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观涛 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
刘青峰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自然的过程可以确切地被描述为单纯事件的序列，而历史的过程则不能。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柯林武德
历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两种基本追求，一是寻找历史展开的长程模式，二是力图使历史研究科学化。20世纪，这两种努力都经历了巨大的挫败。从十九世纪末历史唯物论兴起力图取代观念论，到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衰落，人们对寻找长程历史发展模式失去了信心，史学研究在社会科学进逼和后现代史学消解的双重压力下不断退缩，史学研究的基石也受到侵蚀。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从20世纪30年代起至今日，恰恰是在历史学科中人文成份最强的观念史、概念史及关键词分析中，研究者对历史科学化的特质理解日益深入。特别是随着数据库方法开始应用到观念史、概念史，我们发现，关键词意义演变的统计分析可以探究大历史的宏观结构，而东亚观念史研究或许会在这个方兴未艾的领域呈现出日益重要的意义。为了探讨这一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我们必须从193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R.G. Collingwood，1889-1943)对史料本质的新发现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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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观念史意义的发现：柯林武德“三原理”
历史学家通常把历史视为过去发生的事实，认为可靠的史料记录了当时的事实，而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寻找可靠的史料并据此恢复过去发生的事件以做出合理的解释。柯林武德正是从质疑“何为真实的史料”来建立自己的历史方法论的。他指出，历史事实和科学研究的自然过程之事实存在本质不同：研究者认识自然过程中的事实，只要详尽地观察它，客观地记录它，并根据真实的记录就能将过去发生的事实还原并做出科学解释。但是，历史过程的核心并不是（自然过程中的）事实，而是人的社会行动；任何社会行动一定存在着支配行动展开的动机和观念；如果不了解人的动机以及支配观念，仅仅从旁观察和记录这个行动，是不可能理解它为什么发生，甚至无法判断该行动之真假的。
我们以影响中、日、韩三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甲午战争为例，说明任何社会行动都存在两个层面：一个是类似于自然事实的物质和行动层面，第二个是动机和观念层面。在中日战争中，两国各投入多少军队、战舰及其装备、作战地点、环境以及交火起始过程等，都属于第一层面，找到该层面的准确史料，就可以还原大战面貌。但是，仅仅知晓第一个层面的事实是无法理解甲午战争的，例如：为什么战火是在朝鲜点燃？交战各方如何制定战略战术目标？从战争爆发原因、战争责任到战争对参战各国的冲击，无一不与支配参与者的观念、即第二个层面不可分割。
甲午战争时期，中国人对这两个层面一清二楚，1895年在检讨战争为何发生以及战败原因时都曾追溯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如在追究战争责任时，张佩纶认为：由于袁世凯在长期领兵驻守韩国的期间背离了处理宗藩关系的基本准则，过分干预朝鲜内政，视韩国君臣“如奴”、“如蚁”，引起了中韩关系交恶，因此袁世凯必须对诱发战争负极大责任。还有人认为，决定出兵并掌控战事的李鸿章是罪魁祸首。随着时间流逝，第二个层面的记忆开始模糊甚至被遗忘。以至于到1995年甲午战争百周年时，历史学家对战争爆发原因仍争论不休。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成为一个历史之谜。
今日对甲午战争研究的困难，不是因为第一个层面知识的缺乏，而是对第二个层面的无知。事实上，无论是甲午战前袁世凯领兵赴朝鲜平乱及长期驻守，还是1894年李鸿章指挥参战，都是受韩廷主动之请；支配袁、李行为的观念是由天下观转变而来的万国观，清廷参战的目的是捍卫东亚残存的宗藩关系。日本出兵韩国，表面上是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实质上是受明治维新后扩张性的日本民族主义支配。而韩廷之所以主动邀请清、日两国出兵汉城，则是出于对两国既要利用又要防范的矛盾心理，是韩国对天下观工具性利用的产物。
研究者只有把这两个层面知识结合起来才能恢复历史真实，但历史学家掌握的史料大多是第一层面的知识，而思想史研究者的知识也只是认识第二个层面的前提，两者加起来，充其量只是推测历史事件如何发生的线索。据此，柯林武德认为，史料作为观念支配下社会行动的记录，只是历史学家用以推测社会行动为何发生、怎样发生的“证词”。他指出，正如侦破谋杀案中不同人提供了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证词那样，如果不了解行动者的动机，不设身处地去想象行动者是在何种观念支配下行动，历史学家即使是该行动的目击者，也不一定知道真的发生了什么。
柯林武德指出：“过去决不是一件历史学家通过知觉就可以从经验上加以领会的既定事实。”更何况大多数史料并不是目击者的记录，而是转述及评论。因此，在面对史料时，历史学家的态度应该是“并不幻想着自己就是一个目击者。他十分清楚地知道，他对过去唯一可能的知识乃是转手的或间接的，决不是经验的。第二点就是，这种转手性不能由验证来实现。历史学家知道过去，并不是由于单纯地相信有一个目击者看到了所讨论的那些事件，并把他的见证留在记录上。”换言之，再可靠的一手史料，记录的都不一定是历史事实本身，研究者应该把它们当作可以推测社会行动如何发生的证词。
那么，研究者又如何把证词转化为对当时社会行动怎样发生的判断呢？柯林武德认为，这就要求历史学家通过对证据的理解，在自己脑海里重演这一社会行动，他将这一原则提高为判别历史事实真假的普遍法则。也就是说，如果某一历史过程不能在历史学家心里重演，研究者就根本不能了解其真相，甚至不能判断它是否真的发生过。柯林武德这样论证道：“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心灵里重演他所叙述的那些行动者的所作所为的思想与动机；而任何事件的继续却不是历史的继续，除非它所包括的行动动机，至少原则上如此，是能够这样加以重演的。”由此，柯林武德论提出了他的历史是“活着的过去”（theliving past）的著名论断。
为什么某一过去的行动在研究者脑海里重演代表真实呢？柯林武德没有给出明确回答。我们在《历史的真实性》一文中做出了如下论证：如同科学是用受控实验的可重复性作为判断现象为真的原则，历史在观念支配下的展开，必须用拟受控实验原则判别真伪；“可重演性”是拟受控实验的特殊情况。对于历史上曾发生的事件，过去的自然事实（如甲午之战沉海的战舰）存在于时空长河的某一点（它对应着历史第一个层面），而支配当时人们行动的观念则存在于现在可恢复的当时思想观念中（即第二个层面），研究者只有通过证据进入这一思想、观念之海洋，结合第一个层面才能找到过去行动的真实图像。需要指出的是，柯林武德对思想观念史理解历史真实意义的强调，并不是服膺观念论那种观念决定一切的主张，而是认为真实的历史存在于观念世界中。
柯林武德的发现可以概括为三条基本原理。除了历史是活着的过去这第一条原理外，第二条原理是任何历史研究都涉及二阶(secondorder)历史，即关于该问题的思想史。第三条原理则更为广泛，他认为：历史知识是浓缩(encapsulated)于现今思想结构中的过去思想的重演，现今思想与过去思想对照并把它限定在另一种层次上。因此，柯林武德大胆宣称：一切的历史都是思想史。
柯林武德充分意识到自己发现的意义，对历史科学具有雄伟的信心。他认为，历史科学对20世纪的重要性犹如1600年至1900年间自然科学对世界的重要性。但是，柯林武德“三原理”在史学实践中并没有起到他期待那样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因为“三原理”的表达相当含混，不容易理解；而且还因为理解他的命题还涉及不得不面对的一些更为基本、不可绕过的困难。我们可以分两方面来展开阐述，即“观念之谜”与“如何宏观地把握历史演化的核心”。
二、困难之一：观念之谜
把历史真实视为隐藏在今日和过去相联的思想结构中，首先要回答：什么是今日和过去关联的思想结构？在历史研究中，将人类今日思想和过去思想加以关联的研究是思想史。思想史研究主要是以个别思想家、流派为中心，以著述文本为主要分析对象，研究者据此勾画出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历史上思想家的影响再大、再重要，也只不过是历史事件长河中的浪花。柯林武德所说的蕴含历史真实的思想结构，并不是那种简单的指以思想家个人思考和着作为中心的思想史，而是指历史上人们共有的思想，即全社会赖以沟通的普遍观念及其演变脉络。实际上，这正是20世纪兴起的观念史研究所关注的问题。然而，观念史又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回答“何谓观念”的提问。
“观念”一词最早源于希腊“观看”和“理解”，即“idea”来自于古希腊“看见”一词，其意思是心灵可以把握的事物。自柏拉图起，共相被视为理性把握对象的前提，所以观念在古希腊还有一层涵义就是“共相”。西方从15世纪就用该词表达事物和价值的理想类型(idealtype)，也指人对事物形态外观之认识；17世纪后涉及构思过程。观念强调人所共有的思想，特别是那些具有可沟通性和公共性的思想；观念与思想家个人的沉思默想不同，它与支配人行动的动机及价值直接相关。正如弗耶利(Alfred Fouille)所说，观念是“我们的感觉和冲动所呈现出的知觉形式；每个观念不仅涵盖一种智力行为，而且涵盖知觉和意志的某种特定的方向。因此，对于社会亦对于个体一样，每个观念均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愈加趋向实现其自身的目的”。也就是说，观念作为包含动机的思想，是改造世界的力量。观念又不同于支配人们行动的情绪及情感，它是以认知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一种知识类的价值型态。正因如此，查尔斯·比德尔(Charles A.Beard,1874-1948)认为：“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与其在自己的劳作和志向中融入观念的程度成正比。”
因此，我们把“观念”定义为社会行动的思想元素，它构成了社会行动的目的、价值和自我意识。换言之，在社会行动中存在一个思想层面，这个层面是由计划、目的、行为评价标准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组成的，它总可以分解为一些基本元素，这些元素在该社会行动中是不变的，我们称其为“观念”。从这一定义，就可以理解柯林武德所说的蕴含历史真实的“思想结构”的准确含义及为什么“历史是活着的过去”。历史作为人在心里可以重演的过去的社会行动，确实是存在于当下人们的观念世界中，这就是人类的历史记忆。但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们只能根据他们的时代观念去想象过去的社会行动，历史记忆并不一定是过去真实发生过的社会行动；而历史学家从事的研究正是根据史料去恢复过去社会行动的思想要素，通过思想的重演去寻找那个存在于流变着的观念世界中的历史真实。
因此，柯林武德研究纲领的贯彻或历史研究的科学化第一个前提是观念史的兴起。表面上看，观念史在20世纪是作为历史研究专门化出现的，其代表事件是洛夫乔伊（ArthurO.Lovejoy，1873-1962）创办《观念史期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事实上，从1930年代开始兴起的观念史研究是受到两股动力的推动：一是对抗历史研究中越演越烈的社会科学化潮流，即很多研究者把历史事实等同于自然事实，只重视社会行动本身的研究；二是对历史研究专业化带来思想文化研究支离破碎趋势的不满。洛夫乔伊明确指出：“观念研究的不自然分裂，至少分隔了十二个学门。文学、艺术、科学、神学、教育、社会思想的学者，每个人都强行带走西方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彼此孤立地在他们的密室里极其仔细地去分割它，而整个有机体便在这种过程里死亡了，没有人能恢复其生命，除非一个名为‘观念史’的学门才能使它起死为生。”
这两种动力背后存在着统一的精神，这就是对过去社会行动思想层面的好奇，意识到社会行动的思想要素是统一地存在于过去时代人们普遍的心灵之中，绝不是可以通过细密的专业分工加以把握的。一旦把普遍社会行动的思想层面从社会行动中抽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观念史研究者就发现，尽管一个时代社会行动的思想层面相当复杂，但它们却是由一些几乎不变的元素构成，洛夫乔伊称其为观念的最小单位（unit-dea），这些不变的最小单位可以独立地加以研究，它们可以包括思想的习惯，有时甚至是人类对形而上学的热情，它们是人类思想中很深层的一面。而观念与观念之间系互相关联，彼此吸引可以形成某种结构；有时它们也围绕着一个核心观念打转，就像行星围绕太阳运行一样形成观念系统（如意识形态）。历史上每个时代，通常都会有一两个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洛夫乔伊曾以“存在的巨链”为核心梳理了相应观念群在西方的流变。观念史研究发现，有些观念系统的结构具有长程的不变性。
从洛夫乔伊至今，观念史研究取得了许多瞩目的成就，例如，各种多卷本观念史大词典陆续出版，对涉及西方社会、法律、宗教、科学、文学、艺术等各层面许多重大观念的起源、演化做出细致、清晰的梳理。但是，要令人信服地展开柯林武德的研究纲领，以观念史作为过去社会行动研究的中心，还必须解决第二个问题，这就是如何面对经济史的挑战。
三、困难之二：如何宏观地把握历史演化的核心？
我们知道，经济史是历史研究中最接近社会科学的部分，今日的经济史研究在分析17世纪阿姆斯特丹国际贸易时，甚至连当时为何郁金香价值连城及其与市民生活的关系都讲得一清二楚。经济史学家也早就论证过，罗马帝国银矿的枯竭是如何打击了古代市场经济。在经济史研究中只须遵循史料客观原则，并不需要把史料当证词，去深入理解17世纪荷兰或罗马帝国的观念世界。看来在经济史研究中，柯林武德的原则可有可无。难道研究者在判别过去的经济事件时不需要在脑海里重演其过程吗？当然需要。那么，问题又出在什么地方？
原来，在市场经济的历史研究中，支配大多数经济行为的基本观念，如理性的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等，古今是一样的。假如经济史研究者处理的对象是如古典小说《镜花缘》“君子国”中的君子们不追求利润的社会行动，君子们的经济行为是受相反的“贵买”、“贱卖”观念支配，那么，不依据柯林武德的原理去理解“君子国”独特的观念世界，就无法判定发生在“君子国”经济事件的真假。正因为支配古今行动的观念大致相同，研究者利用今日熟悉的观念就能重演过去的经济行动，所以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中，虽然每一种行动都受观念支配，但由于支配行动的观念是人人皆知的不变量，使得这些基本观念反而倒是可以悬置不加考虑的。
社会科学家不是不了解不同时代有不同主流观念，而是他们相信，在研究中只要先悬置观念，找到规定社会行动之间关系的法则（这是社会科学的因果律），然后把不同时代的独特观念及其制度作为对社会科学法则的初始条件和限定，那么社会科学就可以对历史做出合理的解释。也就是说，社会科学法则可以和观念变化互相分离，科学地解释历史只是不断将社会科学运用到历史研究中。显而易见，只有找到上述预设完全无效的领域，并证明观念变迁是构成历史行动展开的中心环节，柯林武德将历史真实视为蕴含在过去观念世界的“三原理”才能真正成立。
存在着这样的领域吗？与此相对应的问题是：历史学是否有自己的不同于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因果法则？在这一类历史研究中，不可以悬置观念，也不能想当然地估计过去观念，而是把观念作为支配某一社会行动的动因，考察原先支配该行动观念又如何受到行动结果的反作用而发生改变，并引发下一步的社会行动。也就是说，在这样的领域，研究者解读事件对观念冲击就如同打开一扇扇门，只有进入其中才能知道历史上观念巨变是如何发生并影响到此后行动，这样柯林武德的“三原理”才必是不可或缺的。
仍以甲午战争为例。如前面已述，战争的爆发是以下三种不同观念互相冲突的结果，即中国干预朝贡国的万国观、日本独特的民族主义以及朝鲜天下观中对中日两国工具性利用的心态。众所周知，当时三国同属儒教文明，宋明理学是这三国传统社会共同的政治文化，那么，促使三国卷入甲午战争的不同观念又是从何而来？进一步分析这些观念的形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事件（社会条件）对宋明理学的冲击如何会导致它转化为不同的观念，从而影响历史进程。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是儒学融合佛教的产物，其成熟后，在东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东亚三国共同的政治文化。但是由于中、日、韩三国不同的社会条件，宋明理学的反作用导致其向三个不同方向的变化，各自的天下观发生不同变异，在19世纪末全球化格局中，这些不同观念成为支配三国不断卷入不可调和的冲突、终至爆发激烈大战的理据。
1、先简单看看宋明理学在中国的演变。理学在明代是指导国策的官方意识形态，满人入关灭明，对士人来说犹如天崩地裂。明末清初有相当多儒者激烈反思宋明理学，认为宋明理学的空疏应为“亡天下”负责，于是注重事功的经世致用和重考据的实学兴起，形成了中国近代思想传统。19世纪中后期，在清朝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并被纳入国际法条约体系的局势下，经世致用成为主导思想并对天下观的改造形成了比传统“天下观”更加积极有为的“万国观”。左宗棠平西部之乱、新疆建省，袁世凯驻守朝鲜十二年间对韩国内政横加干预，都是受到这种积极参与并捍卫与周边地区和国家既有关系事务的万国观支配。这也是1894年李鸿章拍板与日本决战的出发点。
2、日本接受了宋明理学后，受到其天皇和幕府二元社会的结构反作用，形成了日本式的儒学。丸山真男指出，通过山鹿素行（1622-1685）、伊藤仁斋（1627-1705）到获生徂徕（1666-1728），特别是经荻生徂徕的改造，日本儒学出现了政治和道德的分离，形成与中国儒学的不同形态。这种理性与道德二元分裂的儒学形态为日本国学和兰学留下兴起和发展空间。到19世纪中期，一旦受到西方冲击，日本受这种现代思想框架中的政治伦理支配，顺利引进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制度也获得正当性基础，日本迅速变成近代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成功令其发展出以日本为中心、带领东亚崛起以对抗西方的独特民族主义，并韩征台观念膨胀，日本先后侵占琉球、觊觎朝鲜。到19世纪末，日本在视朝鲜半岛为登陆亚洲大陆基地的观念支配下，必然要与不放弃朝鲜的中国决一死战。
3、在明代，信奉理学的朝鲜服明朝、视中国为天下中心，自称“小华”。清朝的建立，令朝鲜再也难将处于夷敌治下的中国视为天下中心，坚持理学信仰的朝鲜成为复原“中华道”的道德载体，朝鲜甚至不惜自我牺牲来保卫中华传统。这样，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就转化为朝鲜独特的“朝鲜中华主义”天下观。在这种独特的天下观指导下，朝鲜与清廷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虽然朝鲜再次接受册封，但朝贡关系中的道德含义已大打折扣；在以维护儒家道德正统为己任的朝鲜，儒学后来成为争取本国民族自主的认同符号。19世纪后期，朝鲜在这种独特天下观支配下，既要捍卫理学、维护和利用朝贡关系以抗拒对朝鲜有占领之心的日本，又要防范清廷过度干预，使本国可以顺利学习日本成功经验，实行改革以求自存。正因为受到这种天下观的支配，1894年为平东学党之乱，韩国，既按宗藩关系邀清廷出兵，又依《中日天津条约》允日本派兵，其结果是引火烧身，终于在本土引爆中日两国的大战。
在上述例子中，观念变化之所以不能与社会行动变化相剥离，是因为观念变化缘于其引发社会行动的反作用。我们发现，该例子涉及过程很漫长，是因为它存在于三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特别是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之中。19世纪下半叶，同属儒教文明的中、日、韩三国几乎同时受到不可抗拒的全球化冲击，但是为什么三国现代化道路会如此不同？对这个从经济史、社会史很难得到较为整合看法的问题，却可以从观念与社会行动的互动来回答。从上述思想观念的演变脉络来看，由于三国儒学已具有不同的形态，因而面对西方现代冲击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不同的反应再一次反作用于不同的观念世界，导致近代思想发展的更大差异。不进入三国不同的观念史世界，就很难理解三国不同的现代转型方式。在这类研究中，只有将整个历史过程纳入观念史世界，才可以宏观地把握社会转型的过程。由此可见，在社会结构演变特别是社会转型研究领域，观念史拥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最早是在德国“概念史”研究中显示出来的。
四、概念史和关键词研究
历史上，德国在19世纪中叶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社会现代转型发生在1750至1850年这一百年间。社会现代转型意味着现代价值的普及以及民族认同的形成，新观念支配的社会行动就是建立民族国家。德国现代思想的形成不仅仅是依赖于学习，也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入侵对德国原有传统观念的冲击造成。这是一个观念支配社会行动以及社会行动改变观念的互动过程。在西方观念史研究中虽然积累了不少对两千年间普遍观念流变的成果，但尚没有对观念的变化、特别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冲击如何导致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做出细致、长程的专门考察。为了开展这样的研究，必须细化观念史研究及处理史料的技术，这样，研究表达观念的术语的重要性被发现了。
为此，德国历史学家科塞雷克提出概念史（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科塞雷克发现，为了研究现代观念如何形成，必须找到明确的指标来揭示普遍观念变化的轨迹。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任何观念的表达都需要通过语言，观念的传播及社会化更离不开语言。科塞雷克把用特定语汇表达的观念称为“概念”，认为可以通过对某一时代通行语汇的意义分析来寻找当时人们所相信的概念，从而梳理现代概念如何在社会行动的冲击下形成。
何为“概念”？科塞雷克将其定义为与语境相联系的观念。任何概念都需要借助于词汇来表达，某一概念的确切意义取决于该词在使用中的语境。科塞雷克指出，虽然概念是用特定词汇表达的观念，但概念与词汇不同。词汇意思明确，而词汇表达的“概念”意义则不甚确定。他甚至认为，指涉观念的词汇一定是其意思不明确，才算得上是概念。（中国的语言学家最早认识到观念与语言之间的联系，例如黎锦熙在1924年《新著国语文法》给“词”下了一个定义：“语词简称‘词’，就是言语中间一个一个观念的表示。观念一名意象，英为IDEA。” ）为什么概念具有如此奇怪的性质？我们知道，一个词汇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如辞典可以明确罗列出一个词的不同意义，这些意义在使用中是被普遍接受、可以用于交流的；人们可以在不同语境中使用并理解它的确定意义。语言又是随着社会生活的演变而处于变化中，一旦旧词被社会生活赋予新意义，就必须重编辞典，加入新意义。如果该词汇新意义越来越多、甚至新意取代原有主要意义，该词的意义只有回到历史上的语境才能理解。
如今日中文里“民主”一词，乃是“民主之”（人民作主）这一现代意义取代了原有“民之主”（君王）之结果，确定“民主”一词在近代史上准确的意义，就只能通过阅读不同时代文本的上下文才能判断。这即是词汇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对应着的不同观念的例子。观念的不断流变，正是历史上的观念在社会行动冲击下一次又一次演变而成，它如同波浪冲刷岩石留下一道道波纹。科塞雷克对概念的独特定义，正是为了发现观念变迁在术语中留下的轨迹。
科塞雷克的主要贡献是他主编并参与撰写德国《概念史文库》（1955）、《哲学历史词典》（1971-2007）以及《历史中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和社会语言历史辞典》（1972-1997）。《历史中的基本概念》中收录了115个在欧洲讲德语的地域从1750至1850年间的基本社会及政治概念（social and political concepts），通过词汇历史语义的考察，从这一百多个概念（词汇）的起源、定型和变迁中揭示德国现代思想的形成。这套规模空前的八卷辞典系列，被评为“至今为止尝试过的最深刻细致的政治社会概念史研究”。实际上，德国概念史研究者追溯德国现代观念的形成，就是德意志民族形成的近现代史，在概念的流变中发现蕴藏整个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可以看出，柯林武德第三原理得到了很好的证明。这样一来，对柯林武德的“历史知识浓缩于思想结构”的第三原理，在科塞雷克的概念史中被研究者重新表述为“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
与科塞雷克同时代的英国文化史学者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在研究英国1780年至1950年社会文化变迁时，也发现了和“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类似的现象。他为了寻找英国社会文化长程变迁的证据，选择了“工业”、“民主”、“阶级”、“文化”等关键词进行研究。他发现这几个词汇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内涵意义皆不尽相同。他意识到这些词汇意义的演变可以作为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指标。在1958年出版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一书中，威廉士拣选了60个词汇的分析作为附录。他后来又发现这些研究词汇意义变迁的附录比原书还要更重要，于是在1980年代把附录独立集为一本新书，这就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该书讨论了130多个词汇在西方的起源和变迁，其表达虽然比较简单，但内容却和概念史异曲同工。
威廉士发现，他在做一件奇怪的事情：表面上看，关键词研究是在编辞典，即去确定一个个关键词的起源以及探讨其在各个时代的意义；但是既然已经有了《牛津大辞典》，这种工作还有意义吗？他隐隐感到自己所做的事与语言学编辞典不同，但又没讲出两者的根本差别。实际上，并非辞典中所有词都是关键词研究的对象。无论是科塞雷克研究德国概念史，还是威廉士研究英国文化变迁，都是通过词意的变化来揭示两国社会转型与观念的长程演化过程，方法上都是以关键词为中心的历史语义学，这是一门不同于历史语言学的横跨历史和语言学的新学科。
五、大历史的结构：观念与事件的互动网络
我们认为，观念（概念）史研究并不能停留在历史事件如何制约关键词意义变迁的微观分析上，还应该将一个个关键词意义分析拼合起来得出历史的宏观图像，并总结出社会行动如何反作用于支配其发生观念的一般法则。如前所说，这是历史研究中不同于社会科学的独特因果律。一谈到历史研究的因果律，人们立即会想到1942年由亨佩尔(Carl G. Hempel，1905-1997)在《历史中普遍定理的功能》中提出著名的覆盖定律。他指出：在历史研究中，解释事件E为什么发生时，通常是去追溯促使事件E发生的另一事件C（或条件组C1、C2、C3……），然后阐明C和E之间联系L的普遍有效性，1950年代后，亨佩尔又把概率解释补充到他的历史解释模式中，企图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一套符合科学规范的新研究方法。这里，C和E可以是概率相关的。这样才算解释了历史事件E。在这里，C相当于原因，L即为因果律，而E则可被视为C和L带来的结果。亨佩尔认为，这种对E之所以发生的解释方法与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分析完全一致。
我们认为，亨佩尔提出的因果律并没有意识到历史事件的核心是社会行动，照搬表达自然事实之间关系的因果律来描述历史过程往往是无效的。其实，条件组C中，只有部分元素属于自然事实，而人类历史的核心是观念和社会行动之间的互动。只有条件组C中的所有因素均为自然事实时，亨佩尔的覆盖定律才成立。例如，历史上庞贝城的毁灭，火山爆发C导致庞贝城的毁灭E，火山爆发与人的行为无关。在社会科学中，当C是社会行动时，L可以是某种法则（如经济学或博弈论的原理），用C和L解释另一个社会行动E，其解释历史的前提是观念不变（可悬置），这只是社会科学因果律在历史学的运用，亦非历史的因果律。只有当C是观念或观念系统，C导致E，这才是历史学所独有的。历史研究是人的活动，人有自由意志，人达到目的行动，并不符合如自然规律般的必然性，因此，亨佩尔提出的覆盖定律不是历史研究的因果律。
要表达历史展开独特的因果律，就必须把“事件E如何改变观念（或观念系统）”放到观念与事件的过程中去展开，也就是探讨社会行动如何反作用于支配它的观念。我们将其表述如下：C1为支配社会行动E的观念，E的发生或造成的后果对C1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使C1转化为C2或形成C2。该过程在人的脑海中重演证明其为真，我们称其为历史展开的独特因果分析，或称因果律。这样，我们可以把亨佩尔以分析哲学的形式表达改写如下：
(1) C1、C3、C4 ……Cn n≧ 1
(2) L1、L3、L4…… Lm m≧ 1
(3) E
(4) L2
(5) E、L2使C1转化为C2
其中，C1、C2是支配事件发生的观念（或观念系统）类，C3是社会行动类，C4是自然事实类等。它们和事件E的关系是L1、L2、L3、L4。L1是观念（或观念系统）支配行动，它不是因果律而是人达到目的的过程；L3是社会科学法则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L4是自然科学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如前面所谈到的庞贝城毁灭。（严格地说，这里的L1应表达为：在C3、C4条件下，行动者根据观念C1，实现该观念之过程L1导致事件E发生。C3、C4是外部条件，通常是不可控的变量。）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即E对C1的反作用，用L2表示，反作用下改变了的观念是C2，这一过程才是历史研究中独特的，其展开过程体现了历史独特的因果律。也就是说，L3和L4构成历史展开的社会科学和自然背景，L1和L2才是历史研究的核心，它是观念（或观念系统）如何支配行动、行动结果又如何改变观念（或观念系统）并引发新行动的互动键。
有了准确表达，我们就可以把握历史展开的过程了。首先，任何历史过程都有大量C3、C4存在，它们和L3、L4一起构成了历史展开不可缺少的自然条件和社会舞台，也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因果律是解释历史必不可少的前提。例如气候长程研究证明，一万五千年前，冰河开始退去，人类文明和历史正是发生于这段温暖时期。“漫长的夏天”提供了人类历史展开的自然舞台。又例如公元前6000年，劳伦泰德冰床（LaurentideIce Sheet）崩解，大西洋循环减缓，一系列气候变迁连锁效应导致海平面上升，古黑海满溢泛滥，形成今日的黑海。这一过程蕴藏在人类关于大洪水的各种古老历史记忆中。但只有L3、L4则不构成历史，历史学的核心由L1和L2组成的。
抓住历史解释的核心L1、L2，即可发现上面表达历史展开过程的五个步骤只是社会行动的基本单元，而不是社会行动的全部。因为C2作为新的观念（或新的观念系统）就产生其支配的新的社会行动，即C3、C4、L3、L4加上C2可以导致新的事件，新事件亦可能再次对观念反作用以形成新的普遍观念（或新的观念系统），新的普遍观念（或观念系统）支配的新行动又可以造就不同于原有观念的新观念（或观念系统），如此等等。换言之，L1、L2耦合成观念和事件的互动，构成历史进程的核心链条。
显而易见，L1、L2的耦合类似于一个互为因果的过程，其展开有两种不同状况。① 第一种情况是，事件E对观念（或观念系统）C1的反作用只是再一次肯定或强化原有观念（或观念系统）C1，这时，行动后果不会改变观念（或观念系统），观念（价值）或观念系统呈现出不变性。所有社会行动均为某种大致不变的观念或观念系统支配的行动。我们曾把第一种状况和社会结构的稳态相对应，可以称为维持或保持某种社会结构的行动或与社会结构不矛盾的行动。② 第二种情况是社会行动发生的后果相当大地改变支配其进行的观念（或观念系统），新观念（或观念系统）导致的新社会行动再一次产生新观念（或新的观念系统），在此过程中观念或观念系统在L1、L2耦合中不断变化。第二种情况对应着社会结构的转变；当主流基本观念（或观念系统）和价值系统发生巨变时，意味着整个社会处于大变革的转型时期。
我们仍以甲午战争为例说明这两种情况。如前所述，日本参与甲午战争是出于其独特的民族主义，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获胜进一步肯定了其扩张的民族主义，即社会行动的后果强化了原有观念。在强化了的民族主义支配下日本投入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战胜沙俄，进一步强化该观念，它进一步支配日本在1930年代侵华及其后发动太平洋战争，直至1945年投降。我们看到，自明治维新日本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以后，L1、L2耦合只是不断强化其独特的民族主义，直到其战败。甲午战争E对支配中国参战观念的反作用与日本完全不同。正是甲午战败使中国士大夫从儒学经世致用救国保种的幻梦中惊醒，中国开始了观念巨变的转型时代。也就是说，甲午战败E带来的后果对支配其发生的观念C1反作用，动摇了以儒家社会为最优的信念，使其变成C2。C2即为维新思潮，它支配了新的社会行动，这就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的失败进一步反作用于C2，新的观念系统导致庚子事变。庚子事变进一步反作用于支配其发生的观念系统，令清廷下令推行全面改革的新政。在L1、L2耦合中观念系统发生激烈变化，标志着社会秩序的动荡和整个社会的现代转型。
对比日本和中国两种L1、L2耦合，可发现各自有其观念不变的时期，亦各自有其观念巨变的时期。如中国在甲午战争前三十年中，L1、12耦合中观念基本不变，即处于儒学经世致用指导社会行动的阶段。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十年则是L1、L2耦合中基本观念巨变的时期。由上述分析得到一个重要结论，可以根据L1、L2耦合中基本观念的变和不变区分出不同阶段；另外，观念变化的阶段与社会行动性质变化的阶段是同步的，这些阶段的划分标志着社会的宏观演化。也就是说，耦合中基本观念不变的时期对应着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观念的巨变是社会结构转型，新观念稳定下来意味着新社会结构的形成。L1、L2耦合中蕴含着大历史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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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编自《东亚观念史集刊》（第一期，2011年12月），注释略去。特别推荐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