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之所以愿意用“岁币”买和平，很关键一点就是花费低，见效快。因为军事成本太大了，与其他王朝一个巨大不同就是，宋朝是职业军人。花费远远超过前朝。
唐德宗时期，一场战争一个月的开销就在150万贯左右。到了宋代，这点银子简直就是不值一提。宋仁宗时期，宋夏开战以后，就光募七万新兵，给他们发伙食费、发工资，置办装备就要花三百万缗，这还只是纯发给士兵的工资，还不算打仗的其他开销，光军服就一百二十万缗，还有粮食七百二十万石。光养兵之费就高达千万。宋仁宗还时不时自掏腰包，给在陕西戍边的军人的家属发赏赐，一发就是十万缗。枢密院给宋仁宗估算，战事一起，一年花费至少好几千万缗钱。
而宋朝给辽国的岁币呢，一年也就三十万，给西夏的岁币二十几万，这点银子，加起来也只有供养陕西诸路军人一年工资的十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宁愿缴纳岁币也不愿意用来武装军队更关键的是，宋朝还可以通过边贸能赚回来。恰恰是打仗太费钱了，宋朝才会选择岁币和议和。再就是可以使用经济制裁手段打击对手，当然这和宋朝军队战斗力太差有一定的关系。
从宋朝对西夏政策上就完全体现了这一点，军事上打不过，那就用经济手段打击。
宋仁宗庆历二年，已经称帝四年的李元昊，开始主动向北宋军队发动攻击，并屡战屡胜，以至于李元昊要迁都长安。“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得知消息的宋仁宗震怒之下，将户部尚书兼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以及韩琦、范仲淹等人一律罢黜，还把宰相吕夷简臭骂一顿。
西夏与大宋大战三载，李元昊连战连捷，大宋为此损兵折将，在这种情况下，宋仁宗召集群臣商议此事，为此监察御史包拯宋仁宗献计说，首先，应该操练军队、挑选将领，致力于充实边境守备，再就是西夏国小地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倚赖“青盐”，在此情况下，大宋必须停止从西夏的青盐进口，因为青盐是西夏唯一能出口的商品，现在必须从经济上狠狠掐住西夏的咽喉。包拯的意思就是打贸易战，从经济上整垮李元昊的西夏帝国。
包拯很有经济头脑，青盐确实是是西夏的经济命脉之所在。
当时，西夏境内土地贫瘠，物产十分匮乏，但西夏的池盐资源却丰富，各个盐池种类丰富，呈现出赤、紫、青、黑、白等不同颜色，其中尤以青色和白色两种颜色的盐，当时的青盐产量最大、质量最好，可只有300万人口的西夏国，根本吃不完这么多盐，所以向北宋出口青盐就成为西夏国唯一的主要的财政税收来源。
当时，北宋的食盐实行的是地区专卖制度，盐价很贵，但是从西夏进口的青盐却“价贱而味甘”，不仅很受西北地区老百姓的欢迎，也极大地冲击了北宋的本土盐价，导致大量的税收流失，所以在李继迁主政的时候，宋太宗赵光义第一次宣布禁止进口青盐，以此削弱党项人的经济实力。
眼看最大的财政收入被禁，李继迁不得不宣布依附宋朝，于是宋朝便停止了贸易战，但是等到恢复实力后，李继迁又再次背叛北宋，赵光义严厉禁止进口和销售青盐，对西夏实施“绝其青盐不入汉界”，并且下令，凡是胆敢私自贩卖西夏青盐的，“皆坐死”。说白了，走私青盐的一律死刑，以图彻底困死李继迁势力，可问题在于，朝廷可以禁止，但民间走私猖獗，原因就是青盐质优价廉，真应了那句话：“杀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无人做”。
当时，北宋自产的官盐价格死贵，质量还不行，所以西北地区的老百姓和少数民族，都很喜欢购买西夏产的青盐，而大宋货币又是硬通货，好比现在的美元。所以赵光义这次贸易战，完全起到了反效果，由于青盐被完全禁止，关陇地区的民众“无盐以食”，而本来已经内附北宋的一万多户吐蕃民众，也反叛归依了李继迁，在这种情况下，赵光义只能下令停止了这次贸易战。
此后，仰赖着青盐带来的庞大财政收入，国小地窄，只有300万人口的党项部落，屡次跟人口4000多万的大宋帝国单挑，并且不落下风，屡次在战争中获胜，此后大宋也多次发动对西夏青盐的贸易战，都以失败告终，西夏的青盐还是得以源源不断地偷偷走私进入北宋境内，并从经济上支撑了党项部落与北宋的对抗，核心原因就是大宋盐价太贵，这是以北宋以往的贸易战并无法实现太大效果。
所以，这一次包拯提出的贸易战与以往大有不同，这次由包拯亲自主导的贸易战打的十分精彩。
在包拯计划下，朝廷实施区别对待，禁止汉人贩卖西夏青盐，但对羌族和吐蕃部落却不予禁止，以稳住其他少数民族，扩大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在经济上，放开价格，支持私人资本进入西北贩盐，商人可自行到边境贩卖食盐，朝廷不征税，就此西北地区的盐价大幅度降低，在价格基本相同的情况下，西夏青盐的价格优势被基本摧毁，以致走私也失去了市场空间。包拯虽然不懂现代经济，可这一手十分高明。
青盐卖不出去，走私又没有利润空间，在军事上频频得胜的李元昊这时突然发觉，西夏帝国的财政收入，开始岌岌可危起来。尽管宋朝打仗稀巴烂，可搞起经济来，宋朝人的手段和方法是一套一套的，经商天赋堪称当时世界之最，而经过不断经验总结的贸易战，在宋仁宗一朝，终于取得了巨大成果，李元昊的西夏帝国，也在经济上，逐渐被北宋掐住了喉咙。
要知道，西夏人口也不过是300多万人，还得供养数量庞大的军队，当时平均每5个西夏人，就要供养一个西夏士兵，民众的经济和徭役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宋朝当时不仅禁止进口青盐，而且还禁止向西夏出口粮食，茶叶，布匹，丝绸等等一系列商品，关闭了边境榷场，如此一来，本身生产能力就严重不足、国小地窄的西夏，也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
在包拯主导的强势贸易战前，西夏国内财源濒于枯竭，物价飙涨，民众也开始大量逃亡，这样一来，农业生产也被严重阻碍，牛羊缺人放牧，基础生产濒于停滞，在此情况下，李元昊面临巨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压力。从某种意义来说，持久化的战争，西夏尽管在军事上频频获胜，然而在旷日持久的战争面前，西夏举国上下，无不感受到了国力的巨大限制。
在此情况下，李元昊只能多次派出使臣提出和谈，希望北宋能够解除针对西夏青盐的贸易禁售，而军事上垃圾的的宋朝，搞经济还是蛮有一套，北宋依靠巨大的国力支撑和经济优势，最终使得北宋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中，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在取得定川寨大胜后两年，西夏却不得不与北宋达成了和解，宋仁宗庆历四年宋夏双方正式达成协议，作为胜利方的西夏李元昊方，以向北宋称臣，换得了北宋每年给予西夏“岁币绢15万匹、7万两银和3万斤茶叶”的“赠礼”，史称“庆历和议”。
这种“岁赐”，看上去北宋吃亏了，但实际上最会做生意的北宋可一点都不吃亏，庆历和议后，北宋通过开放与西夏的榷场交易征收商税，获取了巨额的贸易顺差。而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宋辽关系上，北宋通过开放与辽国的边境贸易，每年仅仅河北一地，北宋的税收就达“四十万贯”，可以说在实际经济收益上，一点也不吃亏。用北宋自己的话说就是：“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
然而，尽管通过贸易战手段得了便宜，但这和慢性毒药一样，因为此后无论是北宋和南宋都愿意花钱买和平，即便如此，最终还是挡不住女真和蒙古人的铁蹄，因为他们不仅要钱、还要命，这一下，宋人真是没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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