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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节：
01、“双相障碍”患者接受了6年心理咨询后，自杀离世
02、她有严重的心理创伤，进行“脱敏疗法”是重大失误
03、修复严重的心理创伤，存在不小的风险
04、进行创伤修复时，需要注意这3点
01、“双相障碍”患者接受了6年心理咨询后，自杀离世
上个月，澎湃新闻报道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悲剧：
一名被诊断为双相障碍的患者，坚持接受了6年的心理咨询，咨询师的名气很大。但患者最后选择了跳楼自杀，离开人世！
这位患者叫葛菲。在患病之前，她是一个非常省心的孩子：性格乖顺、学习自律，学习成绩非常优异，本硕都毕业于国内名校。
不过，葛菲在学习上非常要强、用功，实际上内心是为了获得父亲的认可。
葛菲的父亲有典型的“重男轻女”观念，认为家族需要延续香火，只有儿子能继承。在葛菲成长过程中，他经常会流露出想要儿子的意思。
父亲的观念，葛菲都看在眼里，也深深地受到影响。她在工作前都留着娃娃头，总是穿得像个男孩子，幼儿园的时候只喜欢跟男孩玩。
为了不让父亲失望，她还拼了命地学习，特别在意自己的学习成绩。对她来说，学识渊博的父亲如同一个精神偶像。
可是，在青春期时，葛菲发现父亲出轨了，还亲眼看到了父亲和第三者的亲密照片，听到父亲与对方打电话。
这对葛菲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形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这是导致她后来患病的一大心理根源。
另一方面，葛菲的母亲也在无意中对女儿造成过很多心理伤害。
女儿抱怨她的时候，她无法理解，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丈夫出轨会对女儿造成那么大的伤害，总是用理性逻辑来开导、评价女儿。
2012年，葛菲的父母离婚了。2013年，25岁的葛菲出现了精神心理症状，她走在路上突然大哭大喊，说有人追杀她，后来被人送到了派出所。
母亲带她在北京市的精神专科医院看病，但是葛菲觉得医生态度冷漠，不肯吃医生开的药。
她还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做过精神分析治疗，持续了2年，可是效果不好，连医生都直言“我没有办法了”，她和母亲只好继续找别的心理咨询师。
就在这个时候，葛菲母亲的朋友向她介绍了北京明心咨询有限公司的粟超。
葛菲母亲查询过粟超的履历，发现他有十多个权威头衔，自称被某心理学教授誉为“新一代天才咨询师”，“至今保持100%咨询成功率”“敢承诺无效退费”。
这些信息让葛菲母女俩很放心，葛菲开始持续找粟超做心理咨询，后来又增加了新手咨询师于天一作为陪练咨询师。
在接受心理咨询的那几年间，葛菲也去精神科就诊。2017年，她被北京安定医院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
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葛菲说自己没有勇气找对象，因为她曾看到父亲和第三者做爱的照片、听到父亲和第三者打电话，她担心自己也会被男生背叛。
于天一认为要对葛菲进行“系统脱敏法”，也叫“脱敏疗法”，缓解父亲带她的心理创伤。
在第一次脱敏治疗的过程中，不到10分钟，葛菲就情绪失控，脱敏治疗无法继续。葛菲对母亲说“特别难受”，还尝试轻生，幸好被人碰见并劝阻了。
葛菲向于天一、粟超发微信说了自己的自杀念头，询问这是不是跟脱敏疗法有关。但两位咨询师都没有给明确答复，说这有待探讨，是否继续做脱敏，会根据葛菲的情况和意愿决定。
可是，第二次脱敏治疗又继续了。这一次，葛菲的母亲当场反对再为葛菲进行脱敏疗法，认为女儿并不适合这种治疗方法。
而于天一与粟超沟通后，说可以降低难度，于是再一次对葛菲进行了脱敏治疗。
这次结束后，葛菲是哭着走出心理咨询室的，她对母亲说，“于老师说我爸不爱我......她瞎说！我爸是爱我的！”
第二天早上，葛菲又出现了强烈的自杀念头。一周后，葛菲准备在家附近跳天桥，幸好被周围的市民救下。
自杀未遂后，葛菲和母亲再次接受粟超的心理咨询。葛菲的母亲很愤怒，她质问粟超，都已经反馈了脱敏治疗给葛菲带来了负面影响，他们为何还要再做一次？
在葛菲的制止下，她的母亲才停止了理论。那一次心理咨询，没有再进行脱敏治疗。但是粟超也没有提及葛菲自杀未遂的经历。
结束咨询时，粟超让客服发了几个量表让葛菲做，包括《UCLA孤独量表》、《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贝克抑郁自评量表》以及《父亲在位问卷》。
在葛菲母亲看来，这份《父亲在位问卷》再次刺到了女儿最痛的伤口，是压倒女儿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图为AI生成
做完量表不久后的一天晚上，葛菲母亲觉察到女儿的情绪特别压抑，她主动提出陪女儿睡觉，过了一个多小时，她看女儿不翻身了，以为她睡着了，就轻声离开。
结果，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她发现女儿不在房间，单元楼门前躺着一个人，盖着白布，还有救护车，才得知女儿已经坠楼身亡了！
女儿去世后，葛菲的母亲非常痛苦。她认为在做脱敏治疗之前，女儿从没出现过自杀行为，现在突然自杀了，这很明显是于天一、粟超的不当心理咨询行为导致的。
她把于天一、粟超及其所在的公司告上法庭，想为女儿讨回公道。
2023年11月，此案一审宣判。
法院认定，粟超、于天一明知道葛菲接受脱敏治疗后出现了自杀想法和自杀行为，但没有重视，没有停止使用脱敏疗法，也没有提醒家属加强关注、及时就医，这明显存在过错。
尤其是于天一，她未规范使用系统脱敏法，让葛菲回忆了最为痛苦的人生经历，又未能及时识别葛菲的自杀风险，停止不当的咨询行为，最终导致葛菲自杀死亡。
最后，法院认为于天一、粟超所在的明心公司要承担30%的赔偿责任，要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56万余元。
对于这个判决结果，双方都不满意，分别提起了上诉。目前，这个案件还处于二审阶段。
02、她有严重的心理创伤，进行“脱敏疗法”是重大失误
葛菲的悲剧令人痛心，也令人不禁怀疑：
这样的心理咨询真的有效吗？
心理咨询师本来应该解决心理问题，为什么反而令来访者更加绝望，甚至自杀？
从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葛菲的病情其实非常复杂、严重。
她在2013年就出现了疑似妄想的精神病性症状，2017年被诊断为双相障碍。严格来说，她是一名精神障碍患者，甚至属于“重性精神疾病”患者。
不过，我认为葛菲并非典型的双相障碍患者。从新闻报道来看，她没出现过兴奋亢奋、傲慢自大、精力旺盛的典型躁狂/轻躁狂发作。
她被诊断为双相障碍，很有可能是因为她患病后变得暴躁易怒，疯狂消费，还会不顾一切地跑出家门，她就诊的大夫认为这属于躁狂/轻躁狂发作。
其实，葛菲变得暴躁易怒，是因为她的大量叠加性心理创伤被激活了，尤其是父亲带来的。她对父亲实际上爱恨交加，当严重的心理创伤被激活后，爆发出仇恨等强烈的负性情绪，产生极端化思维，而且葛菲对所谓的心理咨询师其实也有较强的负性情绪。
这其实是“激越状态”，而不是躁狂/轻躁狂发作。
临床中，也有很多与葛菲情况类似的患者，他们曾在家情绪激动、大发脾气、甚至打人毁物，往往就会被诊断为双相障碍。
对于“泛双相化”的问题，我们已多次分析过。
按照现行精神医学诊疗标准，对于葛菲更加合适的诊断是：
难治性抑郁症伴激越状态，偏执型人格异常（敏感多疑）、强迫型人格异常（追求完美），还伴有学习障碍，或者“复合型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
而且，她遭受的叠加性心理创伤非常多，且十分清晰。从精准精神心理学的角度，她非常符合我们提出的病因学诊断——创伤后应激反应失调（PTSRD）。
严格来说，对于葛菲这种已经被诊断为精神障碍的患者，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机构是不能接待的。心理咨询面向的是有一般心理问题、严重心理问题的健康大众。
医院中的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也只能在精神科大夫的指导下，对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心理咨询或者心理治疗。
即使社会心理咨询机构想接这样的个案，也必须有精神科医生的相应医嘱，并且这个精神科医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现实中，精神科医生一般不会下这样的医嘱，而是让患者在精神科医生所在的医疗机构接受心理咨询/治疗。
但实际上，国内医疗机构中的心理治疗资源紧缺，无法完全满足患者、家属在这方面的需求。
所以，理论上，如果主管精神科大夫开了相关医嘱的话，患者、家属也可以拿着医嘱，到社会上寻求心理咨询资源。
但这也导致了一个问题——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机构、心理咨询师对精神障碍缺乏深入了解，不掌握规范的心理治疗知识，很容易出问题。
葛菲的悲剧就是典型例子。
她患病的主要根源之一是父亲带来的巨大心理创伤。对待心理创伤，最理想的情况是予以深入化、高效化的修复。
如果心理创伤很大，一时之间还难以修复，那就要让患者远离创伤源，避免出现剧烈的情绪波动，加重病情。
可是，上文的两位心理咨询师粟超、于天一，却决定对葛菲使用系统脱敏法，这是严重的错误。
系统脱敏法是行为主义疗法中的一种，临床中主要用于治疗焦虑症、恐惧症，通过循序渐进、重复练习的方式，帮助来访者一次次确认自己所恐惧、所焦虑的事情不会带来可怕后果，最后达到“脱敏”的效果。
打个比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句话描述的就是对蛇的恐惧。
如果用系统脱敏法来处理的话，可以让来访者先看一些蛇的照片，当他们感到有点紧张、恐惧时，再引导他们放松，缓解负性情绪。
这一个级别适应了之后，再加大一点难度，让他们尝试触摸图片中的蛇，或者触摸蛇的模型等等。
对于特定的恐惧症、焦虑症来说，系统脱敏法在整体上是有一定效果的，不过，这还是在外显记忆层面处理问题，所以效果是比较有限的。而葛菲父亲对葛菲带来的巨大心理创伤主要不是恐惧、焦虑。
在葛菲心目中，父亲是最完美的、最值得尊敬的精神偶像。但她突然发现父亲出轨、背叛家庭，还直接看到父亲与其他女性亲密的情景。
她感到的是巨大的痛苦、压抑和背叛，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她的精神支柱都几乎崩溃了。
对于这种情况，用“脱敏疗法”是技术上的重大失误！葛菲被迫一次次回忆父亲出轨的场景，情绪失控时心理咨询师又不会处理，无法修复她的心理创伤。
这相当于把病人还没愈合的伤口重新撕开，不会止血、不会包扎，由它流血，让病人再次承受巨大的痛苦，非常“残忍”！
而且，粟超这位所谓的资深心理咨询师有夸大自己的资质、能力之嫌。
新闻报道中提到，粟超有十多个权威头衔，自称曾被中国心理学泰斗沈德灿教授誉为“新一代天才咨询师”，自创了“混合实效主义疗法”；
他还说自己“至今保持100%咨询成功率和行业最高的签约率，累积数千个案”，并成为“中国第一位敢于承诺保证效果无效退款的咨询师”。
他把自己包装得那么高大上，却在心理咨询中出现重大错误，导致来访者死亡。可想而知他的“宣传水分”有多大。
其实，如今国内外主流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技术都是比较低效的，很多从业人员也心知肚明。
但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更不会说出这个事实。相反，他们为了吸引更多来访者，会刻意地过度营销自己，甚至满嘴跑火车。
他们把效果吹得天花乱坠，导致来访者与家属有过高的期望，但他们又没有真本事，来访者及家属很快就会感到失望，引发纠纷，甚至导致悲剧。
其实，国内外主流精神心理科也存在极大的局限性，无法深入、高效地解决患者的问题，帮助患者撤药停药，真正地回归校园或社会。
对于这样的局面，精神心理科医生、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师要实事求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要对患者或来访者实话实说，让他们自由选择康复路线。
03、修复严重的心理创伤，存在不小的风险
像葛菲这样有重大心理创伤的患者，对他们进行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时，是存在极大风险的，稍有不慎，很容易会发生意外！
有一位被诊断为抑郁症、双相障碍的患者致远，他和父母前来接受系统化、精准化临床心理干预。
他说自从他患病后，上网查过很多资料，看过不少心理书籍。他意识到自己的病情是心理创伤导致的，而催眠治疗是修复心理创伤的有效方式之一。
致远辗转找了上海一位知名的心理专家，询问他能不能为自己做催眠治疗。结果这位心理专家一听到“催眠”，脸色都变了，直接拒绝。
原来，这位心理专家以前对一位来访者实施催眠时，不小心激活了对方的重大心理创伤。来访者当场精神崩溃，出现精神症状急性发作。
这位专家当时不知所措，不懂得怎么处理，只好拨打了120，将患者紧急送往精神科专科医院。从此，他心有余悸，再也不敢对来访者做催眠了。
我们对患者进行系统化、精准化临床心理干预的过程中，也遇到过突发事件。
有一次，一名身高1.8米的男性患者接受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TPMIH）时，想起了一个重大的创伤记忆。
他非常激动、愤怒，竟把创伤修复师Lucy当做欺凌自己的人，跳起来掐住Lucy的脖子，摁到墙上！
幸好Lucy练过泰拳，身手敏捷。她及时避开，并凭借丰富的经验引导患者平静下来，重新躺在催眠椅上，继续修复创伤。
还有一次，有一位患者在深度催眠下出现了3次惊恐发作，整个人脸色发白，喘不上气。幸好，创伤修复师Lucy也顺利地化解了。
所以，修复严重的心理创伤时，其实存在不小的风险。
此图为AI生成
对于这个方面，精神分析流派则往往不会直接触碰心理创伤，而是着重于分析、引导。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不容易直接激活来访者的心理创伤，避免他们情绪激动，发生意外。
但是，很多精神分析师会引导来访者把责任、问题都归咎于外界，有意无意地引导来访者完全外归因，这同样是不理性的。
比如，很多精神分析师把心理问题、情绪症状的原因都归咎于原生家庭，尤其是父母。来访者接受了这套说法后，不那么自责、痛苦了，自杀的风险也会降低。
但他们变得仇视父母，遇到问题就归咎于别人，变得非常固执、自恋，逐渐丧失自我反省意识和能力。
这部分来访者表面上从心理创伤走出来了，不抑郁了，但他们滑向了“人格障碍”，这会导致他们后续不断遭受打击和挫败。这背后的隐患更大。
进行创伤修复时，需要注意这3点
现在有很多患者和家属越来越重视精神心理障碍中的心理社会因素，在服用精神科药物之余，还会找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希望解决药物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种意识是值得肯定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国内外主流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水平，其实还远远达不到病患群体的期待。
患者、家属要注意识别，尤其是如果发现患者接受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后，反而更加痛苦、有自杀念头，那更要及时处理，不要任由其发展。
如果个体遭受过重大的心理创伤，想修复心理创伤，那最好不要找精神分析，并尽可能找经验丰富的创伤修复师。
而且，真正深入、高效的创伤修复一定要深入到内隐记忆层面，精准化地找到并处理相应的心理创伤事件。
在此之后，还要引导来访者学会综合性归因，建立起越挫越勇的高逆商。
如果心理创伤中还涉及个体原生家庭的因素，那还要进行深入、高效的家庭治疗，解决、至少是缓解家庭系统中的问题。
事实上，能做到以上程度的心理从业人员少之又少。如果缺乏临床实践经验，进行创伤修复时，更加要格外谨慎！
我们在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有一些颠覆性发现。希望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师进行创伤修复时，至少要注意以下3点：
第一，如果来访者遭受的心理创伤是非常重大的，一定要先绕过，不要一上来就处理重大的心理创伤，否则来访者很容易情绪崩溃。
在整体上讲，处理心理创伤的原则应该由小到大，循序渐进地处理。
如果在处理小创伤的过程中，不小心触碰到较大的心理创伤，也不要贸然修复。可以先帮助来访者释放负性情绪，再简单“包扎”，然后留待后续处理。
而且，当意识到来访者有重大的心理创伤时，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师一定要如实反馈给家属，叮嘱他们要加强陪护，谨防悲剧发生。
第二，如果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师想为来访者修复创伤，要和临床精神心理科医生合作，降低风险。
而且，合作的精神心理科医生要懂得科学心理学，践行多学科诊疗（MDT）模式，并且有心理危机紧急干预的经验。
这样才能降低创伤修复的过程中的风险，即使突发事件发生了，患者出现急性精神症状，精神心理科大夫也能及时应对。
第三，没有金刚钻，就不要揽瓷器活，心理从业人员要对自身的能力、所使用的技术有清醒的认知。
每位心理从业人员都有成长的过程和个人专长，每种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流派和技术也有不同的特点，适合不同的来访者或患者，不能简单地套用。
心理从业人员一定要对此有清醒、理性的认知；当缺乏经验、能力和相关资源时，即使患者拿着相关医嘱来求助，也不要轻易接待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病情严重的患者。
如果出现了自己难以处理的情况，尤其是来访者出现了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念头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定要如实告知来访者/患者及家属。
更重要的是，精神心理从业人员要勇敢地直面自身能力的不足，愿意承认现在国内外主流精神医学、心理学流派的低效，知“耻”而后勇，主动拥抱精准精神心理学，学会深入而高效地帮助来访者/患者解决难题。
希望主流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低效、乱象丛生的问题能早日得到解决，葛菲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