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书房 | 李雪梅：历史古迹为丹书万里江山作书房

作为中国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建校72年来，我校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学者，他们追求真理、严谨治学，满怀赤子之心，为中国法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学者书房》栏目将目光聚焦法大教师的书房，探秘他们的精神追求和学术世界，也从他们对知识、思想的获取和珍藏中，汲取成长的智慧和力量。

文 | 童果儿

在海淀校区的李雪梅办公室里，有一个小小的碑拓世界。窗外阳光灿烂，窗内生机盎然，整个书房弥漫着书卷气带来的静谧氛围。办公室虽不过十平米出头，但胜在对物品摆放的效率高，墙壁上挂满了历代碑拓。

书柜里放置着诸多研究文献，方便在解释碑刻和法制文物时随时查阅，此外还有李雪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办公桌的背后有一个专门陈列小物件的区域，摆放着佛像、獬豸、石兽等文物，与朴素的办公室相得益彰。“别看这些文物普普通通，但其实每一个都大有来头。”办公室里的碑拓和文物亦可用作教具，整间办公室古朴而丰富。李雪梅平时就在这方寸之地思索、研究、讨论与写作，而进行学术探索、寻访，却在其他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房间进门左侧有一个灰色小沙发，看似平常无奇，直到李雪梅不经意从沙发底下抽出两方碑志，我们才惊觉沙发底下别有洞天。她正是坐在这个小沙发上，向我们徐徐展开了她多年来寻碑访拓的巨幅“画卷”。

碑刻研究：法学与历史考古的交融

李雪梅与法大的缘分始于1980年之夏。历史一直是她最大的兴趣，高考结束那年，她本想报考其他高校的历史专业，但出于种种考虑，她最终还是选择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本科毕业，李雪梅留在本校研究生院攻读法律思想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她在法大出版社担任编辑，并在职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专攻中国近代文化史专业。1998年，李雪梅来到了她梦寐以求的法大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刚到研究所，李雪梅便确定了法律考古和法律碑刻这两个研究方向。之所以选择这两个主攻目标，一是希望将自己一直热爱的历史和所学的法律进行有机结合。二是因为“在法律文献整理研究方面，碑刻当时还无人系统整理，是一个巨大的空白，我便想着先试试看吧”，没成想李雪梅就这样一直坚持了下来。

兜兜转转十来年，李雪梅最终投身于自己热爱的历史考古领域，结合所学法律知识，踏上了寻碑访拓的旅途。

从2000年开始，李雪梅几乎每个假期甚至春节都外出奔走。每到一处，探访当地的博物馆已是她的日常，除此以外，还会四处探访古迹进行田野调查。“最重要的是亲临现场考察、获取一手资料。如果仅参考他人的二手史料，对于资料中可能存在的错误就会难以察觉。从这点看来，我们在史料挖掘整理的工作做得还是比较扎实的。”

其实，李雪梅与考古另有一段深厚渊源。2008年前，李雪梅曾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兼职担任近十年编辑，主持《考古与发现》栏目。她借机跑遍了全国重要的考古遗址，亲身跟进过三星堆、金沙遗址、良渚遗址等考古现场。《中国国家地理》的采写范式及图片表现力的高标准要求，对李雪梅影响颇深。她微笑着回忆道：“在杂志的十年也算是圆了我的考古梦。”与此同时，李雪梅在学校开设了《消失的文明》，在课堂上跟进解读最新考古发现。

在研究法律文物时，迎面而来的难题是如何正确解释文物并阐释其背后的制度因素。李雪梅总结应当“多看，多比较，多研究”。起初，李雪梅比较相信博物馆的解说，但当观察研究到一定程度后，解说词便成为“姑妄听之”的一家之言。以神兽獬豸为例，法大图书馆法渊阁二楼就摆放着一座獬豸雕塑，用以象征公平公正的法治理念。李雪梅曾走访各大博物馆，发现很多独角兽都被标识为獬豸。但实际上，那些出自墓葬的独角兽原本摆放于墓门附近，主要起辟邪镇墓的作用，定名为独角镇墓兽比较合理。但因为这些独角兽的形象比较符合当今人们对獬豸神兽的想象，故多名其为獬豸。这种古今因素的纠缠，也需要理性对待。李雪梅认为，要想解决法制文物研究的难题，一个重要方法是揭示文物的功能，了解它在当时的主要用途。“随着对文物了解程度的加深，我的观点也在不断修正。”

要求团队：追求卓越，精益求精

2014年是李雪梅学术生涯的一个关键节点。“中国政法大学优秀中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正式实施，“古代石刻法律文献分类集释与研究”列为首批A计划支持项目；9月，专著《法制“镂之金石”传统与明清碑禁体系》入选2014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12月，《中国古代石刻法律文献叙录》获批为当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这些课题、项目成为开展年度教学研究的有力支撑，尤其是师生访古考察的经费得以解决，融教学、科研、考察等为一体的“碑石课堂”初具雏形。

“当时我看到日本学者仁井田陞编的一套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集，给我非常大的启发。”仁井田陞是著名法律史学家，主攻研究唐宋律法。他的调查非常规范，包括碑刻的位置图、尺寸、来源、各种访谈的记录等。这种科学、系统的研究方式，在李雪梅团队的集体访碑行动中得到落实。

“碑石课堂”中有一项吸引学生的活动是传习碑拓技艺。拓碑时，先将宣纸紧密贴合在碑石上，经过一定程序的操作，将碑石上文字摹拓于宣纸上。这一套方法可以称为古代的“拷贝技术”。碑拓技艺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反复锤炼，如今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

团队目前正有条不紊地推进宏观、中观、微观的研究计划。微观研究需要考释碑文内容，对碑刻所承载的制度内涵进行深度钻研；中观研究要梳理总结每个时代法刻碑刻的特色，宏观研究则是分析探索出古代法律碑刻的发展演变规律，对中华法制文明发展中的意义和贡献。

做学术的道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尤其是在系统性整理研究法律碑刻这一前人较少涉足的领域，面临的难题主要有三个：

其一，解释研究进展缓慢。若是遇到碑文孤例，或者碑文文字因年久风化而识别不清，又或者碑文晦涩难懂，解释研究工作就会变得漫长而艰辛。

其二，研究者需要对各段历史的“贯通性”的把握能力。“我研究唐代碑刻时，为了更好解释一个制度概念，常常要查阅大量资料，并向众多专家学者请教，这些都需要下苦功夫。”

其三，资料整理工作耗时费力。随着掌握的一手史料数量越来越多，进行整理、解释的难度和精力也在大幅增加。整理碑文的时间可能比研究碑文的时间还要长。“做史料考证一定要精细化研究，关键信息尤其不能轻易放过，时间可以放慢，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能打折扣。我们团队制定了二十年研究规划，我相信慢工出细活，最终能克服所有困难。”

近十年来，李雪梅的团队一直在进行法制文物普查和法律碑刻“摸清家底”的工作。截至2014年，掌握的法律碑刻数量约为3000通；到2020年，收集的碑刻数量已经达到8200通，增幅显著；目前掌握的法律碑刻数量已超过万通，但这还不是最终的数据，保守估计应该有1.4万通。为了实现“摸清家底”的目标，李雪梅的团队仍将持续探访数年。

“我对团队里同学们的要求是，要做就做最好的。”李雪梅指导的一批硕博论文聚焦古代公文研究，这是一个值得开拓的研究领域，也是法大的特色。团队在李雪梅的带领下慢慢成长。“就像石刻文献研读班，从无到有，从最初的几个人到现在的十几个人，从好奇到兴趣，月复一月，我们已经小有成就，大有收获。衷心地希望她越办越好，在我们毕业以后，甚至毕业多年以后，还能知道背后有一座守望的灯塔，默默地指引、照亮前方的道路。”一个已经毕业的学生如是说。

学者精神：教学科研并重，脚踏实地前行

寻碑访拓，李雪梅以历史古迹为丹书，将万里江山作书房。出于对“一手资料”的高要求，她每年都要前往全国各地探访博物馆、碑林及古迹遗址。从2014年到2017年的四年时间内，李雪梅和其团队近五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进行户外访古，最高记录是一年内探访近80个博物馆。

走出方寸之地的书房，走出心之咫尺的书本，李雪梅遍观博物馆中的珍贵文物，凝视荒郊野外的残砖断瓦，力求揭开一段段尘封的历史。冒着酷暑寒冬，不顾舟车劳顿，得到的并不总是收获，被将军锁拒之门外的尴尬，碑石不翼而飞的失望，以及“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陪伴着每一段行程。一次在山东的古寺访碑，在昏暗的室内，当学生不经易触动帷幔，那些被遮掩的石碑露出芳华，那一刻，真是一眼千年。

斗转星移，那些被时代遗忘的碑刻，静静矗立在田间、郊野、寺观，等待着一个能够读懂它们的人到来。

寻碑、摄碑、量碑、绘图，这些都需要团队在野外访查时一并完成，任务量繁杂且考验耐性。读碑、录碑、研碑，则是后续书房中的工作。对团队而言，书房内外工作并无轻重之分，都是研究所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