐使提出与唐朝对等的主张，唐朝与日本都认同日本的地位是朝贡国。正如东野所主张的那样，日本遣唐使的性质毫无疑问是朝贡。
遣唐使船——航路与四船的构成
从第七次遣唐使起，遣唐使就不再使用过去一直走的，经过壹岐、对马到达朝鲜半岛，沿着朝鲜半岛西岸北上的路线（北线），而是从五岛列岛经东海进入中国（南线）。学者的解释是，这时候日本与新罗关系恶化，因此不能经过新罗沿岸，而采用了南线。
不过700年前后，日本与新罗之间虽然产生了新问题，两国的政治交往却没有停止。况且新罗是接受唐朝册封的国家，它会不会阻止日本朝贡也是很有疑问的。与此相比，我们更应该考虑的因素是，日本当时可能开始意识到五岛列岛作为通向中国，尤其是长江口一带的中转站的重要性。
顺便一说，过去学界认为这一时期的遣唐使采用了经过种子岛、屋久岛、吐火罗、奄美、德之岛、冲绳、久米岛、石垣岛横渡南海的路线（南岛线）。752年的第十次遣唐使回国的时候确实是从苏州出发，经过了冲绳，然后向北进发。不过没有任何一次遣唐使在出发当初就打算采用这条路线。现在一般认为，南岛线只是因为突发事件才选择的特殊路线。
第七次遣唐使派出的船只的数目不明，也没有遇难的记录。从第八次遣唐使到第十五次遣唐使，除第十一次遣唐使（迎藤原清河使）和第十三次遣唐使（送唐客使）外，每次遣唐使都由四艘船组成，不过只有第八次遣唐使的四艘船都平安回国了。
连续两代女性天皇与第八次遣唐使
我们回到《大宝律令》制定后的皇位继承这个话题。
第42 代文武天皇在持统天皇的满心期待下即位，但他在707 年就英年早逝了。不幸中的万幸是文武天皇有一个儿子，名叫首皇子。不过当时首皇子年仅7 岁，难以马上即位。为了保护天武天皇、草壁皇子、文武天皇这一系直系继承，女性皇族再次担起了皇位过渡的职责。
在首皇子成年前，首先由他的祖母阿闭皇女即位，是为第43 代元明天皇（707—715 年在位）。
首皇子在714 年六月时元服，时年14 岁，同年被立为太子。次年九月，他的祖母元明天皇退位，不过继位的并不是首皇子，而是他的姑妈冰高皇女，是为第44 代元正天皇（715—724 年在位）。
首皇子之父文武天皇也是15 岁即位，因此715 年15 岁的他没能马上即位并不是年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他的生母。
自5 世纪以来，生母是皇族的皇子更被认可有资格担任直系继承人。而首皇子的生母却是藤原氏。这时候天武天皇的皇子中还有人健在，他们是有力的皇位竞争者。按照日本古代的王权伦理，首皇子的继位不容易获得多数人支持，因此有必要向群臣表明首皇子适合担任天皇。因此此时由姑妈继位，首皇子继续担任皇太子。
虽然没能马上即位，但大家都认可立为太子的首皇子是直系继承人。既然直系继承人已定，于是朝廷在716 年八月任命了第八次遣唐使。遣唐使中身份最高的押使是多治比县守，大使是安倍安麻吕，副使是藤原马养。但在次月，大伴山守接替了大使的地位，史书也没有说明原因。717 年，遣唐使乘着四艘船出发了。
使团的四艘船都平安来到了唐朝。十月十六日，唐玄宗（712—756 年在位）下敕，设宴款待日本使者。玄宗是睿宗的儿子，也就是武则天之孙。他是唐朝中兴的明君，但晚年宠爱杨贵妃，最终导致唐朝没落。
718 年十月二十日，大宰府报告了多治比县守回国的消息。十二月十三日，使者入京，他们穿着玄宗赏赐的朝服参加了次年的正月朝贺。
唐朝的朝服按照品级在材质、颜色上都有区别，唐朝下赐朝服给使者就意味着使者获得了唐朝的品级。他们穿着朝服参加朝贺，意味着日本官方都认同遣唐使成立的前提是向
唐朝臣服。即使日本没有接受唐朝的册封，只要派遣了遣唐使，就意味着臣属于唐，这在当时的统治阶层看来是理所当然的。
跟随第八次遣唐使入唐的学生、学问僧中有主导奈良时代后期政治与佛教的吉备真备和玄昉，以及在唐朝当了一辈子官的阿倍仲麻吕。这些留学生、留学僧大名鼎鼎，但我们对最重要的使者的动向却所知甚少。《旧唐书·东夷传·日本国条》记载，使者们希望能学习儒学，玄宗下令在鸿胪寺教授他们。使者还把精力放在了购买书籍上。
我们还知道他们申请参观孔庙、寺庙、道观，并得到准许。日本既然派遣了学问僧学习佛教知识，那就表明他们信仰佛教的立场，参观寺庙也没什么奇怪的。另外，当时日本正在整理律令制，律令制的基础就是礼制，为了理解礼制，参拜孔庙并了解释奠的方法也是很有必要的。
问题在于，他们为何要参拜道观，也就是道教寺庙呢？
唐朝重视的道教
唐代的道教指的是“道的学说”，“道”指的是神格化的老子，这是中国汉民族的本土宗教。“道教”这个词语最早出现于5世纪中叶。5世纪初，中国北方的北魏曾经利用道教作为意识形态强化皇帝的权力，但后来北魏也转而信奉佛教，道教有被佛教压倒的倾向。
到了唐朝，唐朝皇帝把老子尊为宗室的始祖，在官方立场上最尊崇道教。因此，道教和佛教一样，都影响了中国与各国的对外关系活动。
上文提到，唐朝在624 年册封高句丽的时候就曾经派出道士。小幡满研究过道教在唐朝对外关系中的影响，他认为唐朝把道教作为册封的辅助手段，通过让高句丽接纳道教而尝试构建两国间的稳定关系。《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在次年向唐朝遣使，提出希望学习佛教和道教知识。此外，当渊盖苏文在642年杀害荣留王，拥立宝藏王并因此导致与唐朝关系恶化的时候，高句丽就曾提出请求唐朝派遣道士以缓和紧张的关系。
717年，东北亚游牧国家奚遣使入唐，提出请求参拜寺院与道观，并在东西两市交易，获得了唐朝的准许。奚使者来朝的背景是突厥第二帝国的混乱。奚在7 世纪末从属于突厥第二帝国，但在716 年反叛并归顺唐朝。奚使在717年请求参拜道观正是要为了迎合玄宗重视道教的宗教政策。不过奚使和高丽使一样，都同时提到了道教和佛教。由此可见，就算玄宗尊崇道教，但为了促进与中国的良好关系，佛教依然是需要强调的，这已经是各国的常识。
717年出发的第八次遣唐使之所以在孔庙和佛寺以外还请求参拜道观，也是考虑到道教在唐朝与外国交涉中发挥影响力的趋势。使臣提出参拜道观无疑会博得尊崇道教的唐玄宗的好感。通过遣唐使的举动，日本也能够在玄宗心目中留下热心于道教信仰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