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绥远》：民国期间绥远地区的产业结构

作者/孙树恒

题记：在阅读文史专家代林老师赠送的《今日的绥远》一书中，作者丁君匋在 1937 年绥远抗战期间，深入战区采访，不忘对绥远地区进行各方面调查，结合书中观点，参考相关资料，撰写此文供参考。

绥远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禀赋，成为了中国北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近代，随着产业结构的多元化进程，在民国时期绥远的经济更是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一、产业结构多元化的时空进程

绥远地区位于中国北方干旱与半干旱、边塞与内地、游牧与农耕等自然与人文景观的过渡地带。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绥远的产业结构在历史的演变中，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特点。到了20世纪30年代，绥远地区更是初步整合成了新的多元化地域产业结构。这一过程中，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社会分工、资源禀赋以及产业政策等因素，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是绥远地区的农业发展。绥远地区以其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物产，成为了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片土地，虽然面积广阔，但人口稀少，正等待着国人的垦殖与开发。绥远的面积，合计达一百四十九万馀方里，比起国内各行省，并不算小。然而，其人口却相对稀疏，每平方里所占不到二人，与内地各省每平方里有七十人以上的情形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但正是这样广大的领土，为垦殖开发提供了无限的可能。绥远的土壤肥沃，得益于黄河的滋养。黄河自宁夏境沿贺兰山北流入绥远，碰到阴山的梗阻而折回南流，使得阴山以南的土壤大部份含有黄河上游带来的黄土及沙砾，又带淡积的粘土，土质自然肥沃。这样的土壤条件，使得绥远成为了植物培植的沃土，物产自然也是丰富多样。小麦、胡麻等粮食作物出名，高粱、莜麦、豆类等也是应有尽有。每年的粮食出口量更是惊人，小小的一个集宁城，粮店竟有四十家之多，可见粮食贸易之盛。除了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物产，绥远的水道和陆道交通也是其农业拓展的重要支撑。黄河蜿蜒流过，为农业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而陆道交通更是四通八达，尤其是铁道的直达包头，贯通京津，扼西北各省对外贸易的咽喉。甘陕等地的物产大部份顺黄河而下直达包头，再换乘火车运往天津出口，使得绥远成为了西北各省对外贸易的通道。然而，绥远的农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旧社会，由于政府的苛税和地主的剥削，农民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挣扎在生死线上。这样的环境，怎能让他们燃烧起爱民族、爱国家、爱乡土的热情呢？因此，改善农民的生活待遇，消灭封建生产关系，成为了今日保卫绥远、发展农业的迫切问题。回顾历史，绥远在清前期的农业渗透以内地农民向塞外农垦的方式缓慢进行。虽然曾有过禁垦令，但军粮需求和农牧过渡带的过往惯性让禁垦令打了折扣。从土默特归化城一带的屯田，到乾隆末年察哈尔右翼四旗升科地的增加，再到后套等地蒙古王公将土地整租给承包商再由他们分租给佃户垦耕，绥远的农业拓展在历史的洪流中不断推进。进入民国时期，农垦更是进一步发展。进入民国时期农垦进一步发展，“绥远省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所开垦的耕地，即约为整个清朝的４倍”。１９３１年后伊盟杭锦、鄂托克旗边界的“桃力民”地区，乌盟达尔罕、茂明安旗南部，乌拉特中、后旗的石哈河地区，又成了新农垦区。⑦绥远省在1912年至1949年间所开垦的耕地，约为整个清朝的4倍。新的农垦区不断涌现，为绥远的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时空变迁丰富和改变了绥远此前以游牧业为主导的单一产业结构，当地不仅达到了粮食自给，还能销往域外，成为塞外商品粮基地。河套等地的粮食大量运销蒙古草原腹地，武川、和林、托县、清水河等地粮食也大都运到归绥销售，全年运销麦子约２０万石、糜子３万石、谷子３万石、高粱３万石、莜麦２万石、菜籽３万石，还有其他粮食不到１万石，共计３５万石。萨拉齐、东胜、固阳、五原、包头等地粮食则由包头经火车运销北京等地。

二是绥远的牧畜业发展。绥远的广大原野，水草丰美，畜牧业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这片土地上，家畜走兽出产极丰，尤其是蒙古族的良马，更是与世界最著名的阿拉伯种、英国纯血马鼎足而三，享誉四方。走进大青山的青山半后山，以及河西、河套一带，你会发现这里所产的狐、黄羊、野兔等野生动物，以及山羊、绵羊等家畜，都异常繁盛。这些动物不仅是草原上的精灵，更是绥远牧畜业的宝贵财富。据寨北关的统计，绥远省自民国十八年到二十二年二月底止，共输出了各色羊皮三八五八O二四张，羔羊皮一二三八五七一张，青羊皮二二二二三张，价值总在三千万元以上。这不仅仅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更是绥远牧畜业繁荣的见证。然而，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还是绥远省每年的绒毛产额。在这里，羊毛的产量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年产一八一四O七OO斤，驼毛次之，年产六八七一三OO斤。这些绒毛，不仅是织物的原料，更是我们的敌人——日本国内所最缺乏的原料之一。近年来，日本向澳洲每年总要输入一万八千万元以上的羊毛，以满足其国内的纺织需求。然而，随着日澳贸易的日益火热，日本对于将来羊毛的供给地开始产生了担忧。于是，他们的目光早早地就注射到了绥远这片肥沃的草原上。绥远的牧畜业，不仅仅是草原上的繁荣，更是我们国家的宝藏。它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物资资源，也为我们的敌人所觊觎。到１９３２年，已成为“半农牧区”的乌盟六旗和伊盟七旗都有了比例很大的农垦面积。再加上已是“纯农区”的土默特二旗和察哈尔四旗，农业在绥远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和地位就更高了。

三是绥远的交通网络。绥远的交通，真可谓是四通八达，便捷无比！这里有着铁路、汽车路、大车路三种主要的交通方式，让人们出行无忧。铁路从山西入境，经过丰镇、集宁、凉城、归绥、萨拉齐、包头六县，共设有二十六站，全长达到了四百公里。这条铁路就像归绥东南部的交通骨干一样，支撑着整个地区的交通运转。而且，还有预定要修建的铁路呢，比如平绥包蒙铁路从平地泉至涉江，约五百华里，扼居张库间的要道，东北通张北，南通平地泉，西北可展至乌海，北到库伦、恰克图，西达新疆，东北达赤塔，实乃内外蒙的交通枢纽。一旦这条路建成，西北的屏障将更加巩固。现有十条公路，长约三千三百里，通达全省十五个县。其中最长的一条路，叫做包乌路，从包头一直延伸到宁夏交界的乌拉阿，全长六百三十里。这些公路就像归绥的血脉一样，连接着各个县市，让人们的出行变得更加方便。当然啦，还有大车路呢。虽然原来没有固定的路线，但现在已经开始计划修筑了。十多条大车路连接着各个村镇，让乡村的交通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具体来说说那些主要的汽车路吧。有绥清路、隆武路、归武路、绥托路、包武路、陶卓路、绥兴路、卓凉路、包天路、包乌路等等。这些路，每一条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景和故事。比如包乌阿，那可是从包头到乌拉阿的一条长路，沿途的风景美不胜收。清代民国时期，各式各样的传统陆运方式和通道依然在绥远地区交通运输中占据重要地位。绥远地区的传统陆运网络，由驿道、驼道和小道交织而成，它们如同大地的脉络，连接着草原的每一个角落。这些道路大多无须整修即可通行车马驼队，停用后会随草木生长自然堙废，展现了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共生。骆驼和大车作为主要的运输工具，以其坚韧和耐力，承载着绥远人民对外的物资交流和商贸往来。黄河，作为绥远地区的重要水系，其航运历史可追溯至远古。从石嘴子以北，大木船承载着青海、甘肃等地的货物，沿着黄河一路北上，抵达包头南海子码头或托克托河口镇。尽管航期仅有8个月，但黄河航运在绥远地区的物资交流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上下水货物的种类丰富多样，从布匹、糖、火柴到皮毛、甘草、枸杞，黄河航运见证了绥远地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新旧交通方式的整合与经济发展在新旧交通方式的整合下，绥远地区的交通网络初步整合成以铁路和公路交通为主干、以传统陆路和黄河航运为枝蔓的地域交通新系统。这一变革不仅提升了运输效率，更为绥远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变革提供了坚实的交通运输基础。

四、绥远地区的矿产资源。在广袤的绥远大地上，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最重要的当属煤、铁、自然碱和石棉四种。煤，这一被誉为“工业粮食”的黑色宝藏，在绥远地区有着广泛的分布。归绥、萨拉齐、包头一带，煤的产量尤为丰富，俗称“西路炭”。武川产出的肥煤、臭煤，集宁的泥煤，陶林、清水河的煤，以及河西达准各旗的褐煤，都是绥远煤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煤炭资源，不仅为当地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能源，也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贡献了力量。铁，这一生产工业和军需工业最基本的材料，在绥远地区同样有着丰富的蕴藏。除了萨拉齐县、包头、陶林已有发现外，西北科学考察团还在茂明安旗的白云鄂博发现了巨大的铁矿床。据考察团的估计，这座铁矿床的产量足足有十三万六千八百馀万吨之多！在我国铁矿资源相对贫乏的背景下，这座铁矿的发现无疑为国家的钢铁工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绥远的铁矿，不仅储量大，而且品质优良，与煤矿相距极近，更是为我国将来发展国民经济、打造钢铁工业中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自然碱，这一化学工业最重要的原素，在绥远地区也有着广泛的分布。其中，伊克照盟鄂托克旗和杭锦旗所产的自然碱品质最优，为国家的化学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原料保障。石棉，这一在防火、绝缘等领域有着广泛应用的矿产，在绥远地区同样有着丰富的蕴藏。萨拉齐、包头、固阳、武川、归绥及乌拉特旗等地，都是石棉的重要产区。这些石棉资源，不仅为当地的工业发展提供了支持，也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贡献了力量。

二、产业结构变迁的深层次原因

绥远地区产业结构的变迁，其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一方面，绥远地区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其农业、牧业以及矿产资源的丰富性；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变化以及政策的引导，也使得绥远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这种调整和优化，不仅促进了绥远经济的发展，也为整个西北牧区的产业结构变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是在1933年的绥远，工业结构，正经历着一场从农牧产品加工向市场化工业的变革。那时的绥远，虽然工厂主要分布于城市，销售市场也基本限于本地，但其工业生产的内涵却已悄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头的工厂，制粉工场、制革工厂，这些现代化的工业设施，与绒毯制造、油坊、制纸、酿造、肥皂制造等作坊工业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包头工业的繁荣景象。这些工厂不仅继承了传统手工业的精髓，更在技术水平和产品种类上实现了质的飞跃。到20世纪30年代，绥远的工业生产领域已涵盖牧业和农业产品的全部加工环节，完成了从原有农牧产品辅助加工业到市场化工业的蜕变。归绥，这座绥远的重要城市，更是这场工业变革的见证者和推动者。在这里，面粉、绒毯、皮革、制油等家庭作坊加工业依然繁荣，但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些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工业企业。厚和制粉股份有限公司、满蒙毛织厂、厚和毛织厂、满蒙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汽车厚和工厂……这些企业的崛起，不仅为归绥的工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更成为了绥远工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尽管这场变革主要发生在较大城市，未遍及绥远全境，但它却如同一股强劲的春风，吹拂着绥远这片古老的土地。它直接丰富了此前的传统农牧产业结构，引导其向现代性多元化产业结构升级。在这场变革中，绥远的工业不再仅仅是农牧产品的简单加工，而是成为了一个技术和产品链条完整的新式独立产业部门。

二是绥远地区商业贸易的迟缓起步与旅蒙商的崛起。

在绥远商业贸易的产生和发展进程，远较内地迟缓而神秘。时至清朝前期，蒙古牧民依然沉浸在传承久远的游牧业经济中，自给自足的游牧产业结构呈现出一派原始而封闭的景象。然而，正是这份封闭与单一，为后来的商业变革埋下了伏笔。在那个时代，蒙古牧民的生活简单而纯粹，他们依靠着广袤的草原和丰富的畜牧资源，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器用布帛，多运自内地，而交易商人，则多为晋、鲁行商。这些内地旅蒙商人，如同草原上的使者，为牧民们带来了丰富的商品，打破了当地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相对单一状态。然而，随着戍边军队物资需求的增加，清廷开始准许携带照票的内地旅蒙商进入草原腹地。这些旅蒙商人，须经过层层查验，才能到指定蒙旗从事一年为限的“雁行”贸易。他们的到来，为草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业活力。旅蒙贸易的商品种类繁多，以内地茶叶、布匹等日用品为主，中心市场则是张家口（东口）和归化城（西口）。贸易类型更是多样，有坐庄、行商和放款三种。坐庄商人将内地货物集运到张家口和归化城的商铺，再分散转运于蒙境；行商商人则不设商铺，或由内地自运货物，或由坐庄转运物品于内、外蒙古各境；放款商人则借款给蒙古官吏，以收取本利并随带货物与蒙民贸易。旅蒙商人的到来，不仅为牧民们带来了丰富的商品，更提高了当地经济的商业化程度。牧民们开始从交换中获得外来日用品，并出售自家的畜牧产品。这一变革打破了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单一与封闭，为绥远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特别是自1922年自开商埠、1923年铁路通车后，绥远的商业和对外贸易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包头，这座位于绥远腹地的城市，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交通条件，迅速崛起为西北地区的一大市场。京、津、陕、甘、新等地的货物往来，均以包头为转运之场，其贸易额年达五百余万，商店更是多达一千二百余家。包头的繁荣，不仅体现在其商业的发达，更在于其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枢纽，连接了国内外多个市场，为绥远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枢纽城市归绥，作为绥远的另一中心城市，其对外贸易同样令人瞩目。每年，归绥都会转销来自蒙旗、甘肃、新疆等地的细毛皮，价值高达40万两，本地羊皮更是多达20万张。此外，归绥还吸引了众多洋商在此设立采购羊毛绒和牛马皮的洋庄，旅蒙商也从这里贩运砖茶、绸、布、棉花、米、面等商品，到各蒙旗交换驼、马、牛、羊、皮革、绒毛等特产。归绥，成为了天津洋货和工商品销往西北牧区以及当地畜产品和土特产品东运沿海和国际市场的枢纽城市，其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临河也是绥远对外贸易的重要节点市场。1931年前后，临河大量对外输出牛、马、骡、驼、羊、羊绒、粮米、皮张等商品，年值高达400万元；输入品则以茶、布、烟、酒、糖、纸等大宗商品为主，年值约300万元。临河的繁荣，不仅为当地的经济带来了显著的增长，更为绥远的对外贸易增添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