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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吴晓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西方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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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五期，第29-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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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决“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何以可能”的问题，本文首先指出“思想是史学史的灵魂”，史学史研究必然是思想性的，甚至是一种双重思想经验的表达。其次，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又并非仅仅是一种思想决定论。再次，思想史与史学史的结合更可能实现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所想要达成的深化学科建设并实现跨学科整合的目的。最后回答了“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能够给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贡献什么”的问题，我们认为，当一切被书写的历史都被作为历史学家的思想史时，批判性的史学史才能在对史家思想世界的剖析中得以实现，也只有这样，史学史研究才会真正成为培养历史学家主体意识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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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思想史；史学史；跨学科；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
为了提升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解释能力和批判功能，我们提出“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这样一种口号或研究思路，希望更多地从思想的层面关注写作者历史书写的意图等，尝试从思想史的视角切入史学史的研究，并将复杂抽象的西方史学流变理论与具体的史学研究实践相结合。这样，一方面，从“历史思想的主体”“历史思想的生成”以及“对历史思想的感知和解释”等内在层面展开讨论，避免落入缺乏思想语境的简单的文本释读与史家和流派介绍的窠臼;另一方面，就方法论而言，我们既期望将抽象的思想考察转化为对个体历史写作实践的挖掘，也力图把每个具体研究提升为富有思想内蕴的展现，从而深刻地理解史家思想的形成、发展及演变的过程，并在对其的建构、解构或重构之中，真正理解历史书写的内在特质。从而，使西方史学史学科发展和内部互动的成果得到更为充分的展现，并进而对现实的史学研究具有意义。
然而，这种提法必然会涉及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这究竟是史学史的一种自我矮化还是进一步深化?史学史与思想史各自的学科边界还存在吗?史学史是由此沦为了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类型还是实现了一种跨学科的整合?史学史研究的主体性及史学史的特性如何在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中得以加强?等等，这些有关学科身份的问题就是提出“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是否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所必须回答的。以下就试图对此提出一些还不能算是很成熟的想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思想是史学史的灵魂”
“思想是史学史的灵魂”这一说法，是在2022年第二届复旦大学西方史学史论坛上张耕华教授提出的。他谦虚地说，这是对我提出“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做的一个注释，但实际上此话正是“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想要表达的核心所在。我们认为，作为历史书写者的历史学家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旁观者，其历史书写的终极目的也不仅仅是描述事件的始末，而是要通过事件表达思想。换言之，并非只有思想家及哲人产生的、高度理论化且富有思辨性的表述才是“思想”，才能够作为解读与阐发的对象，历史学家同样在以呈现历史认知的方式传递思想。正如柯林武德所说:“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而史学史要做的则是对史家思想的再思想，即需要进一步探寻那些构成史家著述形成的思想过程、方式以及种种观念的影响因子。因此，史家的“思想”就是史学史绕不过去的最核心的研究对象。
即使仅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不仅史家的用词、修辞、组织文字、结构文本的方式隐含着他历史认知的过程和历史书写的目的，他的荣誉、野心、情感经历、生活方式等也可能影响到其历史书写。而要考察史家的思想世界，史学史的研究就不能只停留在文本的字句解释上，也不能只讨论史家的方法和观点，而是要深入到史家的学术人格、思想观念、心理状态、政治立场、社会背景等方面，找到史家个体与时代的关系，以及他与时代思潮、历史家与哲学家、社会学家等等之间在观念上的论辩与互动，因为这些都会影响到他进行历史书写的实践。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把史家当作思想家，把史学著作当作史家思想的产物来阅读、探究时，就不仅仅是看他采用了哪些史料，而是要考察他选择史料的方法是什么，他又是如何赋予史料以意义并形成证据的，等等。当然，我们相信，那些史学大家是不会蓄意伪造历史的，并尽可能地避免出现史实上的错误。但是怎么选取史料、如何结构文本，却大有讲究。何兆武先生说:“史料本身并不能自行再现或重构历史，重建历史的乃是历史学家的灵魂能力(Seelensvermögen)。对历史的理解是以历史学者对人生的理解为其基础的。”总之，史学史研究者必须明白，一本史书是怎么写出来的，明白史家的书写思想、目的以及他预设的阅读效果。唯有明白了他为什么这样写，才能真正读懂其著述。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对史家思想历程的追问，要真正读懂一本史学著作，是不可能的。
因此，史学史研究，它必然是思想性的。史学史甚至更应该是一种双重的思想史，因为具体的史学研究本身就是史家思想的一种表达，史学史研究则是对史家思想的再思考，可以说是一种双重思想经验的表达。从这个角度而言，“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甚至可以说，不仅是“史学史与思想史的缠绕”，也是“过去的史家思想和现当代史学工作者思想的缠绕”，进而可能实现“历史与当下的缠绕”，更好地呈现史学的现实关怀。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史学史就是史学思想史。克罗齐甚至认为，整部西方史学史就是史学与哲学相互纠缠的历史。他认为，哲学需要在史学中找到自身、论证自身的资源，而从思想的层面揭示历史学家的内在精神世界，则可以更好地实现史学史学科的目的。何兆武也说:“每个历史学家首先都是一个历史哲学家，历史学的对象是一堆史实，历史学家则是用自己的哲学按自己心目中的蓝图把这一堆材料构筑成一座大厦。”总之，可以说，不关注思想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史家及其史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意“思想是史学史的灵魂”。
事实上，将思想视为史学史的灵魂本是历史学学科所赋予它的本质，是其应有且必有的模样，因为史学从来就不是只如影像般再现事件的学科，它是对这个世界究竟发生过什么以及为何如此的探究。换言之，历史学的研究工作就是要表述有思想的事实，而史学史则是对史家思想的知识考古学探究。但在史学史专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偏技术性操作的层面，即主要考察其历史编纂的手法，多强调或偏好归纳总结史家的优缺点、著史风格、所属流派等这类比较容易进行的工作，但却缺乏对史家思想世界的探究，也较少关注史家所处的思想语境及时代需要，未能深入考察史家所面临的问题、希望以及他们可能通过自己的历史书写做出的回应。由此，那样的理解必然是狭窄和偏面的，而那种研究方式则是功利和短视的，并可能最终把史学史研究变成了单纯的编纂学或目录学。而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就是要恢复史学史研究中对于史家思想的重视，更多关注一些本质性的东西是如何被书写出来的。
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在经历了从“作为学科史的史学史”的最初阶段，到从文化背景上来考察史学史，再到如今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这既是一个强调史学史之根基的老问题，但它同时又是一个新的命题。因为它提醒史学史研究者，史学史的研究范畴不只是对史家成就与优缺点的记录和归纳，不单是对史家所属学派及传统的描述，甚至也不仅限于表述史家们形成了什么思想，而是更要询问那些思想是怎么以及为什么产生的，解读史家与他所处时代的思想语境之间的关系，考察不同史家及流派之间史学观念、史学思想的流变、表达的载体是如何发生变化的，等等。作为一门反思性的学科，史学史的研究必须要给历史学一些启发和思考，不能只是告诉人们，希罗多德是怎样叙述过去的，汤因比又是怎样编写历史的就可以了的。而史学史研究中这种明确强调思想性的范式变化就有可能进一步影响到历史学整个学科的发展，因为这种表述既没有否认人的主体性(创造历史)，也没有否认史家形成的叙事对后世观念的影响。
二
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
不是一种思想决定论
然而，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与纯粹研究思想的思想史又有所不同，它并不是一种思想决定论，还需要对思想进行历史性阐释。
思想史研究的主旨是要找到文本中所反映的某种思想观念，因此求真并不是它唯一的原则和前提条件;而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不仅要探究史家笔下叙事所体现出的思想观念，同时也要保持求真的史学目的，以确保不致出现“时代误植”的问题或是武断的“代入式”解读。而且，两者间的不同还在于，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可以比较明确思想家想要表达的思想，因为思想家的著书目的就是为了把他的思想告诉大家。而史家则不然，他最高尚的梦想从来都是也一直都是“求真”。所以，从古至今的中外史家总是告诉人们，他著史的目的是要写出真实的历史。我们完全相信史家的真诚，但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史家也可能由此在有意或无意中遮蔽了他思想的过程，甚至会把一些真实想法隐藏起来。换言之，史家的思想有时并不是通透和显明的，更可能是复杂而变化的。而史学史研究就是要把史家那些隐藏的、遮蔽的和多重的蕴意挖掘出来。因此，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要对史家及其思想进行一种历史性过程的考察。
而以往思想史研究多关注经典思想家的思想，但若只是关注思想的研究可能就会忽视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对此，思想史家们也多有反思，正如李宏图所指出的:“思想史研究的‘历史性’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表现在大量的研究成果还只是停留在对思想家文本的理解这一层面上。”不过，虽然优秀的思想史家也会对思想产生的环境加以考察，但他们关注的仍是思想本身。而历史学研究的是历史中人类的一切活动，其中思想及观念就不再被当作是抽象的东西来讨论。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则不仅关注史家的史学思想，更要关注史家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因此既要关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智识语境以及政治体制和经济状况等等，还要研究他是如何选择并组织材料的，又是如何叙述并论证自己观点的。也因此史家与文本、作者意图与历史语境、叙事方式与修辞技巧等等这些都构成了历史性阐释的必要条件。即是要考察思想产生的语境、史家具体的关切以及表达的方式，不能把文本视为可以摆脱史家而孤立于任何一个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
换言之，不能缺失了对于史家身处的时代语境和他的学术背景的考察，以防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甚至是发生时代性错误，也避免了将史家文本孤立悬置起来解析的问题，由此才能够发现史学思想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以及史家是如何面对社会变动而展开思考的。这种对思想进行历史化理解和阐释的过程，要求史学史研究者对历史材料的熟悉和掌握程度必须与史家一样高，同时还要注意文本阐释的边界和限度。
不过，我们也不否认，确有一些著作是既可以做史学史的分析也可以做思想史的分析的。比如，吉本的、伏尔泰的、基佐的著作等等，且这种情况越是在时间上靠近近现代，越是如此。古代文本虽十分不明显，但谁又能否认，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史家的著述不是古代希腊思想史的组成部分呢?即便色诺芬著作的思想性在现代政治思想者的研究中被夸大了，从而被古史研究者认为是一种过度诠释。但我们至少还可以说，若不考察那些古希腊史家的历史书写，整个古代希腊的思想史就是不完整的。
当然，从文本来看，史学著作的确更偏重叙事，而思想家的文本则偏重论述。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呈现出史学史与思想史在面对同一个研究对象时的不同考量和不一样的学术关怀。我们要承认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紧张关系，但却不应该把这种张力视作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而应该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在将史家思想进行历史化阐释的过程中，希望既能将思想层面的抽象阐释转换为实证的探究，又将个案的具体考察归纳出思想的脉络。
比如，为了弥合思想史研究的关于“连续性”与“断裂性”之间的矛盾，“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可以将历史观念划分为“核心”与“非核心”、“经典性”与“纪实性”、“中心”与“边缘”等等。那些处于核心位置的思想与观念，它们保证了一个文明发展中思想的相对稳定性，适用于考察长期存在的历史思想;而那些具有独特性的思想与观念，它们的存在则使得历史思想的动态发展成为可能，并能以一种更具开放性的姿态使得历史思想的空间更加辽阔。事实上，在跨语境的比较中就需要以观念的长期稳定性为前提。我们以“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为切入点，尝试从文明互鉴的角度出发，思索不同历史时期与时代背景下，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历史叙述。其中既包括围绕中西史学传统的对照与比较，亦有对于两种文明交流往来的回顾与反思。我们希望通过相关的讨论，兼顾中西文明间的横向比较与纵向思考，使得针对这两种文明的考察，能够具有更为广阔的史学视野，进而形成更加完整与丰富的历史解读，并激发我们思考什么样的思潮将塑造当下的全球文明。由此，或可帮助史学界的各位同仁再度审视传统的历史叙事，为构建更为多元平等的文明认知，提供一定的理论空间。
总之，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更提倡一种综合性的研究，而非仅仅是一种思想决定论。在研究实践中，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要求既探究思想又注重史实，既聚焦文本又考察行动，既需要理论又不忘个案，既强调意义又不失去对事实的尊重。
有鉴于此，如果说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因其聚焦在对史家思想的研究上，由此把它视为思想史研究中的一种类型，至少是思想史上的主题之一，似乎也未尝不可。事实上，在人类思想史上，对史家思想(特别是对一些伟大历史学家的思想)的讨论始终会在不同场景下以不同面貌和方式不断地进行着。但是，当这种讨论作为一种持续性地观察且深描人们历史活动内在动机的视角时，它又是区别于或者说是不依赖思想史范式的一种典型的史学史研究。
三
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使
跨学科的整合成为可能
相比较而言，史学史在历史学中的学科分支地位及身份问题，其实是比思想史更为明确和稳定的，因为它作为历史学的家谱或家史的地位一直为整个历史学科所承认，它也被视为是培养历史学家自身学科身份意识的一种训练。当然，学科要发展，史学史研究若始终只是处于“作为学科史的史学史”阶段，显然也是不够的，因此需要有所突破。而思想史的学科定位问题则一直是从事相关研究者反复讨论且莫衷一是的问题，甚至在哲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之间还引发了所谓的“边界之争”。对此，李宏图认为:“之所以面临如此的‘身份认同危机’，其核心就在于未能在对思想家文本解读的过程中平衡‘历史性’与‘思想性’两者之间的关系，实现融贯性的有机结合。”而要解决这一难题，或许史学史正好是一个可以给予其助力的对象，且两者的结合更可能实现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所想要达成的深化学科建设并实现跨学科整合的目的。
首先，史学史的研究路径可以解决思想史研究中缺乏“历史性”维度所遭遇的种种诟病。
我们知道，在经典文本解读中的思想史，强调将某个观念作为一个单元，研究者只需单纯考察观念单元即可。但若只从经典的解释角度就可能会排除掉一些史家的活动和思考，也会忽略掉一些时代的背景及其影响。而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在关注思想的同时，还会关注到思想的各个方面，如思想的能量、思想的动力、思想的生产与再生产，等等。因此，在考察史家的思想世界时，不会抽离掉他作为人的一些特性，而是会注意去还原史家的情感、精神、经历等，将其作为思想产生的背景加以考察，由此这种对于史家思想的追溯是多重交织的，而非单一的。
单纯考察观念单元，还无法回避另外一个问题，即文本旅行所带来的接受史的问题。所谓“文本旅行”，即指不同的读者和阐释者对同一个文本的不同解读与诠释、增补与删减，这也涉及对文本透明与否的理解，对文本的记录性与变形性的理解，以及对重构文本时的时代、思想及语言影响的评估，乃至对个体差异的考量，等等。而以史学史进路展开的接受史研究，正好能够以历时性的线索展现出后世对前人思想的理解过程，以及受时代思潮的影响而体现出来的不同的问题意识和解决方案。同时，以史学史进路展开的接受史又不仅仅是单向的文本评价，而是双向的对话与意义生成的过程，因此能较好地处理接受者的自言自语与接受对象的独特问题。
如果说传统的思想史从“观念单元”出发，偏哲学研究的路径，强调文本的“经典性”;那么，斯金纳提出语境主义的进路就是想对传统思想史加以修正，改变了过往思想史研究中只重视抽象“观念”的方法，转而关注思想产生的语境，这是更偏历史性的研究思路，换言之，它更强调文本的“纪实性”。语境主义的这种研究路径由于更偏情境化而非纯粹观念性的，即更带有历史化的特点，因此，也的确更为个案研究中的史学研究者所接受。但这种语境化的新思想史进路又可能带来一种单一化及断裂性的问题，因为它会强调任何言说都必定是特定时刻、特写意图，即特定语境的反映，这虽赋予了思想史研究动态化考察的可能性，但同时也破坏了观念所固有的价值，使得书写连续性的人类思想成为不可能。
而史学史的考察方式则能够兼及语境主义的关注点及历时性中的稳定性与变化。也就是说，“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既要追踪史家思想观念形成的语境，强调其独特性与差异性，但又不仅仅依赖于作为背景的语境，还要考察文本旅行在不同时代、不同思想背景下所发生的变化，这是一种更为复杂关系的呈现。由此，“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可以有效地弥补语境主义引发的观念割裂，从而更加合理并深入地分析史家思想的形成与变化。
其次，史学史与思想史都同样具有跨学科的特点。
史学史因其涉及历史学中几乎所有的面向，成为了历史学训练的基础和必需，按克罗齐的话来说:“史学史既不是文学史，也不是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道德作为史等实际性质的历史，但它当然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因为历史具有不可分裂的统一性。”
而思想史则从未获得其真正的自主性，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将之称为“一种似是而非的自主性”。基于思想史研究在许多方面所具有的跨学科性，他认为，思想史研究具有的是一种相对的独特性，而非完全的自主性，他称之为“思想史的相对特异性”。由此，他提倡，研究者关心的应该是问题本身，而非仅仅局限于某个学科的边界。拉卡普拉的这一提法为思想史研究打开了更加广阔的面向。
史学史与思想史所共同具有的这种学科的交叉性意味着，它们天然地可以形成一种相互结合、相互学习、相互支撑的关系。
事实上，人文学科本质上就是跨学科的，无法将它们截然区分开来。而且，我们还需要通过跨学科来寻求改变与超越。特别是当旧的思维方式和分类变得不灵活或有了排他性时，就需要将其重组成新的结构和联盟，以形成“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的形式。如今，鼓励学科之间的交流，并对组织知识的方式保持开放态度，已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而跨学科研究所触及的领域往往都聚焦在一些现有学科无法应对或解决的问题上。事实上，正如乔·莫兰所说的:“跨学科”一词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沃伦·布雷克曼也认为，跨学科“是当代大学最普遍的价值观之一”，他说:“它被视为一个关于超越学科‘部落’身份的思想共同体的理想，一种整合研究和学习的愿景;它的目的不是维护学术地盘，而是出于世界及其问题的真正复杂性的需要。”可以说，跨学科在某种程度上所具有的变革性，使之在不同学科的接触中产生出新的知识形式。
具体而言，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史家，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尤其关注史家的思想世界及思想历程，由此它可以是思想史研究中的主题之一，对史家思想世界的考察可视作一个思想史事件。但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并不研究所有思想家的所有思想，它只关注史家及其思想，因此它与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并不完全重合。另一方面，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在研究中还需介绍史家对材料的收集和选择、铺陈的逻辑和著史的风格等等，这又是思想史所不能涵盖的。可见，史学史和思想史这两个学科在研究对象上有相互的涵盖，但其方法和视角又不完全等同。不过，从研究抱负而言，两者则是一致的。因为如果将其视为历史学的两个分支学科的话，那么，无论是从史学史的维度，还是从思想史的维度，这两个分支最终都是服务于史学范式的重新书写和再建构这一目标的。
总之，本文认为，无论是史学史还是思想史都应该拥抱自己作为一个跨越学科边界的角色，它们之间不一定要截然分开，它们的关系也可以是交汇的，如同经济学与经济史之间的关系一样，它们都是作为一个大的方向，从不同角度加深对经济运行的理解而已。而“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则既解决了思想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历史性”问题，同时也凸显了史学史研究中必须要有的“思想性”层面，从而使“跨学科”的说法不再只是一种修辞，而是真正实现了两个学科间相关部分的整合，同时也可化解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之间的脱节，并进一步总结出史家书写中的历史理论。
四
结语:批判性的史学史研究在对
史家思想世界的剖析中得以实现
通常，人们都认为史学史研究是后发的，是对过往史家历史书写的归纳和总结。但实际上，历史中的一些观念和思想并不全是崭新的，也有着循环轮回的现象，史学史家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呢?另一方面，史学史在肩负历史学学科“家史”的同时，还有着培养史家意识的责任，如果史学史家仅是埋首故纸堆，从不关注现实和理论，那么他们从过往史家的经验和书写中所提炼出来的东西，不仅不符合它本身的学科定位和应具备的功能，而且对史家主体意识的养成甚至可能是毫无价值的。如果，我们始终相信:“只有具有思想性与批判性的史学史才是历史真实性的真正来源，它满足了历史学家的主体性意识与历史实在的客观性之间的动态平衡。”那么，史学史就不会也不应该一直是被动的追随者。
那应该如何才能实现史学史的思想性与批判性?答案或许就在“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这一新的研究思路之中。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秩序都在发生变动和重组、各种思潮也在剧烈碰撞和互动的时代，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世界，史学史也需要转变姿态，调整其研究重点，找到新的话语表达方式，让过去与我们的时代相关联，找到史学史研究对时代的关切之处。
那么，新时期的“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究竟能够给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贡献什么?我们认为，首先，这种既是重新回归史学史研究的本原又是纠正长期以来史学史弊端的新思路，应该是未来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走出自身困境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而要实践这个思路，就需要史学史与思想史的跨学科结合。这种思辨研究与文本分析的结合是如此引人入胜，它为史学史和思想史家提供了一种前景，即通过新的开放和交流来丰富自己的研究领域，并进行更广泛的历史实践。有些思想不一定是来自于史家，而有些史家的观念也不一定是思想史感兴趣的，因此彼此之间的研究并不一定重叠，但却需要相互了解，特别是一些具有辩论性的观念或思想尤其值得关注，这可能会对双方都产生某种方法论上的启发，或问题意识的触动。由此，无论是史学史还是思想史才有可能发出具有前瞻性价值的学术声音，书写出具有冲击力的史学作品。因此，不要将各自局限在以往狭小的研究领域中，现在是时候为史学史和思想史发展出一种既保持相互间的张力而非对立，又彼此学习互相支撑的新模式了。而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将历史过程的思考与反映历史过程的史学著作相结合，避免了以往不太关注史家自身对世界的认知，对其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讨论也不充分的问题。由此，它带来的是批判性的思考，而非重复式的老生常谈。
其次，虽然，史学史与思想史都不是实用性的研究，但它们的研究旨趣都在从历史中挖掘出多样性的思想资源，从而产生出改变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新的话语体系和新的知识样式。因为我们相信，史学史所有的思考，最后都是要落实到历史学家他是如何思考问题的、他对世界的认知如何、他又是如何在其认知的基础上进行书写的等等问题上。可见，当研究的场域和问题意识发生变化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能得到进一步的挖掘，并会产生一系列的相关反馈。可以说，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是对史学史研究范式转化的一种思考，这是一个新的探索，希望能由此走出一个能够引发更深层次讨论的新的研究方向。未来可能还会有作为知识史的史学史、作为话语史的史学史等等，这是多维度、多角度研究的表现。而它们也必将与其他学科形成不同程度的交叉与融合。这样或许可以既重塑研究者自身，拓展各自学科的领域，而且还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人们更深层次地在理解过去的基础上，同时也可能前瞻性地提出未来的研究领域及研究范式。
总之，当一切被书写的历史都成为历史学家的思想史时，批判性的史学史才能在对史家思想世界的剖析中得以实现。也只有这样，史学史研究才会真正成为培养历史学家主体意识的重要工具与展现中国史家观念的舞台。
信息采集：张嘉威
文字编辑：张嘉威
媒体编辑：魏霆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