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在“《袁行霈文集》出版暨北京大学中国古典学学科发展座谈会”上的发言，北京大学校报记者楼雨欣整理。转自“北京大学校报”，原载《北京大学校报》第1576期第3版。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1978年下半年，我第一次听袁行霈老师讲课。那时陈贻焮先生给我们讲魏晋隋唐文学史。有一次陈先生外出开会，就请来袁老师代一次课。袁老师进教室时我们都眼前一亮。那时他很年轻，风度儒雅，比较清瘦。那堂课的内容是王维的诗歌，袁老师的讲法突出了对王维诗作的“深味、妙悟”，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我们对袁老师的课都非常期待。到了1979年，袁老师给我们1977级的同学开设“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研究”的专题选修课，袁老师后来也写了一部相关专著。他第一次讲这门课就是在我们班。当时听课的人很多，包括前后几届研究生、系里的老师、外校的进修教师，还加上其他院系的学生，教室都挤不下了。我的印象里，这门课换了好几次教室，第一次上课换了一个大教室，下一次又换了一个更大的，座位能更多一些。
为什么袁老师的课会有这样大的吸引力？我觉得可能和当时文学研究风气的转变有直接关系。在袁老师给我们开设研究课程时，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已经开始逐步从重视作品的思想性、人民性、阶级性，从强调反映现实的政治意义，从一些比较教条主义的框架当中慢慢挣脱出来。所以，很多老师都会在课堂上重点分析作品的艺术性。比如说陈贻焮先生，他甚至拿着一本刚出的《唐诗选》，一首一首重点讲解作品的艺术特点，我们的印象都非常深刻。作品的艺术性就是在那时的课堂上体现出来的。但是，如果要想在公开场合发表这样的意见，可能还是有些问题，因为那时毕竟刚解冻，春天刚来，但冬天还没有完全过去，还在一个特殊的时期。但其实，那时大家内心都有一种朦胧的期待，觉得应该有针对诗歌艺术研究的专门“角色”，所以一看到袁老师的课名——“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研究”，大家都非常兴奋，觉得自己的期待要实现了。再加上袁老师的讲授非常精彩，这门课程就越来越受欢迎。
袁行霈教授讲课深受学生欢迎，他的“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研究”课程1989年在首届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评奖中，获得了最高奖——国家特等奖。图为20世纪80年代袁行霈教授为学生讲解中国古代诗歌
为什么我们对换教室的印象那么深刻？这是因为大家都想抢到前排的座位，就要很早去占座，占了座以后，却因为教室不够大要换教室，本来占好了前排的座位，又得紧赶慢赶跑到另一个教室，有时只能站在后面。我有很多次就是站着听课的，这样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我对袁老师所授课程的最初印象。
记得课程快结束时，在哲学系一个200多人的大阶梯教室里，袁老师讲解了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这首词，分析了作品的艺术性，又特别举出词中“表里俱澄澈”一句，说这句词和杜甫的诗“心迹喜双清”是他最喜爱的两句。言下之意，当然希望我们也能喜欢。讲课结束前，袁老师提议我们一起把张孝祥的这首词朗读一遍，同学们集体朗读的声音和袁老师低沉醇厚的声音一起，回响在阶梯教室高大的空间里。我现在都能体会到当时的那种感动，是一种美和高贵精神的感动。我个人印象里，那次是袁老师给我们讲得最成功的一次课，因为它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也不仅仅是袁老师带领我们走过了一次完美的追寻古人诗歌艺术之美的旅程，更是一次深入灵魂的震撼、一次精神的洗礼。而这两句诗词——张孝祥的“表里俱澄澈”与杜甫的“心迹喜双清”，我到现在都还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后来袁老师又开了几次课。我大四或是研一时，又去听了一次袁老师的课，正好，那次课讲的是诗的多义性问题，我发现袁老师增加了很多新内容。来听课的人同样非常之多，开始时是一个很大的教室，可还是装不下，怎么办呢？最后改到西门办公楼二楼的礼堂去上课。那个礼堂很大，但还是坐满了人，连窗台都是坐满的。在北大，能够到办公楼的礼堂去讲的课程其实不太多，据我所知，乐黛云老师好像有一次，还有一次大概是金开诚老师，一共也就是两三次。可见袁老师讲课多受欢迎。
袁老师讲课在中文系有口皆碑，中文系出身的都有体会。我觉得教师讲课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本身就是一首诗，师生一起沉浸在诗歌艺术的特殊气氛当中，不知不觉下课时间就到了，大家都意犹未尽，恋恋不舍。我觉得袁老师的讲课艺术真的值得好好总结。依照我粗浅的体会，有这么几点印象较深。
第一点是袁老师讲课的“台风”，他非常注重在讲台上的风度，首先是穿着非常清爽，只是一件蓝色的中山装，但是非常整洁，看得出是经过了精心的整理。这样的“台风”体现出学者的认真，体现出对同学们的尊重，还有对教学的重视。其次，袁老师的“台风”非常温和，如春风拂面，气质高雅。他在讲台上一举手一投足，甚至书写板书，动作都显得非常优雅，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完全是内在修养的自然体现，与刻意而为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点是袁老师的板书。很多师友都写过文章，提到袁老师讲课时板书漂亮。在我的印象中，袁老师常常先把主要的诗篇用竖行繁体抄写在黑板上，再将讲课过程中需要随时补充的地名、人名、语词、引文，可能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材料，随手加注。看上去是随手抄写，但是整块黑板全部写满后，下面的同学往黑板一看，完全就是一幅艺术品，布局有序、丝毫不乱，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教学经验，我觉得不太容易做到，因为得留出恰当的位置，将黑板布置成一幅书法艺术品。所以谈到袁老师讲课，板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三点是袁老师的讲述风格，他讲课有一种特殊的风格。首先当然是声音。袁老师的声音非常浑厚、有穿透力，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有磁性”。坐在大教室的后面，在很远的地方也能听得非常清楚。那个时候没有扩音设备，完全要靠自己的嗓音来讲课，所以实际上袁老师讲课是很累的，我们一开始可能都不太知道，我也是后来才慢慢体会到的。除了嗓音之外，讲述的语调其实也很关键。袁老师讲课有抑扬顿挫，也有节奏快慢的变化，但总体上显得从容不迫，有些重点的地方会有意识地放慢、让大家记笔记。所以他有激情，但是又显得非常平和。袁老师和陈贻焮先生形成了非常鲜明的比照。陈贻焮先生讲到动情的时候是要下泪的，他自己感动了，我们在下面跟着也就感动了。袁老师很少有动感情的时候，但实际上他有一种内在的激情，这也是袁老师讲课的特点。
袁老师讲课风格的另一特色，就是在内容的表述上条理清晰、要言不烦，关键之处有精准、明晰的概括，总是非常精彩，也让人非常佩服。而且他对诗句有一些独到的理解，有时候能将我们觉得好像没什么可讲的地方讲授得非常精彩。比如讲到“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为什么不是“升起”的“升”，而是“产生”的“生”？他说“升起”是大家都能见到的、平凡的样子，但是“共潮生”中“产生”的“生”，就带有诗人的想象了。“想象”一词把诗歌艺术创造的关键点了出来。这个地方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袁老师讲课时准备了很好的讲稿，也就是后来的书稿，做了非常认真的准备。但是他讲课的时候不看讲义，也就是说不念讲义，也不背讲义，但平时的叙述又非常精要、文雅，很有文采，要言不烦，有的部分只要记录下来，毋需修改就是一篇文章。但又不是读稿子读出来的，他完全是成竹在胸，把握得非常精妙，这样的境界实在不容易做到。
第四点是袁老师上课特别注重和学生的交流。比如说课间休息时，他就走下讲台看看我们的笔记，如果谁记得不好，有漏掉的或是记得不准确的地方，他会指出来。那时候我们都是记笔记，不像现在讲课用PPT，学生不记笔记了。除了这种课间的交流之外，袁老师在讲授诗歌艺术研究的学期中，还去过我们学生宿舍好几次，既回答我们学习中碰到的一些问题，也跟大家聊他过去的经历和我们上山下乡的经历。我们跟袁老师讲，因为我们上大学被“上山下乡”或“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现在虽然努力地学习，但是有些时间补不回来了，我们经常有这种哀叹。袁老师就在课上点拨我们：对于学习文学，生活阅历也非常重要。他还举他自己的例子：北大的老师们曾下放到鲤鱼洲干校劳动，而在这段经历前后，他对农村题材诗歌的理解就完全不同。他特别举出了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为例。袁老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勉励大家，生活经历并非不重要，生活阅历对理解文学、学好文学非常重要。袁老师很注重和同学的交流，所以对我们有一些针对性的点拨，这也是一个好老师的标志。
还有第五点，上袁老师的课是比较累的。为什么呢？大家忙着记笔记，记很多，需要手抄。因为袁老师的课信息量非常大。一门课的信息含量问题，是衡量一门课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而且，虽然只是在讲诗，但实际上涉及到了文化史，涉及到古代文人的生活、绘画史、音乐史等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他数次建议我们去故宫博物院的绘画馆参观，那时候故宫博物院的绘画馆在每年秋天“晾画”，将库藏的一些旧画拿出来晾晒，顺便进行展示。袁老师说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去看看古画，我们很多同学每年秋天都去。我记得有一次把《清明上河图》拿出来展览，我们能非常仔细地欣赏。那时候没什么人，前几年故宫再展出《清明上河图》时，人多得不得了，我也去了，可是人太多，根本看不了了。幸好当时听了袁老师的话。
袁老师在课堂上教会我们很多，除了诗之外，还有很多额外的知识与点拨。总之，袁老师不仅是课堂上的好老师，平日为人也堪称典范。
上面我讲了五点粗浅的体会，这一切的美好回忆总结起来，背后都是袁老师辛勤的学术研究和对教学的全身心投入，有这样一种坚实的力量。袁老师说过自己很喜欢当老师，这句话我印象很深，所以对他的教学成就也有所体会。我在此表示对袁老师的生日祝贺、对袁老师文集出版的祝贺，并且祝袁老师福寿绵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