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自1932年担任伪满洲国执政以来，经历了长达十四年的傀儡生涯，无论是担任“执政”或是“皇帝”，其傀儡性质从未发生改变，溥仪的所有权力都受到限制。诚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所忏悔的：
“在那十四年间，傀儡皇帝成了我的绰号，诚然一切听从别人的摆布，这像是个傀儡的行径。但是，肯于听从，而且为了某种欲望而自以‘听从’为得计，这正是‘傀儡’的灵魂”。
01 从执政到皇帝，溥仪的“复辟”大梦破灭
1932 年3 月9 日，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就职后的溥仪发现一切都在日本关东军的控制之下，他原有“复辟大清”之梦破灭。1934 年1 月20 日，伪满实行帝制，溥仪成为康德皇帝，而他仍处于傀儡地位。
九一八事变后，迫于国际压力，日本决定建立一个傀儡政权。因此必须要有一个便于日本操纵的政权元首，而溥仪具备了几个有利条件：
“第一，是满洲三千万民众景仰之德高望重人士；第二，满系血统；第三，不同张氏政权、国民政府；第四，能同日本合作。”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首脑本庄繁和三宅光治与陆军中央部第一部长建川美次交换意见时，建川就正式向他们提出：
“推翻现在东北的张学良政权，建立一个以宣统帝为盟主的、支持日本的政权是为上策。”
这意味着日本陆军部和关东军已经确定由溥仪来充当傀儡政权头目。时任奉天市长的土肥原贤二赴天津与溥仪会谈，土肥原欺骗溥仪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溥仪来领导这个国家。
当溥仪问土肥原：“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土肥原欺骗他：“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皇帝完全做主的”。
这与溥仪复辟大清的梦想一拍即合，此时的溥仪妄想关东军能够助他复辟，殊不知已落入圈套，沦为关东军的傀儡。此后，关东军策划了一场“天津事变”，将溥仪偷运出天津送往东北，由于战事尚未结束，他被暂时软禁在旅顺。此时土肥原的谎言虽未被揭穿，但溥仪已经逐渐感到日本人态度的转变。
1932 年2 月22 日，板垣征四郎来到旅顺与溥仪谈“建立满洲新国家”问题，在得知新国家是个共和国，元首并非皇帝而是所谓“执政”时，溥仪倍感不满，与坂垣争执不下，最终经过协调，只能接受了暂任“执政”的主张。
经过两次所谓的“请驾”，溥仪于1932 年3 月9 日正式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伪满政权以执政作为元首，而实际掌控伪满事务的是伪满国务院的总务厅长官，他是在关东军的“内部指导”下的代理人，由日本人主导伪满的一切事务，溥仪只能被迫在关东军已经通过的文件上“裁可”。溥仪晚年回忆：
“土肥原曾经向我保证，在东北成立‘新国家’后，日本一定尊重其领土主权；一切都可以由你自主。可是，我一到东北，日本军国主义者就露出了真正的脸色。”
溥仪成为执政后，仍对帝制念念不忘。但他并未认识到：“重登大宝”并不能改变其被操纵的地位，实施帝制对他而言仅是名号的改变，伪满的政权机构也只是稍作调整，权力仍掌握在日本人手中。
1932 年至1933 年的两年内，关东军已经完全控制了东北，统治权完全确立。在日本侵略者的授意下，1934 年1 月20 日以国务总理郑孝胥的名义，宣布实施帝制。溥仪希望在登基典礼时穿满清的龙袍，遭到关东军的反对。经过交涉，关东军才允许溥仪在祭天时穿一次清朝袍褂，溥仪知其无力抗争，心中明白：
“皇帝的称呼是人家给赏的，再争下去说不定连皇帝也当不成了。”
1934 年3 月1 日颁布的即位诏书中写道：
“原天意之爱民，赖友邦之仗义，其始凶残肆虐，安忍阻兵，无辜吁天，莫能自振。而日本帝国冒群疑而不避，犯众疚而弗辞，事等解悬，功同援溺。”后文又写道“当与日本帝国协心同力，以期永固。”
由此可见伪满政权与日本的关系。伪满帝制的实行，并未对政权造成实质变化。1933 年12月22日，阁议决定实施君主制，其中明确规定：
“虽实施君主制，仍应注意，帝国对满洲国之指导方针及要领仍一如既往，不能产生任何动摇。”
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关东军依旧掌握着内部指导权，对伪满政权的控制依旧稳固。
02 溥仪毫无权力的具体表现
溥仪自1932 年担任伪元首以来，一直处于日本侵略者的控制下，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溥仪的“无权”具体表现有如下几点：
第一，无行政权。溥仪名为元首，却不掌握行政权。
在溥仪任伪满执政时期，根据组织法的规定，由执政“统治满洲国”“依立法院之协赞，以行使立法权”“统督国务院以执行行政权”“依据法律组织法院以执行司法权”，然而法律的规定只是一纸空文。
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菱刈隆曾以教训的口吻对溥仪说：
“皇帝更是应该采取这种‘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的态度作风，才能够把国家大事搞好。”同时自作结语说：“这就是‘为君之德’”。
不论是伪满皇帝、总理大臣，还是各部总长、各省省长，虽然名义上是伪满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各部各省头目，但实际上都只是虚职而已，一切都得听从以总务长官为首的各级日本人官员的指挥。因此，总务厅组织系统才是伪满政府的真正权力中枢，它实际控制着“满洲”的政治、经济、人事等一切施政大权。
在关东军的“内部指导原则”“总务厅主义”之下，溥仪没有丝毫权力参与行政决策，溥仪只能根据“主人”的意志，在关东军已经决定好了的文件上“裁可”。
第二，无人身自由。溥仪作为傀儡，活动行为任凭日本侵略者摆布，溥仪在长春住了十四年，长春的街道他是不认识的，平常随便想出伪宫内府一步是绝对不可能的。
例如，1940年日本侵略者为了使东北彻底殖民地化，决定在伪新京建立一个“建国神庙”，供奉“天照大神”。因此，关东军驱使溥仪于1940 年访日，迎回日本的“天照大神”。溥仪即使并不想迎回天照大神，但他并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甚至连其言行都要按照吉冈安直的安排来做。据溥仪回忆：
“十四年中，我所需要做的就是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替我拟订好的条约或者诏书上签名，按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替我写出的台词发言。”
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方面的事情，关东军限制溥仪自由接见伪满的大小官吏，溥仪在《我的前半生》就说过：
“除伪宫内府的伪职员外，就连对于我接见宗族人等，吉冈也竟自拟出了一张限制很严的人名单。”
第三，个人及家庭私事无权作主。就溥仪的婚姻而言，溥仪与谭玉龄、李玉琴的结婚都需要经过关东军的许可。
另外，溥仪之弟的婚姻他也无权干涉，关东军计划给溥仪寻找继承人，因此将日本贵族之女嵯峨浩嫁给溥杰，溥仪无力反对，只能暗自恐惧。溥仪作为元首，其自由和权利都未得到保障，更遑论其代表的伪满政权。
溥仪和伪满政权的操控者是日本关东军，1933 年8 月颁布的《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确定了日本侵略者操纵伪满的基本方针政策和基本体制。其中规定：
“有关满洲国的国家根本组织、国防、治安和外交事项、日满经济活动中特殊重要的基础事项，以及国本奠定的有关重大问题，务须给予积极指导。对于满洲国的指导，根据现行体制，在关东军司令官的内部统辖下，主要是通过日本人官吏进行实质性的指导。”
这就是所谓的“内部指导原则”，关东军在司令部内部设负责满洲国有关政务的组织———第三课（后改为第四课），担任内部指导。伪满的一切政策，法令、人事、预算，以及重要措施等所有事项，如不得到关东军司令官的批准，伪满洲政府就做不成任何事情。
在溥仪与关东军之间有一个中间人，直接控制溥仪，是溥仪这一傀儡背后的直接牵线人，先称侍从武官，之后日方新设“帝室御用挂”职务并委任吉冈安直担任该职。
从1934 年担任“帝室御用挂”，一直到1945 年伪满倒台，吉冈安直由一个中佐升至中将，正是由于他出色地担任了溥仪的监视人和行动总导演。溥仪回忆：
“我出巡、接见宾客、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一概要听他的吩咐。”
吉冈曾经用严厉的口吻告诫溥仪说：
“日本天皇陛下就是你的父亲，关东军是代表天皇的，所以你得事事听他的话！”
吉冈安直作为关东军的代理人，溥仪对他唯命是从，他操控着溥仪的一切行动。
03 小结
溥仪作为伪满政权的元首，其在十四年的元首生涯一直扮演着傀儡角色，他曾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逆历史潮流而动，怀揣着复辟大清的欲望投靠日本侵略者，是伪满汉奸的代表人物，而其十四年的元首生涯中一直被日本侵略者所操纵与限制，被关东军玩弄于股掌之间，其动机是可憎的，结局是可叹的。
溥仪伪满元首的傀儡性并不是孤立的，是整个伪满政权傀儡性的一个缩影。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扶植傀儡政权只是其对侵略性的一种掩饰，其最终目的在于有朝一日能够将完全吞并中国东北这一地区。但后来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了。
